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恰逢錢鍾書先生誕辰110周年，汪榮祖所著《槐聚心史：錢鍾書的自我及其微世界》近日由中華書局出版。這本書最早于2014年在臺灣面世，此次大陸引進，在這特殊的年份以饗錢先生的研究者和崇敬者。

同尋常人物傳記有所不同，汪榮祖在整本書中運用了大量心理學理論，所以稱為“心史”。對此，汪榮祖在“中華新版序”中講道：“此書所謂‘心史’，不是一般的心理傳記，更無意迎合心理學理論，而是利用言之成理、行之有素的若干心理學概念與學說，冀有助于深入了解傳主的思想與行為，獲至‘如燭照幽’之效……錢先生自少年時即習弗洛伊德之重要，并借其說為闡釋之資，我亦追隨而已。”

為何采用此法作傳，汪榮祖在“弁言”述其緣由：“研究錢鍾書這位杰出的學人，自有其重要意義；事實上，書寫者早已成群，若再平鋪直敘其生平，整齊排比其所說，復述其文而釋之，或以訛傳訛，或想當然耳，皆無必要，也難饜讀者的期盼。如何深窺其內心世界，發見其人格特質；登其學術堂奧，欣賞其博學多能，固然不易，卻值得嘗試。”故傳記分內外兩篇，內篇寫錢先生的生活世界，外篇寫其學術世界。

本書責任編輯、中華書局高天就《槐聚心史》的寫作采訪了汪榮祖，以下為訪談全文。

汪榮祖近影

澎湃新聞：您是在何時產生了寫作此書的想法？

汪榮祖：想法很早，早在1980年代中期就有此想法，錢先生的文史哲學，令人傾倒，我有幸成為他的忘年交，屢得侍談，屢蒙賜函，甚覺親炙其人，再讀其人之書，別有領悟的喜樂，因而想寫一本書，以志此機緣。但醞釀甚久，遲遲沒有動手寫作，直到錢先生過世后的2003年，我自美國退休后回到臺北，這個想法才慢慢得以落實。先于2009年錢先生百歲誕辰前夕在臺灣舉行了學術研討會，學者來自兩岸以及翻譯《管錐編》為英文的美國學者艾朗諾(RonaldEgan)，會后出版了由我主編的《錢鍾書詩文叢說——錢鍾書教授百歲紀念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1)。《槐聚心史》到2013年才完成初稿，作為感念與錢先生交往的一個紀念。

汪榮祖與錢鍾書合影

澎湃新聞：您和錢先生提起過要寫一本關于他的書嗎？

汪榮祖：記得大概在1990年代初，與錢先生面見時，曾鼓起勇氣說想要寫他，錢先生初謙讓，說不鼓勵任何人研究他，后來連聲說好，戲稱“你要寫，我放心”，令我感奮。

澎湃新聞：寫作此書，您為何想到參考心理學理論？

汪榮祖：因為我曾參與了我的朋友臺大心理系黃光國教授的“華人的人觀與我觀”研究計劃。心理學是20世紀由弗洛伊德開創的新興學科，一般人認為是屬于自然科學的范疇，其實心理的問題涉及到文化，并不完全像自然科學。所以黃教授他們要研究本土心理學，很有成效。當然所謂心理傳記引起很大的爭議，認為無法診斷已故人物的心理。但無可否認的是，有不少言之成理的心理學概念，有助于對人的理解。錢先生也很重視心理學，在他的著作中時而用到。我聽到有些朋友說不必多此一舉，但有可用的工具不用，未免可惜。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嘛。

澎湃新聞：您在寫作的過程中，覺得最困難的是什么？

汪榮祖：最困難的當然是錢學猶如豐富的寶庫，人在墻外，明知金玉滿堂，卻難窺堂奧，唯有盡力而為之。除此之外，在寫作過程中，我正自美國退休，回到臺北，家分兩地，參考資料難以集中，寫作時間也難以掌控，也是困難之一。

澎湃新聞：寫作過程中您有哪些心得，想與大家分享？

汪榮祖：我一直覺得寫書是讀書最好的方式，平常讀書多般瀏覽，甚至不太求甚解。寫書時讀書則必須細讀，需要慎思明辨，也就比較容易吸收，成為自己的知識。記得錢先生為徐燕謀詩作序，有這樣一段話：讀書“譬若啖魚肉，正當融為津液，使異物與我同體，生肌補氣，殊功合效，豈可橫梗胸中，哇而出之，藥轉而暴下焉，以夸示己之未嘗蔬食乎哉？故必深造熟思，化書卷見聞作吾性靈，與古今中外為無町畦。及夫因情生文，應物而付，不設范以自規，不劃界以自封，意得手隨，洋洋乎只知寫吾胸中之所有，沛然覺肺肝所流出，曰新曰古，蓋脫然兩忘之矣”。值得與大家分享。

澎湃新聞：請您與我們分享一兩件與錢先生交往中印象比較深的事？

汪榮祖：其一，中華書局于1984年重新出版錢先生的《談藝錄》，錢先生在引言中提到“美國汪榮祖教授遠貽新刻，濟吾所乏”。此序文又于同一年的4月24日登在上海的《文匯報》上，很受矚目。幾年之后見到錢先生，他笑著說好多人問他汪榮祖是誰，他回答說“是我喜歡的一個年輕學者”。我聽后當然很高興，感到人與人之間的情感有一種難以言喻的化學作用，就是俗稱的緣分吧。其二，錢先生八十歲生日時，我寫了一首“壽默丈八十”的詩，寄給他：“望中風采想翩翩，豈意飛登朝杖年；學以增才能造藝，文因妙識巧如天；無緣立雪求珍秘，有此崇心寄賀箋；且效吟詩贏一笑，神州快遞到尊前。”錢先生收到后，回了一封非常風趣的信說：“尊詩律諧對整，大是作手！弟讀之既喜復感且恨。喜感不必解釋，恨者乃自恨才退，若四年未病以前，得此贈篇，必奉和一首，以示‘無言不酬’之微意，無如老態日增，心力愈衰，不敢構思，恐打銷安眠藥之作用，惟有大敵當前，退避三舍而已！有如胃病人忽見美肴，徒流饞涎，心癢難餐。敝同人李慎之兄(原副院長)，想兄必聞其名，近日見弟一九七三年《答冒叔子》詩，索弟寫一小紙，即亦錄供一粲：‘四劫三災次第過，華年英氣等銷磨。世途似砥難防阱，人海無風亦起波。不復文章供感慨，倘能老壽補蹉跎。鬢青頭白存詩句，卅載重拈為子哦(一九四二年寄叔子秣陵詩有云：白頭青鬢交私在)。’”

錢先生錄詩贈汪榮祖(1980年)

澎湃新聞：您如何評價錢先生？

汪榮祖：錢先生在國際上被稱為“很可能是20世紀中國最博學之人”(arguablythemostlearnedmodernmanoflettersintwentiethcenturyChina)。我的評價：錢先生是20世紀最能兼通中西學問的大學者。就中國學問而言，清末民初尚有博學鴻儒如沈子培、章太炎諸公，但他們都不通西學，辜鴻銘西學功力甚高，但中國學問不能與淵博的清儒相提并論。西方的漢學家也難稱中西兼通，他們在西方是中國通，但對中國的學問，在錢大昕、章太炎眼里，尚未“識字”。我發現有不少美國的漢學家的西方學問還遠不如錢先生。能兼通中西的20世紀中國學者，當然尚有若干人，但錢先生絕對是學界翹楚。

澎湃新聞：您寫作這本書和《史家陳寅恪傳》有何不同的感想？

汪榮祖：《史家陳寅恪傳》是我寫的第一本書，初版早在1976年由香港波文書局出版，也是第一本陳寅恪傳，之后出了許許多多的陳傳，以及研究陳氏的論著，所以我的《史家陳寅恪傳》可以說是“拋磚引玉”。這本書則是寫于許許多多錢傳，以及研究錢先生的論著之后，可以說是“敬陪末座”。

1976年香港波文書局版《史家陳寅恪傳》

澎湃新聞：您為很多人物作過傳記，您為何對人物傳記感興趣？

汪榮祖：中國史學傳統素重人物，如曾國藩所說：“司馬氏創立紀傳，以為天地之所以不敝者，獨賴有偉人焉，以經緯之，故備載圣君賢相，瑰智瑋才。”史學家以歷史人物為寫作題材，乃順理成章之事，因為重要歷史人物的生平必然是歷史的重要內容。西方史家比較重視史事，將紀事本末體發揮得淋漓盡致，但一般讀者非常喜歡人物傳記，在美國的書店里，傳記書柜放在最顯著的地方。我也注意到，歷史學家除了重視歷史人物之外，也要重視歷史人物的時代與處境，不論時代創造了人物，還是人物創造了時代，兩者之間的關系皆不可忽略。所以史家立傳，不僅需要文學家描述人物的文字技巧，而且還要具備了解人性、時代與社會的充分知識與分析能力；如果前者是藝術，則后者近乎科學。如何結合文筆與研究、個人與群體、時間與空間，應是史家寫傳的基本面。然則，史家要確切地重現古人風貌，固然要寫評其一生，展示其形象，分析對其時代的影響，更要信而可征，風雅可讀。我于1960年代在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當研究生時，曾任俄國史名家屈萊果(DonaldW.Treadgold)教授的研究助理，并以俄國史為我的副科之一，我因而讀到他的博士論文《列寧及其政敵》(LeninandHisRivals)一書，對我啟發很大。他認為列寧為俄國新興“知識階層”(Intelligentsia)的一員，所謂知識階層，乃由非同一社會經濟出身而具有相當教育程度之男女所組成；他們不論經何種渠道獲致知識，莫不關懷其所處的社會問題。而知識階層的興起，則由于帝俄農村經濟的破產，民不聊生，知識階層為民請命而專制政府不予垂聽，遂驅使關切民瘼的知識之士走向暴力革命，各為俄國的前途拼博，列寧即其中之一人，并于1898年乘群眾政治運動興起之際，逐鹿問鼎。馬克思主義革命風潮之所以得勢，固有其系統哲學為之鼓動，然屈老師特別注意逐鹿群雄中之自由主義派的軟弱，其領導人如施波夫(Shipov)與彌流可夫(Miliukov)不僅其組織松散，且乏明確之理論與目標，對當時俄國的局勢又無清晰之認識。至于社會革命派(SocialRevolutionists)的領導人漆扶諾夫(Chevnov)，對階級斗爭并無認識，故難以建立堅固的社會階級基礎，雖注意到農村問題，但又無正確的農村計劃，采暗殺手段，亦非長久之計。相比之下，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TheBolsheviks)于1905年已有贏得政權的方案，知道如何打入群眾，直至大勢既定，掌握權力之后，才露出其真正之政治意圖。屈老師的結論是：列寧早于1906年實已經勝券在握，克林斯基(AlexanderKerensky)雖然贏得二月革命的勝利，并無穩定政權的實力。列寧在歷史上的重要性，莫過于在俄國建立紅色政權；作者將傳主及其對手比而觀之，從中得悉列寧的成功，不僅僅由于其人之強，亦由于其競爭對手之弱。當時我就領悟到“借傳觀史”之可取，傳記作者寫傳主的一生，史家大可以從歷史人物最重要的部分切入，使人物與史事并舉。事實上，英美學術界人士研究中國歷史也往往從傳記入手，就近現代學術思想人物而言，如蕭公權的《近代中國與新世紀：康有為思想研究》、史華茲的《追尋富國強兵：嚴復與西方》、張灝的《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轉變》、曼斯訥的《李大釗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源流》、許瑞德的《顧頡剛與中國新史學》、格里德的《胡適與中國文藝復興》等，我自己也曾寫了一本《追尋現代民族主義：章炳麟與革命中國》，都是以重要人物來呈現其最重要的史事。這就是我對人物傳記感興趣的淵源。

《槐聚心史：錢鍾書的自我及其微世界》

澎湃新聞：您為人物作傳時，是以何標準選定人物的？

汪榮祖：主要是出于興趣與機緣，我在大學讀歷史系本科時，偶爾讀到陳寅恪的著作，覺得他的寫作形式與其他學者沒有兩樣，但被他的見解所吸引，尤其佩服他的考證功夫，有尺幅千里的妙境，所以當我寫完博士學位論文后，決定寫的第一本書就是《史家陳寅恪傳》。我選擇章太炎，因中美建交后，我申請到中美學術交流計劃，于1981—1982年到中國大陸作八個月的研究，即以章太炎作為研究項目，以上海復旦大學為我的單位，與朱維錚、姜義華、李華興諸兄，頗多來往。后來寫成四本有關章太炎的書，中英文各兩本。我寫郭嵩燾由于唐長孺教授面告郭嵩燾日記的出土，史料太豐富了，我一看之下大為興奮，最后寫成《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燾與道咸同光時代》一書。我與李敖合寫《蔣介石評傳》，因要于蔣逝世二十周年時打破長久以來在島內吹捧蔣介石的魔咒。沒想到的是，由于蔣介石手寫日記的出現，有些大陸學者如獲至寶，處處為蔣翻案，我已寫成《評說蔣介石》書稿，作為對翻案的翻案。

1979年中華書局版《管錐編》

澎湃新聞：中華書局于1979年出版了錢鍾書生平最重要的巨著《管錐編》，您覺得他為何用古文寫，意義何在？

汪榮祖：中國古文俗稱文言文，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沖擊，尤其胡適力主要以白話取代文言，古文逐漸凋謝。1949年前尚有學者用文言著述，然而1949年后幾無人問津。錢鍾書卻于“文革”之后出版四大卷以典雅古文寫就之《管錐編》巨著，并能暢銷，保持了古文的活力。古文與白話并非兩種語文，足以互補，古文為白話寫作可提供無限的活水，如古文一旦失傳，活水勢必枯竭。再者，外國學者頗有人認為中國古文不適合現代，拼音文字才是現代文字，甚至有主張中文拼音化者。殊不知漢字歷盡數千年的演變活力不減，近年更能適應電腦操作，證明外人批評漢字之無稽。更有進者，今日之中國與歐洲疆域幾同，而歐洲因用拼音文字，羅馬帝國崩潰后，各族群以其母語拼音，遂成列國的語文，列國既成，統一的帝國不復再有。漢字不能拼音，即使蠻族入侵，也只能習漢字，因而漢化，故中國雖屢經分裂而終歸于統一，以至于今，漢字的功用大矣哉。然白話受西文之影響，日趨歐化，尤待古文活水之灌溉培育。錢鍾書以身作則，有能力、有勇氣用古文寫書，維持了古文的活力，我認為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