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與批評家都是獨立的個體，但他們“共同承載著文學這個列車”。而當下很多批評家“承載的列車”，卻與“文學”無關或關系不大

●對話是一種觀念，也是一種態度。這種態度不是幽閉，不是獨斷，而是以開放的姿態，引領批評者向豐盈和深廣出發，走向一個無限可能的文學世界

●那些優秀的文學批評總是通俗、清晰、靈動，讓人產生情感共鳴的

新文學批評雖已走過上百年的發展歷程，然而，魯迅所說的“不是舉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在今天的文學批評界尚未得到有效的克服。當前，部分批評家缺乏主體性與獨立性，其批評的背后都蘊含著各種非文學的因素。文學批評在作家與讀者心中也就逐漸喪失公信力。文學批評如何重拾公信力，如何建立與作家、讀者之間的良性關系？這是當下文學批評界應該思考的問題。而從批評的素養、觀念、語言入手，可能是一條有效的途徑。

作家和批評家就像兩條并行的鐵軌，卻共同承載著文學的列車

批評家的素養是很多作家都關注的問題，這表現在批評家的真誠上。比如汪曾祺幽默地說過：“我很佩服評論家，覺得他們都是膽子很大的人。他們能把一個作家的作品分析得頭頭是道，說得作家們自己目瞪口呆。我有時懷疑。子非魚，安知魚之樂。你沒有鉆到人家肚子里，怎么知道人家的作品就是怎么怎么回事呢？我只能抓到一點，就說一說。談言微中，就算不錯。”

這種“膽子很大”在今天的批評界屢見不鮮。有的批評家過于“自信”，經常用一些“大詞”對作品進行判斷，動不動就“杰作”“里程碑”“史詩性”“獨樹一幟”“開創性”等。有的“專業批評家”喜歡出席名目繁多的作品研討會，不太讀作品就理直氣壯地發言，“現代性”“民族國家想象”“全球化”等概念隨口而來。有的只要不符合自己的審美趣味就不滿意，或以某種不變的觀念去衡量所有的作品。這就是因為缺乏一種批評的真誠。

批評家李健吾說過：“批評之所以成為一種獨立的藝術，不在自己具有術語水準一類的零碎，而在具有一個富麗的人性存在。”真正的文學批評，是通過分享人類內在的精神生活，來表明自己的存在，是通過對作家想象力的呈現，來闡明文學作為生命世界所蘊含的秘密，并表達批評家作為審美個體的獨立。就如作家蘇童所說：“作家和批評家就像鐵路路基上面兩條并行的鐵軌，它們都有自己的延伸，都有各自的負載，它們雖然永遠也不會重疊，但共同承載著文學這個列車。”作家與批評家都是獨立的個體，但他們“共同承載著文學這個列車”。而當下很多批評家“承載的列車”卻與“文學”無關或關系不大。這是一個非常突出的問題。

批評家與作家、讀者、作品、世界展開有效的“對話”

與批評主體素養密切相關的是批評觀念。素養是觀念的表現形態。對話是一種重要的觀念。

對話，不僅作為一種思維方式，隱性地存在于中國古代文論，也作為一種顯現存在的形式，貫穿于中國文學批評史。批評家往往以虛構的對話形式，對各種文學現象或理論觀點進行探討，凸顯出自己的真知灼見。

以對話形式展開文學批評是一種獨特的文體。自《論語》始，涌現了眾多詩話、詞話、曲話、文話等。其表層特征是言說者與受話者的語言交流，深層內涵則是言說者與受話者的審美旨趣、表達方式、價值觀念的互動。

文學批評是批評者通過解讀文學作品，進入作家的心路歷程，探尋作家的創作心理，并根據自身的批評素養，對作品的得失進行恰如其分的解釋，從而與作家、讀者、作品、世界等建立互相激活的對話關系。優秀的批評家是批評活動中對話情境的成功構建者，有效地進入人物與作家的內心世界，才能引領讀者進入一個新的審美天地，才能使自己的批評穿過文字抵達歷史、現實或人性的高度。這并不意味著批評家可以放棄自身的學術品格、價值判斷和社會使命，而是要發揮批評主體的人格力量，遵循文學批評發展的規律，保持獨立的審美判斷和理性思辨精神，不斷超越個體的局限，使文學批評呈現出不可替代的魅力。

對話是一種觀念，也是一種態度。這種態度不是幽閉，不是獨斷，而是以開放的姿態，引領批評者向豐盈和深廣出發，走向一個無限可能的文學世界。同時，對話也是一種能力與修養。文學創作是門藝術，文學批評也是門藝術。批評家在批評實踐中成功建構對話情境，需要具備敏銳的藝術感受力、精細的審美判斷力、優雅的藝術鑒賞力。而這需要批評家具有長時間累積形成的感性經驗與理性思辨，有對批評對象及其周邊的打撈、梳理、辨析與提煉，有對一個時代精神氛圍與審美趣味的判斷與反思。否則，批評者就無法進入作家與作品深處，也無法撥開籠罩在讀者心頭的疑惑，對話也就成為空話。

在文學批評中建構對話情境還需要平等意識。對于一位自以為是的批評家來說，即便他有超拔的天賦才華、藝術慧心與審美悟性，也不可能在批評實踐中成功建構對話情境，對話同樣無法展開，他的批評也就令人質疑。具有了平等意識，批評家和作家之間的關系就會發生改變，雙方相互尊重、互相聆聽，促使雙方進行自我反思和自我批評，由此共同成長。在這種對話情境中，作家和批評家各自獨立又惺惺相惜，文學作品和文學批評并存共榮。李健吾和巴金可以說是這種關系的代表。這種對話情境的確立，也有利于文學界建立結構合理、富有活力、良性循環的生態系統，從而使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相互激活，相得益彰。

把讀者“看得懂、信得過”作為文學批評的基本準則

而對話能否很好開展，批評語言是關鍵。批評語言是批評觀念傳遞的媒介。批評語言的優劣，直接關系著批評觀念的表達。同時，批評語言本身也是一種批評觀念。

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西方理論界的存在主義、精神分析、原型批評、結構主義、解構主義批評、后現代主義、現象學批評等在中國學界的傳播，拓展了文學批評的領域，也使批評文風發生改變。大多數批評家并沒有深入聯系這些理論的社會土壤，或者說沒有真正領會這些理論資源，而是在理論的焦慮中，以舶來的理論生搬硬套地解讀作品，將生動的作品肢解成毫無生命的碎片，使豐富的作品變成某種理論的注腳。這種不考慮語境的理論移植造成批評語言與現實的脫節。

這種“艱澀”的批評語言與大眾相距甚遠，難以產生情感共鳴。大眾遠離文學批評，他們對文學作品的選擇與閱讀品位的形成，基本上由商業宣傳與炒作來完成。這種危害在今天已不證自明。

如何重建文學批評與讀者的聯系，使其獲得一般讀者的認可，從而實現文學批評引領審美潮流的使命？這就要使文學批評克服各種“寄生”的缺陷，重塑文學批評的公信力，同時要從尚未消化的艱澀理論中擺脫出來，消除理論依賴癥，把讀者“看得懂、信得過”作為文學批評的基本準則，通過鮮活、生動、有情的語言把深刻的道理講清楚，讓讀者從中引發一種情感共鳴，從而在自覺不自覺中接受其中的“道理”。

那些優秀的文學批評總是通俗、清晰、靈動，讓人產生情感共鳴的。比如錢鐘書這樣評說南宋詩人的憂國情懷：“……對祖國的憶念是留在情感和靈魂里的，不比記生字、記數目、記事實等偏于理智的記憶。后面的一種是死記憶，好比在石頭上雕的字，隨你鑿得多么深，年代久了，總要模糊銷滅；前面的一種是活記憶，好比在樹上刻的字，那棵樹愈長愈大，它身上的字跡也就愈長愈牢。”還有許多這樣能讓人“感動”的批評家，比如魯迅、李健吾、宗白華、朱自清、朱光潛、傅雷、汪曾祺等。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批評語言也是一種批評觀念。

法國哲學家米歇爾·福柯說：“我忍不住夢想一種批評，這種批評不會努力去評判，而是給一部作品、一本書、一個句子、一種思想帶來生命；它把火點燃，觀察青草的生長，聆聽風的聲音，在微風中接住海面的泡沫，再把它揉碎。把它從沉睡中喚醒，有時候也把它創造。下判決的那種批評令我昏昏欲睡。我喜歡批評能迸發出想象的火花。”可以說，他夢想中的文學批評，就包含著批評的素養、觀念與語言。這就說明，對令人“感動”的文學批評的追求具有共通性，無論中西。

今天，文學批評家應該用自己的實踐重建批評的尊嚴，而不應使其沉浸于世俗功利之中，而是讓其回歸個人化的審美本體，確立獨立品格。自“五四”以來，“人的文學”的觀念已深入人心，而“人的文學批評”則似乎還沒有很好地從“理論的批評”中掙脫出來。

文學批評應該著力于人心、人情、人性的深切體察，著力于文學人文魅力的感性體認，用通俗、清新又靈動的語言，傳遞閱讀感受，以真誠的態度、對話的方式，建立批評家與作家、讀者、作品、世界之間的聯系，用貼近生活的文藝觀念和邏輯方法進行闡釋，推動作家去探索和追求，同時給讀者以閱讀享受和審美啟迪，感受到鮮活的社會氣息和人文情懷。

(作者：明飛龍、王園園，分別為贛南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贛南師范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