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淀八年，打磨五載，以諜戰題材聞名的作家麥家，為讀者帶來了新作《人生海海》。這次，麥家不再是那些風云詭譎諜戰故事的講述者，而是一個想要與童年和解，與故鄉和解的歸鄉者。

《人生海海》的故事圍繞著一個很“謎”的上校展開，他當過國民黨軍隊的上校，是革命群眾要斗爭的對象，但大家一邊斗爭他，一邊又巴結討好他；他極富男性特質、勇猛剛毅，但被人稱作“太監”；他贏了無數場仗，卻敗給一個不足道的秘密，屈辱半生。上校的一生，就是大半部中國現代史，他在時代中穿行纏斗，離奇的故事里藏著讓人嘆息的人生況味，既有日常滋生的殘酷，也有時間帶來的仁慈。

生于1964年的麥家，爺爺是基督徒、外公是地主、父親是“右派”。在特定的年代，這樣的家庭成份注定了麥家成了那個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也許是我內心特別脆弱、細膩，我還真是被這些東西打倒了。”

麥家從九歲開始，連續四五年常常失眠，老家浙江富陽蔣家村的木頭房子有著深深的屋檐、大大的窗戶，夜晚皎潔的月光透過屋檐鉆進來。還是孩子的麥家總是望著月光朦朦朧朧地睡著，他老夢見一只大鳥，似乎是老鷹，翅膀張開有一米多，那只大鳥要將他叼走，將他從村莊帶走。

童年的傷害即是高度個人化的經驗，也是中國二十世紀復雜歷史在個人生命中打下的印記。麥家想逃離家鄉，這個帶給他太多痛苦、掙扎、孤獨的地方。

時隔四十多年，歷經坎坷寫作、成名、喪父、生子，掙扎半生的麥家才在寫作中積蓄起力量，得以回望過去，求真贖罪，告別自己與生俱來的恐懼和陰暗。

6月3日，澎湃新聞記者在“麥家理想谷”見到了麥家。

“麥家理想谷”是一幢褚紅色二層小樓，藏身于浙江西溪濕地，小樓進門處寫著“讀書就是回家”幾個字。綠蔭掩映滿墻書籍，這里是麥家為熱愛文學和閱讀的年輕人提供的棲居，茶水書籍免費，還有為有潛力的年輕寫作者提供的創作房間。

“采訪的東西不可信，小說家喜歡騙人，說的東西都是圍繞作品。”身著藏藍色短袖，戴著標志性的黑框眼鏡，麥家溫和地與每個來訪者握手招呼，雖然照面就打趣說“采訪不可信”，又直言這些年一直在追求真相，“一個人如果面對自己都做不到真實，那怎么可能去面對更龐大更復雜的一些東西，所以近幾年我慢慢講述一些過去的事情，講著講著都有點后悔了，不應該全講出來啊。”

麥家說自己怕被誤解，不十分愿意談某些“深”的東西，但也坦誠地敘述這幾年經歷的困境與煎熬，語速和緩，聲音低回，像是追溯過去又好似自我反省，“我一直生活在恐懼當中，一直擔心別人不了解我，一直渴望被了解。這種過度的自卑又給了我一種超級自尊的心理，一定意義上我有傲慢、清高，對人粗暴、簡單。”

八年前，麥家聲名正濃，《風聲》《暗算》等多部小說被改編成影視劇，收獲了巨大的知名度。嘈雜名利追逐而來，他的節奏被打亂了。他隱約意識到自己的感情積累和素材積累出現了一些問題。與此同時，父親的驟然過世又叫他“活活地埃了一棍”，也成為諸多問題爆發的缺口。“生活垮掉了，身體消瘦孱弱下去，沒法創作。”麥家進入了人生的枯水期，沒有欲望缺乏熱情，寫作缺席。

2012年蘇童和麥家同去倫敦，蘇童興致勃勃來到麥家房間，一眼看到他坐在窗戶沒有光線那一側，什么都沒有干，就是一直坐著。蘇童問麥家不出去走走？麥家一臉無辜地看著蘇童說：“出去干什么呢？我又不熟悉倫敦。”蘇童后來回憶，那個坐在幽暗的倫敦酒店房間里的身影，給蘇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許他在思考，也許只是在發呆。

沒有寫作的日子，麥家就在文學巨匠的作品中采礦，“重讀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他的作品吸引著我，又讓我害怕去看，他對人性之惡做了一種非常客觀、有吸引力的剖析。在這次的重讀中，我心里想的一些東西，在他的作品中和他相遇了。仿佛和這個我很敬仰的大師做了一次豐富的交談，這對我來說是一種滋潤，甚至是溫暖。我想寫一些心里特別想說的話。”

父親過世三年后，麥家開始提筆創作《人生海海》。“人生海海”是一句閩南方言，年輕時麥家學校畢業分配到閩南工作，在田野間常常聽到當地人唱這首《人生海海》的民歌，當事情沒做好時，當地人會說“沒事，人生海海，做錯一件事不可怕”。這個詞也就跟著麥家一起成長，最終把它放進小說，借著一個溫柔而充滿力量的女人的口說出“人生海海，敢死不叫勇氣，活著才需要勇氣”。

麥家對這部小說充滿期待，這不光是一個“上校”的故事，而是每個人的故事，每個人面對生命的苦難，怎么和苦難的命運相愛，怎么在頑強中把人性光輝的一面體現出來，“小說可能你們看著會有一點難過，但是這種難過可能也是要追求的一種感受，人生有很多體驗，有時候害怕有時候追求，但不要因為這種難過把生活的某一些熱情消解，那不是我想帶給大家的。”

至于麥家自己與過去和解了嗎？麥家說：“沒有那么容易，好像還是沒有告別，我還是和過去藕斷絲連。”

麥家

“我決定把它寫成書，不但希望自己得到慰藉，還希望去慰藉別人”

澎湃新聞：《暗算》拿下茅盾文學獎，多年的寫作追求終于得到了認同，后來為什么會進入那種枯水期？

麥家：我的內心是特別恐懼、害怕見生人的，成名后被強迫推到了公眾面前，一方面是給了我自信，另外一方面也是增加了我的恐懼，我不知道怎么跟大家交流。所以有一陣子，我突然失聲了，不知道怎么寫作，我老是走不出童年，走不出這種陰影，這種寫作是有問題的。因為寫作首先是要讓自己內心自由。我記得誰說要解放自己，自己解放不了，怎么解放別人？美國評論家桑塔格，她說文學是讓人進入自由地帶的護照。我連自己都不能給一個護照，怎么給讀者？所以我一直在想，我的寫作應該重新出發。

澎湃新聞：夢境中那只帶你逃離的大鳥，和你的寫作有什么關系嗎？

麥家：我后來一直想，為什么我的寫作會寫所謂的強人、超人、英雄，可能跟這只鳥有關系，不管是《解密》里的容金珍也好，還是《暗算》里面的黃依依、瞎子阿炳，用李敬澤的話說，都是“弱的天才”。一方面有缺陷，缺陷來自于我的家庭，天生有罪，我要逃離這個村莊，必須要有英雄氣質。所以我想我寫那些所謂的英雄、強人、超人都是和我童年的不幸、童年的夢想、童年的困難極其相關的。我的寫作一定意義上來說是一個被童年困住的人，在試圖逃離童年。

澎湃新聞：是從什么促使你選擇從一直在逃避的“故鄉”重新出發？有畏懼感嗎？

麥家：諜戰的題材我已經寫了七本書，素材和感情都被稀釋掉了。而我還有一塊生活從來沒去碰過，也是一個作家經常觸發的地方，就是故鄉和童年。我想重新換一個戰場，另立山頭。

肯定是害怕的，我跟故鄉的關系比較特殊和復雜，父親也屬于故鄉的一部分，我痛恨他的粗暴也痛恨他的身份帶來的一切，等我開始慢慢與他接近時，他又忽然離世。我怕再回到童年、回到故鄉的時候感情不是那么穩定，會意氣用事，帶著一種情緒去寫，這樣肯定是要失敗的。

我要等待這種情緒的平復，至少我能夠客觀的去看待自己童年的特殊時代的時候我才能去寫。這需要一個生命的歷程，在20年前我肯定做不到。但是后來由于父親的去世，包括年齡的增加，閱歷的增加，還有本身成功了等等方方面面各種原因，幫助我能夠比較公正公平，心平氣和的去看待童年、故鄉。直到那個時候我覺得我可以去寫。

澎湃新聞：《人生海海》的后半部分，似乎每個人都在贖罪，恩怨在消融，傷口在愈合，這是你的心理投射嗎？

麥家：是的，小說中的“我”和一家人都在贖罪，其實我決定要去寫這本書時，就決定要寫一群贖罪的人。首先我有贖罪的心理，筆下的人才會贖罪，他們在替我背負這個十字架。

澎湃新聞：如何理解這種“贖罪”？

麥家：我的生命中肯定有需要救贖的地方，并不是我犯了什么罪，而是生命當中遇到了一些沖突。童年時期被人欺負，少年時期跟父親關系決裂，這些沖突之后就會留下傷害。包括我和父親長時間對立的關系，即便后來的彌補我覺得沒有太及時，這些都是一種內心的陰影。有陰影其實就需要一種救贖，因為你想把這些陰影洗掉。

小說中林阿姨將自己的晚年完全奉獻給上校，就是一種自我救贖，也是一種自我完善，等于你內心哪一塊地方有一角破掉，要去把它補滿，這是一種精神需求。

澎湃新聞：你從中得到了慰藉嗎？小說中“我”的第一任妻子在臨死前對他說了一些非常動人的話，是否可以理解為人是可以在愛中找到某種平和與救贖的？

麥家：很好啊，你能看懂人生海海，要愛來相伴。人其實蠻孤獨的，一方面人生很短，一方面人生很長，尤其對有些生命來說，它需要經歷很多起落沉浮，精神上很受煎熬。但我覺得要化解這些，就是一個字“愛”，有人愛他，他心里有他愛的人。

寫《人生海海》是我本身生命的一種需要，同時我設想每個人生命中都有殘缺的一面，都需要去自我完整，自我救贖。我決定把它寫成書，不但希望自己得到慰藉，還希望去慰藉別人。你們在閱讀的時候也會為上校擔心，為林阿姨揪心，有時候又突然原諒，最后又為林阿姨的悲狀感動，也為上校有這樣的老伴感到欣慰。我覺得這些都是對別人內心的一種撫慰，我們的內心很多時候是一種沉睡狀態。

澎湃新聞：擁有這樣敏感細膩的內心，但近幾年又慢慢向外界剖析自己，這對你來說有掙扎嗎？

麥家：有啊，我講著講著都有點后悔了，我覺得這些都不應該講，結果我都講出來了。很多東西也就是到最近這些年才開始逐漸披露，面對這些需要勇氣和心理準備的。我不知道是年齡在起作用還是新的人情關系在起作用，這些年我好像面對自己越來越坦然，面對他人越來越誠懇。真誠地面對別人，把自己的一些真相交給讀者，幾乎成為了我的一個習慣、一種人格。

文藝之道就是真善美之道，“真”肯定是第一，如果一個人在真相面前不堅決，那后面所謂的“善”和“美”都是不可靠的，這個“善”可能是偽善，“美”也可能是虛假的、空洞的美。但是“真”其實都很難做到。

澎湃新聞：在寫作語言上，小說從前半部鄉土式的語言到后半段走向現代語言，這個過程你是怎么把控的？

麥家：很高興你注意到了這點，這是一個技術層面的問題，但也確實挺難的。小說基本上是從一個封閉的、半個多世紀前的鄉村走向今天，走向世界。那我的語言就要跟它配套，鄉村還是帶著鄉村的一些方言，然后一點點地向現代語言開放，這個過程其實非常難。

我想讓語言有種鄉土氣息，其實給我帶來了巨大的麻煩和困難。你要對這種家鄉方言土語進行一些改造，進行馴化。其實你本身不是這個節奏，但你現在必須要改變本身自己的節奏去創造一種新的節奏，而且它是一個一針一線的事情，就像織毛衣一樣，有點戴著鐐銬跳舞的感覺。

最后似乎證明我那種語言挑戰和約束其實非常好。小說它除了故事結構人物，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元素，甚至很表面的元素，就是要一種文學性的語言。什么叫文學性語言？就是你對現代漢語是有一種創造性的探索。其實語言就像鈔票一樣，用久了以后這個鈔票會舊，會越來越難看。但完全用著新的鈔票，別人也不會用你。你必須還是要那張鈔票，但你一點點去改變它，保持語言陌生度和新鮮度，讓一個舊的語言在你的手上重新有生命和光澤。

麥家

“我對文學有一種執念，雖然受盡屈辱，甚至羞辱，還是放不下”

澎湃新聞：當年《解密》被退稿17次，懷疑過自己的才華嗎？

麥家：很懷疑，中途也好多次想放棄，但放棄不了。我覺得這和我這個人本身有關系，我其實跟外部的交流一直不是很通暢，有點輕度的社交恐懼癥，害怕跟一些陌生人去打交道，害怕走到人多的場合，生活中也沒有太多的愛好，就喜歡和文字打交道。和世俗生活關系比較緊張，走不進去，還是只能回到文學那里去。因為已經與它廝守了十幾年了，有感情。通過閱讀和寫作，我有那種把自己安放下來的經驗。

我對文學有一種執念，一直離不開它。雖然受盡屈辱，甚至羞辱，被頻繁地退稿，有時候也意氣用事不想寫，但是賭氣賭個三個月半年，然后又回去寫，還是放不下。

澎湃新聞：作品大獲成功后，你似乎又對成功很困惑？

麥家：其實這還是我這個人本身的問題。今天你如果問我幸福嗎？我還是覺得我不幸福。是你想要的東西沒得到嗎？好像也不是，我覺得自己想要的好像都有。

但為什么還是不行，不滿足，內心不平衡？我覺得我心里從小好像有個刀疤在那，既然有個刀疤，那陰雨天它會隱隱作痛，它成了一種自然現象，它不是一種理性的，它是一種感性的東西。對一位作家來說，成名是一件好事情，它意味著精神上的苦苦追尋終于得到了世人的認可；同時又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作家要探究人心靈的深淵，所以時常容易陷入寬大的寂寞和孤獨中。它究竟是要脫離世俗去追求一種精神上的純粹。

澎湃新聞：還記得當時得知獲得茅盾文學獎消息時的情景嗎？

麥家：我還真記得那天那個狀態，當時我正好跟隨中國作協去茅臺鎮采風，鎮上一條街每家店都在賣茅臺，我們稱之為“野茅臺”，我們當時就在一家店里喝著“野茅臺”。小鎮本身也不怎么熱鬧，我們幾人喝的時候已經是晚上11點了，夜深人靜時分，接到了鐵凝的電話，通知我《暗算》拿了那屆的茅盾文學獎。

很開心啊，因為完全沒想到，《暗算》的風格和茅盾文學獎本身的風格不大吻合，以往寫實的、現實主義作品獲獎概率比較高，所以即使之前進了候選名單，我也沒多想。獲得茅獎對我來說很重要，是對我的一種肯定，總是一件令人安慰的事情。當然不能為了某一個獎去寫作，迎合別人會亂了自己的節奏，把自己的本身有的一些生命厚度丟掉了，即使得了也沒什么意思。

澎湃新聞：你的多部小說都被翻譯介紹到其他國家，你怎么看待中國文學在世界上的影響力？

麥家：整個中國文學在國際上傳播都是很微弱的，沒有我們想象的那么容易。一是因為文化隔閡，二是東西方本身的差距造成的。這些年一直是整個東方仰視西方，雖然中國崛起了，這種仰視的角度在發生變化，但整體還是仰視。而西方被仰視之后，它有它的傲慢，傲慢導致一種偏見，直到今天，西方人對中國所表現出的傲慢和偏見還讓人沮喪、憤怒。

我看了2000多部西方優秀作品，但就第一梯隊、頭部的作品而言，我覺得中國優秀的文學作品和他們沒有什么高低之分。只是我們的寫作群體特別大，中部的寫作水平相對來說還比較弱。

關注一個國家，文學其實是最好的方式，小說是民族的歷史。在沒有機會出國的那個年代，我們也會對俄羅斯、對美國、對西方很多的國家非常地了解，就是因為我們讀了那些國家大量的文學作品。至少現階段，除了文學，我們很難有其他方式讓他們客觀、公正地看到一個真實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