尋找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DNA”

——馬克思主義文論教材建設的回顧與反思

□ 董學文

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作為一門學科并進入教材，在我國最早是上世紀70年代的事。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的傳播雖然早就開始了，但相當一段時間沒有形成學科，也沒有專門的教材。馬克思主義文論教材，起初采取的是單篇講解的形式，后來覺得這樣不容易把握經典作家文藝思想的本質和全貌，不容易看清學科體系，就逐步過渡到對馬克思主義文論進行較完整闡述的編寫階段。譬如，1978年北京大學中文系文藝理論教研室編寫的內部教材《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文藝論著》，就是采用單篇講解的形式;1982年中國人民大學紀懷民等四位教師編著的正式出版的封面標明有“高等學校文科教材”的《馬克思主義文藝論著選講》，也是單篇講解的形式;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北師大劉慶福、華東師大黃世瑜作為正、副主編的“高等師范學校教學用書”《馬克思主義文藝論著選讀》，也是采用單篇講解的形式。當時，各地院校編寫的馬列文論教材，基本上都是采用這種模式。單篇講解的好處是能比較直接地面對文本，讀者感到比較具體、好把握。

馬克思主義文論教材過渡到體系化編寫階段，大致是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的。比如，傅騰霄等人編寫了《馬列文論引論》，1999年就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就是力圖從歷史發展的角度對馬克思主義文藝觀進行新的科學闡釋。這也許不是這樣做的最早一本，但它確有相當的代表性。與此同時，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史或文藝理論發展史的編寫也提上了日程，這是研究取得進展和深化的表現。當然，進入到這一階段，編寫者的研究理路與方法、系統與格局、風格與面貌是不盡相同的。

進入90年代以后，隨著形勢的變化，文藝理論版圖的移動，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同整個馬克思主義學說命運一樣，被明顯地“邊緣化”和“污名化”了。許多研究者紛紛轉到其他學科領域，堅持開設馬克思主義文論課的學校和教師已為數不多。文藝理論教學和科研陣地，除部分古典文論外，基本上被西方現當代文論所左右和統治。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幾乎被當成“保守”、“教條”、“僵化”的代名詞。

我經歷了馬克思主義文論作為一門學科和編寫此類教材工作的全過程，深感其中的樂趣和困難，也深知它的價值和意義。我們既要遭遇一些人的輕蔑與冷眼，也要遭遇一些人的搗亂和敗壞。面對整個經濟學、法學、社會學、政治學等學科教學和研究疏離馬克思主義的局面，馬克思主義文藝學面臨的困境也就可想而知了。

但事實是最無情面的東西，它會把一切謗言和謊話打得粉碎。在正反兩方面經驗的沖洗和教訓中，人們越來越認清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不朽價值和學理意義。眼下文學理論和藝術理論界為何死氣沉沉，缺乏原創與活力?為什么真正的批評和爭鳴開展不起來?說穿了，就是多年離棄和忽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革命的辯證的批判精神的結果。文藝理論變成了不中用的“銀樣镴槍頭”。所以，我這里特別想說的是，我們要增強馬克思主義文論的自覺和自信，努力把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這門學科的威望和威信重新樹立起來。

教材是科學精神與思想的搖籃，是現代學術傳承的重要媒介與手段。教材是一門學科的較為固定的標識，一門學科的名片，是了解一門學科的鑰匙，也是一門學科的基本庫存。一門學科確立的學理合法性，往往是通過教材呈現出來的。因為它包含著學科對象、論域范圍、理論根基、方法特征和價值訴求等多個方面。我們要向社會尤其是青年學生宣傳和普及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沒有相應的教材來“傳道”“授業”“解惑”，是很難奏效的。因之，我們要把編寫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教材放到應有的重視的位置。

毋庸諱言，目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教材的編寫還存在一些問題和缺欠。這些問題和缺欠表現在哪兒呢?客觀方面的問題暫且不談，主觀方面的問題和缺欠，我認為主要是這樣幾點：一是底氣不足;二是資料不夠;三是范式老套;四是隨意嫁接。底氣不足就缺乏自信，對本來正確的東西也不敢堅持，總覺得馬克思主義文論不如西方文論“時尚”、“現代”、“有學術含量”。資料和文獻支撐不夠，就成了“只有三兩染料，也想開個染房”，因之顯得色彩單調、薄弱干癟。范式上習慣陷在“文學概論”或“文藝理論”的窠臼里，把握不住經典作家特殊的提問方式和求解路數，往往無視其獨有語境和視角立場。再有就是隨便把一些和馬克思主義不相干甚或嚴重抵牾的觀點和意見編織、組合、摻雜到馬克思主義文論體系中來，造成“四不像”，釜底抽薪地閹割了馬克思主義文藝觀的精髓和靈魂。上述這些問題，其結果不僅造成不能了解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文藝思想的原貌，而且消解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威力和聲譽。

正因如此，我在編著《馬克思主義文論教程》(2015年3月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這部教材的時候，特別注意要盡量對馬克思主義文論的重大基本問題作全息性的呈現，盡量為讀者提供“回到馬克思”等經典作家原典的“地圖”，盡量到經典文本的“第一現場”中去提取理論信息。在這個問題上，我認為沒有還原就沒有發展，沒有還原就難以開掘，沒有開掘就難以創新。從現實狀況和學理目標來看，準確詳實地“回到馬克思”，恐怕是最為迫切、最有針對性的舉措。長期的閱讀和研究經歷使我發現，文藝理論上的許多爭論與問題，大多是由于對馬克思主義原典若明若暗、知之甚少或扭曲誤解、有意掩蓋造成的。

此外，馬克思主義文論教材不應是一個“水果盤”，也不應是隨意編造的“大花籃”。馬克思主義文論教材的任務，是尋找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DNA”。找到了它的“基因圖譜”，我們就能判斷出其后哪些文論屬于馬克思主義范疇，哪些文論不屬于馬克思主義范疇，哪些已經“變異”或“他化”。所以，不管理論怎樣翻新，但改變不改變“DNA”，則是區別其分歧的核心所在。現在有些研究者喜歡說自己是“牢固地站在馬克思的立場上”，可又偏偏常在逃離、背棄和奚落馬克思主義文藝觀上做文章。這只能說明，有些人的文論“基因”與馬克思主義文論的“DNA”已是不一樣的。如何不改變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DNA”，這是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和教材編寫面臨的關鍵課題。

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是發展的，它一定會隨著時代改變形態，隨著與不同民族藝術實踐的結合改變模式。不過，有一點需要說明，那就是馬克思、恩格斯是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的創立者，他們的文論與整個馬克思主義文論二者之間，是源和流的關系，即他們的文藝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文論的淵源，馬克思主義文論則是包括源頭在內的整個馬克思主義文論流域。這其中，把握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文藝思想是根本性的工作。它既是認識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科科學精神的基礎，也是當今發展與拓新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動力。隨著研究的深入，我們把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成果納入馬克思主義文論的行列，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須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在中國已經產生新的面貌。

好教材給人以知識、思想和信仰

——以董學文《馬克思主義文論教程》為例談馬克思主義文論教材編寫與教學

□ 中國藝術報記者 何瑞涓

自上世紀70年代中期以后，我國有了專門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學科，也有了第一本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教材——《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文藝論著》。教材由北京大學中文系文藝理論教研室編寫，1978年9月內部發行，供工農兵學員學習使用，其中編者就有北京大學中文系教師董學文。三十余年后，2015年3月，作為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教材的最新成果，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董學文新著《馬克思主義文論教程》出版。近日，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組織的第九期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論壇召開，董學文、張永清、祝東力、陳飛龍、馬建輝、孫書文等近二十位老中青三代學者齊聚，結合國內諸種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教材，就“馬克思主義文論教程：體系與方法”論題展開深入研討。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是做拼盤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是做拼盤”，《文藝理論與批評》雜志主編陳飛龍強調，不能把教程弄成馬列文論、文學概論、古代文論、西方文論的大雜燴。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孫書文指出，我們老是覺得編個教材太容易了，甚至在某些特殊年代，北大中文系的學生自己編教材，實際上編寫一本好的教材非常難。研究的態度是編寫教材最需要的，比如韋勒克的《文學理論》，很多人評價不適合當本科教材，但是它又是流傳非常廣的一本教材。這種研究的態度也同樣體現在董學文新著《馬克思主義文論教程》當中，其中融入了作者多年來的研究心得。同時該教材還體現出辨析的態度和歷史的態度，一些馬列文論中的問題如意識形態和意識形式、自轉和公轉等，書中都講解得非常清晰，只有身處其中并一直關注的人才能夠寫得出來。這樣的教材體現出三重境界，一是讓人從中學知識，二是從中獲得思想，三是從中獲得信仰。

董學文的《馬克思主義文論教程》，可以說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鮮明地體現了他的主張——“回到馬克思”，書中嚴謹地引用了大量馬克思、恩格斯經典著作中的文句，梳理了馬克思主義文論的經典命題。教育部社科中心文化美育處處長馬建輝認為，《馬克思主義文論教程》知識供給角度更為全面，如對文藝本質的探討給出了三種維度的立體回答，有開闊的胸懷，只要對馬克思主義解讀有益的都加以吸收;該教材思想更為深入，與原著結合得也更為扎實，重返原典，去偽存真。

馬列文論在高校遭遇尷尬，好教材還需好老師

孫書文曾在山東師范大學開設過馬列文論課，本科四個年級大概兩千學生，選修這門課程的只有二三十人。這不僅僅是一所大學一門課程的狀況，董學文、祝東力、馬建輝、蔣洪生等學者指出，上世紀90年代以后，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同整個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命運一樣，被明顯地“邊緣化”和“污名化”，不僅文藝理論陣地除部分古典文論外基本上被西方現當代文論所統治，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法學等的教學與研究也已基本拋棄了馬克思主義，尤其是一些上馬克思主義課程的老師實際上不懂或者不贊同馬克思主義，甚至是持著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來給學生授課。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張永清也說：“我給人大本科生上過幾年馬列文論課，我能夠判斷——再好的飯，學生也不一定愿意吃。”

有好飯，好教材，還要有好老師。蘭善興、蔣洪生、謝俊、馮巍、崔柯、唐利群等青年學者也強調，這不只是授課對象接受不接受的問題，更重要的是授課主體本身能否將好教材先消化吸收，高校老師本身沒有把馬克思主義文論吃透，那么即便有好教材也未必能教好。因而，培養有馬克思主義精神、真正信仰馬克思主義的青年教師極為重要。董學文在北大中文系教馬列文論課程近四十年，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課程非常叫座，當時學生評價說北大講課最好最受歡迎的老師一位是錢理群，一位是董學文。兩位老師授課的觀念迥然有異，而學生不管這些，只要覺得講得好就愛戴和擁護。董學文的授課經驗是，“你要想當一個好老師，前提就是要研究”。他上課時很少照本宣科，而是把很多自己思考研究的命題拿到課堂上，釋放給學生，學生很感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