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為什么這樣一句流傳了千年的話，至今常說常新？在中國作協主席鐵凝看來，它所表達的，不僅是白居易個人的藝術觀點，不僅是新樂府運動的綱領，也是對中國詩歌的根本精神、根本傳統的闡發。

“‘時’和‘事’，意味著從詩人的個人生命出發，向著廣大的民族生活、向著天下蒼生的共同命運敞開，意味著中國的詩人們對我們價值和情感的共同體、對民族的精神家園承擔著重大的責任。”11月28日至29日，由中國作協主辦的全國詩歌座談會在北京舉行，開幕式上，鐵凝致辭中的這番話，引起了許多詩歌界與會代表的共鳴。

站在新時代的起點上，時隔多年后再次召開的全國性詩歌座談會，意義深遠。正如中國作協黨組書記、副主席錢小芊在講話中所言，在這樣一個全新的歷史方位上，詩歌擔負著重大的歷史使命，也迎來了廣闊的發展空間。總結過去一個時期以來中國詩歌發展的歷程與態勢，展望新時代中國詩歌發展的圖景，分析當下中國詩歌創作評論的成績與問題，進行深入討論，進一步明確方向、凝聚共識，褒優貶劣、推動發展，正當其時。

中國作協名譽副主席賀敬之致信祝賀。中國作協副主席吉狄馬加主持開幕式。中國作協副主席李敬澤、閻晶明，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邱華棟、魯敏出席會議。嚴陣、周良沛、曉雪、黃東成、鄭伯農、丁國成、呂進、顧浩、鄭欣淼、葉延濱、舒婷、梁平、楊克、宗仁發、娜夜、何向陽、劉笑偉等來自全國各地的110多位詩歌界代表參加會議。

詩歌生態的充滿活力，正是我們國家充滿活力的重要標志

自改革開放起，詩歌的活躍程度一直在各種文學門類中位居前列，中國詩壇空前繁榮。評論家葉延濱認為，面對世界的向外姿態、面對現實的向下姿態和面對傳統的堅守姿態，這三大創作主潮大大深化了中國詩歌的題材，值得總結其成功與不足，以推動詩歌健康發展。

“這幾十年來，形成一個有趣的現象：我們的漢語詩歌里，既有現代詩歌的方興未艾，也有古典詩歌的如火如荼，還有大量的翻譯家，刻苦研讀國外的詩歌作品，使得無數字母構成的詩歌又幻化成我們的方塊字，進而影響著我們的寫作。”這是詩人張二棍對于當下詩歌創作最直觀的感受。盡管不同詩類之間也許存在一定的理念差異，但在他看來，對詩歌而言，再沒有比這更好的現象。“這樣時空縱橫的創作交相輝映，使得我們的創作既有傳承也有汲取，既有對比也有取舍。”

與此同時，少數民族詩歌迎來了蓬勃發展。一批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就活躍于詩壇的老詩人重新開放出絢爛的藝術花朵，各少數民族中都迅速涌現并成長起一批又一批的詩歌新秀，許多過去只有口頭流傳的民歌民謠和民間敘事詩的少數民族，也開始有了自己用筆寫作的第一代詩人和詩群。詩人曉雪表示，幾代少數民族詩人把藝術生命的根深深地扎在各民族的文化傳統和人民生活的深厚土壤中，表達出對故鄉、民族和祖國的深沉的愛，體現出鮮明的民族色彩和民族氣派。

在評論家何言宏看來，如果從總體上回顧與考察，新中國成立以來的中國詩歌的一個重要特點，和一個值得記取的經驗，就是營造和保持健康健全、充滿活力的詩歌生態。“這樣的生態，實際上也從精神與詩性的方面，體現了中國。詩歌生態的充滿活力，正是我們國家充滿活力的重要標志。”

詩歌的現代性，是重新恢復詩歌回應時代、回應現實生活的能力

上世紀八十年代，現代主義詩歌潮流的影響推動了一大批年輕人參與到詩歌創作中，以朦朧詩群等為代表的詩人留下許多沿傳至今的佳作，并使詩歌成為年輕人張揚自我、抒發情感的一大表達方式。這種影響，在新媒體的崛起中愈加張揚，正如葉延濱所言，詩歌成為了最大眾的傳情達意的工具，繁榮和雜蕪共存，多樣與無序同在，先鋒與通俗攜手。

在這其中，如詩人張燁所觀察到的，也有當下現代詩創作中流傳著的一種觀點：即將詩歌的現代性與現實隔離開來，認為詩歌離現實越遠越好，詩歌所關注的僅僅是藝術本身。詩歌本身是對于現實理解的提煉，因此形成一種由具體向抽象的形而上的提升并不奇怪，但就她的理解而言，詩人無法離開時代，現實生活中的一切都直接或間接地與詩人相關聯。梵·高曾說，作為一個苦難的人，他不能離開一種比他更強大的力量——他所說的那種力量，是生命存續所依賴的現實土壤。在張燁看來：“詩人要觀照的是現實的根本、人類的根本，并通過生命的體驗和感悟把自己所理解的現實揭示在人們面前。”

無獨有偶，詩人王家新的理解中，將詩歌的現代性與“純詩”畫上等號，這樣的看法無疑限制了詩歌寫作，“這使得一些詩人的書寫越來越封閉、蒼白，甚至和我們現實的經驗、語言的經驗很難發生一種摩擦。”他進一步表示，談論詩歌的現代性時，本體問題在于語言，雖然詩歌本就是一門語言的藝術，純詩對詩人的語言訓練非常必要，但將詩歌割裂，形成審美與人民、個人與歷史的簡單對立和相互隔絕并不可取。以穆旦為例，王家新闡釋了他所認為真正對現代性充滿追求的詩歌精神：“詩歌的現代性，是重新恢復詩歌回應時代、回應現實生活的能力，而不僅僅是反映的能力。穆旦當年所提出的‘現實的荒野’，還在召喚我們，期待我們的進入，指向當下、指向未來。”

“不了解生活，不領受新時代的氣場，詩歌不可能出新。”回望自己的詩歌創作，詩人北喬坦誠，因為種種原因，部分寫作對現時的生活，對新時代廣闊的圖景知之甚少，缺乏廣度與深度的體驗，“新時代的話語已經全方位地參與我們的生活，而我們的詩語遠遠沒有跟上。”這也是一些詩歌創作中存在的癥結：當時代經驗迅速刷新時，詩作卻依舊“一潭靜水”，似乎可以撇開時代性而具有更恒常的意義，但仔細推敲下，卻難免浮現某種放棄和回避。審美和主題上的選擇固然能夠理解，但在北喬看來，身為一名詩人，理當有清醒的體驗意識：“我堅信生活的積累和主動性的參與，終將會激發詩情和詩性。”這種體驗意識，在詩人臧海英的詮釋中，是一種將時代作為自身書寫背景的寫作，“更是一種增強詩歌寫作的現代性、擴大詩歌寫作的空間感、豐富寫作的現實題材，從而延展個體容量和內涵的寫作”。

其實，就像葉延濱所說，回應時代的呼喚，是詩人的天職。在民族危亡和社會變革的每個歷史時期，中國新詩都產生了代表性的詩人和里程碑式的詩篇。從“五四”時期、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及至邁入新時代的當下，詩歌從未缺席。“百年新詩證明了有追求有擔當的中國詩人們創造了奇跡，努力提升詩歌精神的時代高度，努力開拓詩歌題材的社會深度，努力錘煉詩歌語言的藝術精度，也將繼續攀登中國新詩高峰的希望，寄托于關注時代、潛心寫作的詩人們。”

當下詩歌所呼喚的，是在新的主體性與新的人民性的相互融合之中，生成一種新的藝術性

在詩歌現場，不難聽到這樣的聲音：詩歌創作不能局限于“小我”，不能在個人經驗上故步自封。然而也有人提出，詩歌本就是文學創作中尤其彰顯個人性的一種，正是個性化的呈現和描繪，才使得詩作格外動人。其實從另一個角度理解，對“小我”的警惕，也是一種發問：我們的詩歌書寫，應當如何在個人性之外，面向更廣闊的人民？

如評論家李云雷所言，新時代詩歌的“人民性”，不僅僅是群體概念意義上的人民，而是“一個一個具體的人的集合”，這是對群體概念的超越，既重視作為群體的“人民”，也尊重每一個具體的人。他認為，新時代詩歌應該在對“一個一個具體的人”的關注與描寫中，發展出一種新的人民性。與此同時，作為詩歌主體的詩人是處于一定生產關系與社會關系中的個人，是社會整體的一分子。“將個人性、主體性與人民性對立、將作為個人的詩人與其所處時代、社會、現實割裂，將詩人的個人生命體驗孤立化、抽象化、神秘化，既不利于詩人開拓視野，也不利于詩歌的整體發展。”當下詩歌所呼喚的，是在新的主體性與新的人民性的相互融合之中，生成一種新的藝術性。

無論是“向內掘進”，還是“向外開拓”，個人的主體性都是基礎和起點，正如何言宏認為，只有以個體主體性作為堅實、可靠的起點，才能非常有效地抵達現實、抵達歷史，抵達人民與人類。用詩人傅天琳的話來說，一首詩的完成應當有兩個“世界”，一個是詩人自己，一個是他所屬的人類以至人類所屬的世界，“二者心須是相通的、和諧的，這樣才能寫出時代的本質和走向，也才能寫出詩人對于生命及其價值的真實體驗。”

從另一層面探討，這一問題也包含著對于詩歌寫作與“公共性”關系的思考。自新詩肇始，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本白話詩集《嘗試集》中，便隱含著這個難題：詩歌藝術自身的成立、生長，與公共性的影響力或語言理想之間，有時并不能完美榫合。在評論家李壯的觀點中，二者間的矛盾，既造成了巨大的寫作焦慮，同時也為詩歌發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動能，詩歌發展史中的諸多潮流、內在動力都與這對關系的角力相關。在他看來，要害的問題并不在于詩歌的個人化、或者說“小眾”，而在于“究竟是‘先知先覺的小眾’，還是‘自說自話的小眾’？”這其中，后者無疑應當使詩人們警醒。“個體無疑是重要的，但如果寫作者自身的格局太過矮小、甚至僅僅停留在自憐自戀的境界，那么這類‘自說自話’的詩歌私語就很容易顯得太瑣碎、太庸常。”李壯認為，格局的大小，決定著詩歌受眾群體的大小，詩歌呼喚真正有品格有擔當的詩人，以及那種能夠將獨特體驗及超前表達，同時代現實、同更廣大人民的內心世界結合在一起并制造共鳴的能力。“詩歌的‘小眾’終究還是指向‘大眾’，真正優秀的詩歌所開辟出的新的表達、新的想象、新的話語方式及思維方式，終會在更普遍的維度上重塑一個民族的語言和想象力。”

新媒體環境中，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推出、保存、傳播好詩，使好詩成為民族的重要精神食糧

隨著新媒體時代的到來，自媒體平臺的話語權地位逐漸凸顯，當發表門檻大大降低、近乎于無時，詩歌創作在這幾年所出現的爆發性的增長，幾乎是應運而生的。寫詩的人多，讀詩的人更多，因為篇幅精短、適合手機閱讀的特點，在所有文學門類中，詩歌在互聯網擁有最廣泛的傳播效應，一批以詩歌為主陣地的公眾號迅速崛起，訂閱用戶增速迅猛，時有10萬+閱讀量的篇目出現。僅《詩刊》的微信公眾號、中國詩歌網官網和中國詩歌網微信公眾號的訂閱人數已超過百萬。如媒體理論家麥克盧漢曾提出的媒體決定論，任何一種媒體形態的變遷，都會對內容本身施加重大影響，如今談及詩歌生態，已經無法忽視新媒體對于詩歌生態所帶來的變化。

網絡詩歌如火如荼的發展態勢，以及其中呈現的短、平、快傾向，在詩人梁爾源看來是一種與消費文化之間的天然契合，基于這樣的情況，重申對于“慢”藝術和“抒情”藝術的重視不無道理。“‘慢’藝術意味著創造者需要更加注意寫作技巧上的積淀和提煉，提出重視‘抒情’藝術則是要著眼于時代的真實感受，與人民的喜怒哀樂保持著聲氣相通，對作為普遍性的‘人’及其內心世界有著比較準確和深入的認知。”

詩人繆克構的視野中，新媒體語境下的詩歌寫作，于一片欣欣向榮之中，也存在寫作同質化，類型寫作風格趨同、單一的問題，另一方面，詩歌創作的標準更加多元，同時帶來了紊亂、混淆和迷茫。詩歌傳播的便捷，使得對于某種題材和類型寫作的學習和借鑒都更方便，但若一味模仿，一些本就缺乏自覺意識和生命體悟的寫作者容易被席卷入短期的詩歌行為中，從而制造大量“無效的詩歌文本”。他認為，將詩歌寫作當成“一件容易的事”，會使詩歌的高貴精神被矮化，被弱化，甚至被放逐，被侮辱，需要引起足夠警惕。

在此意義上，雖然寫作門檻降低、藝術探索的自由度提高，但在評論家蔣登科看來，詩歌經典化的路徑在一定意義上被阻斷了——技術更新等原因，導致詩歌的留存和流布并不是一個連續性的過程，這種時有中斷使得網絡詩歌閱讀成為一種快餐式的淺閱讀，也導致了詩歌寫作向快餐化、娛樂化特征的靠近，“這使不少寫作者失去了對詩歌藝術的敬畏，失去了對藝術創新、創造的敬畏，失去了對辛勤探索者的敬畏，失去了對傳統的經典作品的敬畏，而且還可能養成詩歌寫作中的一種浮躁心態”。在他的觀點中，就詩歌藝術的發展而言，傳統出版依然是保存和傳播優秀詩歌作品的重要方式，需要將傳統的出版、傳播方式和現代的傳播方式有效地結合起來，互取所長，彌補各自的不足。“我們需要思考的是在傳播方式越來越多、越來越便捷的情況下，如何推出更多的好詩，如何保存、傳播好詩，使好詩成為民族的重要精神食糧，而不是在泥沙俱下、珠目相混之中讓讀者自己去沙里淘金、目中挑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