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美之南：三個詩人的故事”講座現場

阿根廷藝術家雷安德羅·埃利希的個展“雷安德羅·埃利希：太虛之境”正在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舉辦。7月27日，展覽舉辦第三場學術講座“南美之南：三個詩人的故事”，詩人西川通過三位當代拉美詩人——阿根廷的博爾赫斯、胡安·赫爾曼以及智利的波拉尼奧的詩歌寫作，為聽眾構建出一個鮮活生動、富有歷史感的“南美之南”藝術文學場景。

主講人西川

說不清的拉丁美洲

西川第一次去拉美，是去巴西參加“世界知識分子大會”。西川當時很猶豫，覺得從中國到拉美的路途過于遙遠。北大教授趙德明建議西川一定要去一趟，“這一趟有可能會改變你的世界觀”。西川于是踏上他的首次拉美之旅，如趙德明所言，這趟旅程改變了西川的世界觀。

拉美給西川一種“很難說清”的感覺。當他站在拉美的星空下，涌起一股無力感。他發現在拉美抬頭望天，看到的星座都不認識，這時他才醒悟自己在北半球建構起的知識體系在南半球失效了。“這種說不清的感覺，反倒讓我覺得拉美是一片特殊的地域。”

智利瓦爾帕萊索被涂鴉占滿的小巷

西川用旅途中拍攝的照片向聽眾展示拉美的奇特：智利古城瓦爾帕萊索滿街都是涂鴉，而且這種涂鴉與世界上其他地方都不一樣；智利詩人聶魯達家門上的裝飾表現著拉美人對色彩和裝飾的熱愛；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街頭書攤擺著亞里士多德和康德的書；西班牙詩人加西亞·洛爾卡曾經住過的旅店每周留出一天時間邀請游客到店里品嘗洛爾卡當年吃過的點心……在西川看來，這些例子充分說明了拉美文化的奇特和拉美人對文化的重視。

智利圣地亞哥聶魯達故居的屋門

1933年,加西亞·洛爾卡曾在Castelar酒店下榻

最讓西川驚訝的拉美城市是布宜諾斯艾利斯，市里有座由意大利建筑師根據但丁《神曲》的內容和結構建造的大樓。《神曲》分為“地獄”“煉獄”“天堂”三部分，每部分各33篇,加上《地獄篇》前的序言,共100篇。這座大樓有30多層在地下，對應神曲的“地獄”部分，30多層在地上，對應“煉獄”部分，最上面的30多層則是“天堂”，這讓西川覺得非常奇妙。

以《神曲》的內容和結構建造的大樓

布宜諾斯艾利斯被博爾赫斯寫成了一座永恒之城。博爾赫斯有一篇短篇小說叫《玫瑰街角的漢子》，故事發生地就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巴勒莫區，講一群好斗的男人經常聚集在街角玩刀子。“玫瑰街角”這地方確實存在，“玫瑰街角的顏色和氣氛都特別像博爾赫斯的故事”，西川回憶。據說，博爾赫斯去世后，阿根廷人為了紀念他，將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一條街道命名為“博爾赫斯大街”，以示對這位偉大作家的敬意。

布宜諾斯艾利斯巴勒莫區，博爾赫斯小說中寫到過的玫瑰街角

博爾赫斯大街

西川還分享了一段恐怖經歷。他在巴西的時候，有人告訴他夜間不能上街，夜間在街上走的話，走著走著后面的人可能給他一刀，他就變成鬼了。西川當時覺得太魔幻了，他認為魔幻現實主義對拉美人來說就是現實。

說不清的拉美文學

拉美文學爆炸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拉美發生“文學爆炸”，誕生了許多偉大的作家，如馬爾克斯、略薩、富恩特斯、科塔薩爾……西川有一個疑問，為什么拉美作家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能引發文學革命，并傳播到全世界？

西川認為這與拉美人奇特思維方式有關，他舉了自己和巴西數學學會主席庫布里斯克一同坐飛機的經歷。庫布里斯克對他說，“我要是現在在飛機上鑿一個洞跳下去，正好會落到我們家的房頂上。”西川當場就震驚了，疑惑數學家怎么會有這么奇特的想法。

他說自己問過庫布里斯克，數學家和物理學家有什么區別？庫布里斯克回答，“物理學家負責解釋世界，數學家則給世界設計模型”，并說數學家跟詩人的一個共同之處是他們都只需一只鉛筆和一張紙。這讓西川想起E.T.貝爾編寫的《數學精英》序言中的一句話——“沒有詩歌頭腦的數學家不是完整的數學家”。

西川問庫布里斯克，“為什么文學爆炸會發生在拉丁美洲，而不是在世界上其他地區？”庫布里斯克回答：“因為拉丁美洲苦難深重，它有那么多的苦難，但光有苦難成就不了偉大的藝術，還需要陽光燦爛。苦難深重加陽光燦爛，再加上拉美人有那么多的精力、那么多的胡思亂想，文學爆炸就產生了。”

“我們在拉美小說中找到的永遠都是政治、歷史和奇妙的想象”，西川認為，聶魯達的《漫歌集》就是用文學處理歷史的好例子，聶魯達用一種特殊的方式把拉美的歷史處理成像畫一樣的風景，并把它不斷串聯起來。同時，拉美許多國家和地區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都出現過軍事獨裁，對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都產生了非常重大的影響，尤其是對拉美的藝術家和作家來說。

博爾赫斯：寓言作家

談到“南美之南”的詩人，自然少不了阿根廷大詩人博爾赫斯。西川認為，“博爾赫斯是一位永遠不會褪色的作家，他提供了一種思維方式和一種觀照世界的方式。”作為阿根廷人的驕傲，博爾赫斯早已成為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象征。但據西川透露，博爾赫斯和藹文雅的形象背后，實際上藏著一位尖酸刻薄的老者。

博爾赫斯

阿根廷人喜歡抱怨，博爾赫斯也不例外，他經常和好友比奧伊·卡薩雷斯(《莫雷爾的發明》的作者)一起在餐廳吃飯，博爾赫斯常做的事情就是抱怨。卡薩雷斯回家就把博爾赫斯當天說過的話偷偷記下來，這些筆記在幾年前出版，就叫《博爾赫斯對話錄》。現在只有西班牙文版，沒有英文版。據說，出版英文版的出版社希望能刪去一些內容，因為書實在太厚，但阿根廷的出版社不同意。西川認為，這本書翻譯成中文肯定很有趣，他猜測博爾赫斯罵起人來肯定不帶臟字，是“擠兌人的那種罵法”。

博爾赫斯和好友卡薩雷斯在餐廳的雕塑

西川還在現場展示了一本博爾赫斯親筆簽名書，那來自于另一段奇遇。1997年，西川去阿根廷參加活動，現場有位老頭說要送西川禮物，用紅色盒子包著，西川打開看是博爾赫斯的簽名本。原來，老頭來歷不小，名叫卡洛斯.R.路易斯，是位語言學家，曾經聽過博爾赫斯的課。1961年，博爾赫斯送他這本簽名書，希望他在將來把這本書送給一位從遠方來的說著奇怪語言的翻譯者。卡洛斯.R.路易斯認為，西川就是最佳人選。這段奇遇讓西川訝異不已，似乎只有在南美這片神奇土地上才會發生。

2017年9月在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博爾赫斯學生卡洛斯.R.路易斯將博爾赫斯簽名本《創造者》一書贈與西川

談到博爾赫斯的小說，西川認為博爾赫斯是像霍桑、麥爾維爾、卡夫卡、卡爾維諾那樣的“寓言作家”。“他們并不是寫生活場景，他們寫的小說具有預言性，充滿了問題和對問題的思考，而且這些問題會從文學中蔓延出來，充滿象征性。”

胡安·赫爾曼：隱秘動物

胡安·赫爾曼是深受政治影響的阿根廷詩人。早年支持貝隆政府，后來轉向左翼，既是共產黨員，又是烏克蘭裔的猶太人，身份非常復雜，還在中國新華社駐智利分社工作過。西川來中央美術學院之前曾在新華社工作過，因此笑稱自己和胡安·赫爾曼是同事。

胡安·赫爾曼

“胡安·赫爾曼是典型的銘記現實的詩人。他的整個經歷，他寫到詩歌里邊，將其記錄下來，成為偉大的文學作品。”胡安·赫爾曼早期的詩歌直接寫革命，后來的詩雖然不再那么尖銳，但仍然充滿對歷史和現實的思考。他最有名的一首詩叫《動物》，西川在現場做了朗誦。

我與一只隱秘的動物住在一起。

我白天做的事，它晚上吃掉。

我晚上做的事，它白天吃掉。

只給我留下記憶，連我最微小的錯誤和恐懼，

它也吃得津津有味。

我不讓它睡覺。

我是它的隱秘動物。

胡安·赫爾曼來中國參加過活動，由西川主持。見面聊天的時候，西川問胡安·赫爾曼怎么看博爾赫斯？胡安·赫爾曼說：“我可以原諒博爾赫斯，因為博爾赫斯是一個瞎子。博爾赫斯了解的世界是別人選擇給他的世界，是博爾赫斯身邊的秘書、身邊的朋友給他講的世界。博爾赫斯自己不知道這個世界究竟在發生什么。”

2009年4月,西川與胡安·赫爾曼

西川認為，拉美的軍事獨裁對拉美的知識分子影響非常大，其中影響最大的可能就是胡安·赫爾曼，所以他才有此言。

波拉尼奧：現實以下

波拉尼奧1977年開始寫作，2003年死在巴塞羅那。在生命的最后20年，波拉尼奧寫了10部長篇小說、4部短篇小說和3部詩集。波拉尼奧是“死后成名”的最佳例子，生前默默無聞，死后聲譽日隆。隨著長篇小說《荒野偵探》和《2666》中譯本的出版，波拉尼奧在中國已經成為一種文化現象。

波拉尼奧

西川介紹，波拉尼奧不喜歡聶魯達的詩，因為他覺得聶魯達的詩寫得過于超現實。波拉尼奧把自己的詩稱為“現實以下主義”，“現實以下主義”融合超現實主義、達達主義和街頭劇場，是一種“劣等的、下等的、超低的現實主義”。在西川看來，波拉尼奧與生活、大眾和政治的關系都與“現實以下主義”有關。

“波拉尼奧主要因為他的小說出名，但他始終認為自己是一位詩人。”西川在現場讀了兩首波拉尼奧的詩。他說，波拉尼奧的詩里充滿了性，身上洋溢著青年人的熱情，而青春走向極端就是死亡。“波拉尼奧身上有一種黑暗的天賦，使得他到這個世界上來創造、來寫作、來走投無路、來革命、然后流血死掉。”

到現在，拉丁美洲的年輕人依然不減對生活的熱情和創造力。他們用紙殼板或包裝箱自己制作詩集的封面，拿到市場上去賣；或者把埃茲拉·龐德和博爾赫斯的肖像繡在襪子上。西川用“冒泡”來形容拉美年輕人的狀態，像波拉尼奧，就曾在墨西哥詩人奧克塔維奧·帕斯朗誦會的門口放鞭炮。

阿根廷年輕詩人的詩集

襪子上的埃茲拉·龐德和博爾赫斯

還有一次讓西川印象深刻的經歷發生在2016年第36屆世界詩人大會上，西川遇到《撒旦探戈》的作者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拉斯洛與另一位拉美作家一前一后登臺演講，西川能明顯感覺到拉斯洛說話特別慢，特別沉悶，就像他寫的長句那樣；而拉美作家的發言則充滿奇思妙想。西川覺得拉美作家“身上都在冒泡，細胞里邊都是藝術，陽光、邪門，富于創造力”。

最后，西川總結道，拉丁美洲街道上的現實孕育出拉美迥然有別的文學場景和藝術場景。當中國作家反觀自身，如何獲得一種創造的可能性？西川認為，“只有當中國作家的語言來源于我們自己的生活、我們自己的現實、我們自己的歷史，甚至我們自己的政治，只有這個時候，我們的文化創造才不是一種抄襲性的創造，而是一種真正的原創。”

(圖片由主辦方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