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大數據時代，人們的閱讀方式和閱讀需求已經發生深刻變化，讀屏讀圖成為新常態，古代文學研究的可視化也成為必然趨勢。古代文學研究的可視化，不僅是一種呈現方式的變化，也是思維方式、研究路向、研究方法的變化，將推動古代文學研究觀念的轉型和范式的變革。但古代文學研究的可視化剛剛起步，究竟可從哪些方面、領域進行可視化研究，又有哪些可視化的方法途徑，可視化將從哪些具體層面推動古代文學研究的進步？學界的認識還有待深化。本期約請中南民族大學數字人文資源研究中心可視化研究團隊的三位學者，來筆談他們的研究實踐和心得體會。其理論思考和實踐操作經驗，都頗具前瞻性和啟示性。(王兆鵬)

春水碧于天畫船聽雨眠

——文學情感空間的可視化呈現

汪超

文學情感空間，是作家在文學作品中構筑的人對地的情感關系。自然形勝、建筑景觀等可感的實物存在，人情風俗、社會秩序、地方聲譽等歷史累積的空間氛圍都會給作家帶來主觀感受，影響他的空間情感。文學作品書寫作家的空間情感，從而建構起他的文學情感空間。

共通性、主觀性、交互性是文學情感空間的三大特點。共通性是多數作家對具體空間相似的體驗和共有的認知，它可能來自空間獨特的類型屬性、作家接受的共同知識等。主觀性是作家對空間的個性化反映，不同作家筆下的同一空間既有共通性，更有差異性。這是因為作家自身的性情、經驗和知識結構導致他們關注的細節、突出的特點多有不同。交互性是空間與作家情感的互動關系，作家情感受空間刺激、影響，空間因作家情感的表達而被貼上不同的標簽。作家們對空間情感的反映越集中，共通性就越鮮明，空間的情感屬性就越固化，其他作家書寫該空間的情感感受也就越受其影響。以耳熟能詳的韋莊《菩薩蠻》詞為例：“人人盡說江南好”是歷代作家對江南空間的共同感受；而“游人只合江南老”，則是作為異鄉人的韋莊，因無法回到戰火紛飛的故鄉而對江南產生的主觀的個性化感受。韋莊在江南眾多特點中選擇春水、畫船、雨三個與水相關的意象，吟出“春水碧于天，畫船聽雨眠”的名句。這是水柔波媚的江南帶給異鄉游子的主觀感受，也是前人江南詠唱留給詞人韋莊的文化密碼。而韋莊此句，遙控著后世作家們對江南的印象，影響著他們的文學書寫。空間與作家們的情感交相綰合，互推共進。

文學情感空間的研究，強調作家對空間的塑造，突出作家對空間的主觀能動性，更甚于強調空間左右人的情緒思維之作用。研究的著眼點從外部環境決定論，轉向關注作家主觀感知效果。研究過程中，不是分析空間屬性對作家的情感產生、抒發的影響，而是作家描述、建構的空間感受，在文學文本中形塑出的空間特點。比如過去研究貶謫文學，往往從貶謫地的環境影響作家心境著手，而文學情感空間是從作家在作品中反映的貶謫地環境特征探索其呈現的主觀情感，并探討歷代作家描述的貶所特征對后來者主觀情緒、空間感受、文學書寫的影響。有些作家并沒有到過他所書寫的空間，卻在作品中建構了他主觀感受的空間。白居易終身未踏上過嶺南土地一步，他送人前往嶺南的詩歌卻鋪敘著“陰晴變寒暑，昏曉錯星辰。瘴地難為老，蠻陬不易馴”的空間情感。這是白居易想到嶺南時的主觀感受，而非嶺南空間對其客觀的影響。文學情感空間的研究就是要探討白氏在詩中塑造的嶺南空間情感是否具有文學情感空間的共通性或獨特性，及其書寫與有直接經驗的作家之區別。

文學情感空間的研究，還要探尋作家空間情感的獨特性，突出作家對空間細節感受的差異性，甚于強調空間類型的普遍性。研究過程中，不只是聚焦于作家空間情感趨同的一面，而是更多著墨于作家空間情感差異的一面。比如，同是謫居黃州，王禹偁看到當地“雉堞圮毀，蓁莽荒穢”，而張耒覺得“黃州城中人跡少，江濤涌洶山崎嵚”，蘇軾感受的則是“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文學情感空間的研究，就是要探討蘇軾獨特的黃州體驗是如何產生的。

文學情感空間的研究，強調作家對空間情感的變化性，突出作家與空間交互的變化過程，著眼點從空間環境單向度的發展，轉向作家自身與空間雙向度的互動，不僅要討論空間環境變化對作家情感的作用，也要討論作家處境轉變對其空間情感建構的影響。蘇軾初到黃州，是正向看待當地環境的；久居之后，他就哀嘆“黃州真如谷底，杳不知江國消息”；但量移汝州將離黃州時，又有些不舍，他在《與王文甫書》中說：“前蒙恩量移汝州，比欲乞依舊黃州住。”黃州的空間沒有改變，但蘇軾的處境不斷在轉變，導致他的空間情感發生變易。

文學情感空間的研究，可用大數據思維，借助可視化技術手段進行分析和呈現。比如，以作家為中心，通過地理信息系統(GeographicInformationSystem，簡稱GIS)呈現其行蹤軌跡，分析他在遷徙過程中的情感變化與空間的關系曲線。如果在行跡圖上加入作品表達情感的正負比例，就可以發現作家對于具體空間的情感表達出的好惡程度。將蘇軾烏臺詩案之后，從汴京南來黃州的作品按其運動軌跡呈現，并將作品表達空間好惡的內容按比例呈現，就可以看到蘇軾對沿途各個具體空間的情感喜惡度的差異。作品建構的個體作家情感空間的可視化，雖然讓我們對其建構的文學情感空間有直觀的認識，但發現的問題有限；如果把多位作家的行跡圖疊加，就可以發現作家之間趨同的或個性化的情感空間表達比值。再加入時空信息，將不同時空的作家、作家群進行縱橫比較，呈現的內容和可發現的問題就更加豐富。作家們在作品中建構的文學情感空間之共通性、主觀性就能被發現和凸顯。

我們可以空間為中心，在地圖中以不同色塊呈現不同的情感空間，就可以發現不同空間的情感屬性，不同時候、不同環境、不同背景下的情感空間屬性有哪些異同。比如，同樣為貶謫逆境空間的黃州、惠州、儋州，同樣為愉悅空間的江南、廬山、西湖，同樣為憂郁惆悵空間的瀟湘、洞庭、嶺表等，不同詩人或同一詩人在不同時期建構這些情感空間的方式有何變化。也可以呈現單獨的空間，從中發現該空間在不同時代被哪些作家書寫過，并貼上了其個性化的情感標簽。這些標簽相互之間是何種關系，是否發生變化，又是向何種趨勢變化？從中可以發現作家對具體地方情感空間建構的階段性變化與地域性差異。

還可以時間為中心，截取一個或多個時間節點，可視化呈現作家們對不同空間的情感反應，就可以尋繹出作家對文學情感空間塑造的規律性認識。比如宋代的黃州，究竟有多少作家詠唱，將這個時間軸上的數據和情感色塊進行比較，應該能夠看到作家們在這一段時間內，塑造黃州空間屬性的差異性和變化性。如果我們將書寫黃州空間的作家行跡按活動時間的長度并行呈現，并以色塊區分其居停黃州的不同時間階段書寫該空間的情感趨向，就可以發現這些作家在黃州居住的不同階段的情感體驗、書寫方式有何異同。

可視化呈現，對文學情感空間的探索至少有三點推進：提高準確率、凸顯特殊性、拓寬認識度。

就準確率而言，可視化背后是數據的支撐。傳統研究方法通常精細刻畫個案，舉證歸納典型作家的部分文本以說明文學現象。而可視化呈現，要求對作家們與情感空間相關的所有作品進行數據分析，數據的覆蓋范圍和分析結果較之傳統的個案歸納要完整、準確得多。

就特殊性而言，舉證歸納法可能更容易發現作品中相同的例子，但對個別特殊情況則容易忽略缺漏。而可視化呈現，則可以清晰快速地在分析結果中發現不同常規的特殊現象，比如在一大片相同色塊表示的同質情感空間中，忽然出現一絲雜色，雜色就非常容易被凸顯；并且，特殊數據的文本檢索、數量統計、句法分析等均可以迅速完成。究竟是哪些作家對哪些空間有不同的感受，其特殊性如何？對這些特殊數據進行人工釋讀，有助于我們發現更多被傳統研究方法遮蔽的盲點。

就認知度而言，可視化本身只是一種知識表達、信息呈現方式，但其后臺可以關聯各種知識數據庫。啟動一種可視化系統分析，其背后可以拓展衍生出眾多的知識體系的關聯，從而加深和拓寬我們對具體問題的認識。比如討論唐人江南空間書寫時，我們可以關聯唐人年譜數據，在純作品文本的數據之外，拓寬數據所涉及的知識面。如此，可以區分書寫江南空間的唐代文人，哪些是踏上過江南的土地，在蒙蒙煙雨中認識江南風土人情；哪些又是未真正見過江南山水，只是依靠間接經驗想象畫船春水的。數據細化之后，再做文本對照，就可能有新的發現。

文學情感空間分析，是“文學空間轉向”的一大層面，借助大數據手段進行可視化呈現能在數據意涵挖掘、文本信息關聯、時空信息匹配等方面更加精準、簡潔。其未來前景，值得期待！

(作者：汪超，系武漢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重建文學歷史現場

方星移

文學歷史現場，包括作家活動和創作的場所及狀況，是時間、地點、作家、事件、作品的五位一體。缺失其中任何一個要素，歷史現場都是不完整的。

之所以要重建文學歷史現場，一是因為文學歷史現場包含的地理環境，不親身經歷、不實地勘查后予以“重建”復原，就無法真切感知其獨特性、復雜性和真實性，也就無法準確深入透徹地理解作品。每個地方的地形地貌各不相同，研究者僅憑生活和閱讀經驗，去把握古代作品所表現的地理環境，難免誤解和曲解。詩句可以“心解”，但遇到寫實性的地形地貌，就必須“親歷”。不同作品表現的地形地貌千差萬別，只有親歷其地，才能真正感受作家是在什么樣的地理環境中進行創作，又是怎樣把真實的地理空間轉化為文學的審美空間，是實景描繪還是有變形夸張。

二是因為文學歷史現場之情之事之景，都是作家的親身經歷和實地感受，只有重建和回歸歷史現場，才能真正了解作家的心態情感和作品的藝術奧妙。文學研究者，不回到作家的創作現場、表現現場去切身感受作家“身之所歷，目之所見”，就無法透徹了解作者之用心、領會作品之奧秘。賀裳《載酒園詩話》就說，讀詩“親歷其境”后才“益覺其立言之妙”。由于時代變遷、山河改貌，文學歷史現場多有變化，只有重建和還原后，當今讀者才能有身臨其境的閱讀體驗和藝術感受。

重建文學歷史現場，一需文獻實證，二需實地勘查，三需圖像呈現。歷史現場，包含過去時態和現在時態兩重空間。過去時態的現場，原貌特征已隨歷史消逝，需要鉤沉稽考文獻的記載來拼合復原。現在時態的現場，則需要實地勘查。欲勘查過去時態的文學現場，先要有準確的時空定位。比如，要重建范仲淹《漁家傲》詞的寫作現場，第一步要考訂其寫作時地。過去多認為該詞是康定元年(1040)秋天范仲淹知延州(今陜西延安)時作，而王兆鵬、肖鵬先生根據范仲淹的奏章考證，康定元年九月三十日范仲淹才到達延州，第二年四月因故降職移知耀州，沒有在延州過秋天，而且他在延州的身份是知州，不會自稱“將軍”，所以此詞不可能作于延州。他在耀州不到兩個月，就調任慶州知州，在耀州也不可能作此詞。慶歷二年(1042)秋天，范仲淹在慶州，兼任環慶路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時年五十四歲，正是“白發將軍”。其時戍邊已三年，思鄉之情日切，故作《漁家傲》以詠嘆將士們戍守邊鎮之勞苦。

考實了寫作時地，第二步就要勘查、復原詞作表現現場的地理環境。地理環境是變化的，歷史上慶州城的地理環境是怎樣的情形，需要稽考各種地志、方志、石刻文獻來重建和復原。地理環境涉及的范圍甚廣，怎樣確定每首作品現場勘查的對象和范圍，以避免盲目性和隨意性？這要根據作品所涉地理環境而定。《漁家傲》寫到的地理環境有：“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嶂里，長煙落日孤城閉。”“千嶂”是怎樣的地貌？字面似不難理解，嶂是聳立如屏障的山峰。問題是，這嶂究竟是什么樣態？文獻稽考和實地勘查后，大大出乎我們的想象。清人惠登甲《慶防記略》曾說：“講堪輿者或言慶城外山形如刀矛劍戟，殺氣太重。”由此可想見慶州城地形地貌的險峻。新修《慶陽縣志》則說，慶州古城屬于殘原河谷區，“殘原溝谷縱橫，土地支離破碎，崩塌滑塌現象嚴重。主溝橫截面呈U形，支溝呈V形，坡度較大，高度差明顯”。原來這“嶂”，是高聳如墻的黃土坡壁。慶城縣所在河谷海拔1100米左右，周圍的黃土塬平均海拔約1300米。站在城中四望，周圍黃土塬相對高度都在200米左右。“千嶂”包圍的自然環境，沒有到過西北黃土高原的讀者很難想象。今天的慶州，遠處被群山團團包圍、近處被起伏不平的200多米高的黃土塬峁包圍。遙想近千年前的慶州，黃土塬峁只會比今天更高更陡，溝壑更狹窄。當時守城將士站在城頭，與土嶂間的距離不過幾百米。設身處地想象，范仲淹麾下的將士駐守在這樣逼仄的環境里，該是何等的壓抑！城外“千嶂”環繞，慶州城內又是怎樣的情形？宋代慶州古城原貌，已難知曉，通過史料記載約可推斷。據《慶陽縣志》記載，舊城“圍七里十三步”。按此估算，慶州城面積大約0.8平方公里，宋城不會比這個規模更大。

除了地理環境，我們還要了解，慶歷二年(1042)范仲淹鎮守慶州時，是宋夏對峙的戰時狀態，隨時都有戰爭發生。在這前后，北宋和西夏先后爆發過三場規模較大的戰役，即1040年的三川口之戰、1041年的好水川之戰、1042年的定川寨之戰，三場戰役都以宋軍大敗告終，給北宋軍隊造成強烈的心理沖擊。詞中“孤城閉”的“閉”，就與戰時狀態有關。而“四面邊聲連角起”的角聲，是軍中畫角之聲，也渲染出濃重的戰爭氣氛。城門緊閉，氣氛緊張恐怖，將士們由夕陽西下引發的故鄉之思中包含著戰時狀態下緊張不安的心理。

稽考鉤沉各種碎片化文獻，可拼合成歷史現場的輪廓。再借助各種圖像，如歷史地圖、百度地圖、衛星地圖、實景照片等進行可視化呈現，歷史現場會更直觀明了。比如，“四面邊聲”之“邊”，以今天的地理坐標來定位，肯定不會把慶州視為邊城。但用《中國歷史地圖》來檢視慶州的空間位置，結合相關歷史文獻，就可見當時西夏與北宋的實際控制邊界線，距離慶州城只有七十多公里。慶州所轄的大順城，與當時西夏人控制的金湯寨、白豹城接壤，直線距離只有二十多公里。慶州是名副其實的邊城。看了地圖，就可以真切感受這“邊聲”，就是邊塞之聲、邊城之聲。

慶州的“四面”是什么地形地貌？用平面交通圖和歷史地圖看不出來，但借助衛星地圖，就看得一清二楚。慶州城，位于馬嶺河谷與柔遠河谷交匯處的河谷臺地上，四周被成千上萬的黃土塬峁所包圍，確實是“千嶂里”的“孤城”。再結合現場拍攝的高聳如墻的黃土坡壁、坡壁形成的狹長溝壑的實景照片，視覺沖擊更加強烈。

文獻考訂，可以勾勒復原歷史現場的狀貌特點；可視化圖像，更能突顯歷史現場的“現場感”和“實景化”。如果用VR(虛擬現實技術)來重建還原文學歷史現場，會更有代入感和沉浸感。在文學研究領域，VR技術的應用目前還是空白，相信不久用VR技術來重建文學歷史現場的希望會變成現實。

(作者：方星移，系黃岡師范學院教授)

文學景觀歷史時空的可視化呈現

邵大為

文學景觀指經過文人書寫的景觀，包括山水名勝等自然景觀和樓臺寺觀等人造景觀。文學景觀研究有多個層面，歷史層面主要考察文學景觀的形成與變遷過程，文學層面著重揭示文學對形塑景觀和傳播景觀的意義，文化層面側重研究影響文學景觀變遷的文化因素。而歷史研究是基礎，探討景觀的歷史變遷離不開具體時空，歷史時空除了流動的時間外，還包括文學景觀的地理位置和空間形貌兩個空間要素。

文學景觀的地理位置可從點、線、面、群四個層面來考察。點指景觀所在具體地點。如古黃鶴樓一直位于蛇山之西黃鵠磯頭，上世紀80年代重建時后移至蛇山中腰。地點信息越詳細，空間定位越準確。線指景觀所處交通路線，景觀處在僻陋之地還是交通要道，既關系著景觀與文人相遇的頻率，也影響著作家書寫的內容甚至主題風格。例如鸛雀樓屬于黃河景觀，瓜州古渡既屬于長江景觀也屬于運河景觀，玉門關和陽關屬于絲路景觀，劍門關屬于蜀道景觀。關注景觀的交通信息，便于針對某些特殊路線開展文學景觀的書寫研究。面指景觀所屬古今行政區劃，行政區劃歷時而變，記錄景觀所屬的古今區劃，便于共時性分析景觀的地域分布、歷時性考察景觀的時代變遷。群指景觀所處的景觀群落，文學景觀常與周邊景觀形成關系復雜的景群，例如岳陽樓、洞庭湖和君山是不可分割的整體，黃鶴樓與蛇山景觀，與鸚鵡洲、晴川閣等形成景觀群落等。標記景觀所屬景群和景觀之間的層級關系，便于分析景觀群落中景觀之間的相互關系。

文學景觀的空間形貌，既包含景觀的自身形象，又涉及景觀的周邊環境。自然景觀的地形地貌、形狀姿態，人造景觀的選址造型、規模結構，都屬于景觀的自身形象。如安徽天門山的山形水勢是“天門中斷楚江開，碧水東流至此回”，洞庭湖中的君山形象是“白銀盤里一青螺”，宋代黃鶴樓的造型是高兩層、十字脊歇山頂的群體建筑，清末黃鶴樓變為高三層、攢尖頂的單體直樓。景觀并非孤立的觀賞對象，而是與周邊的環境融為一體，所以周圍的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也是景觀形貌不可分割的部分。如“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是金陵鳳凰臺所見之景，“兩水夾明鏡，雙橋落彩虹”是宣城北樓所觀之容，獨特的周邊環境也是文學景觀的鮮明標志。同一景觀，在不同作家的眼中筆下，也常呈現不同的環境樣貌。例如同樣登覽武漢的蛇山南樓，映入黃庭堅眼簾的是“四面山光接水光，憑欄十里芰荷香”的自然風光，令王十朋震撼的是“江漢西來于此會，朝宗東去不須分”的山川形勢，給范成大深刻印象的是“燭天燈火三更市，搖月旌旗萬里舟”的南市繁華，而陸游注目的則是“舟楫紛紛南復北，山川茫茫古猶今”的議和船只。這些形貌書寫，既有客觀的環境描述、鮮明的時代印記，也烙刻著作家的人生經歷和主觀感受。關注文學景觀形貌上的地域差異、時代變遷和作家的書寫特點，能為文學景觀的地域分布、變遷考察和作品分析提供諸多研究切口。

時間是歷史考察的基本線索，按照時間脈絡梳理文學景觀的形成、演變歷程，方能清晰呈現景觀變遷過程中的各類文化信息。文學景觀的形成，須關注景觀本身存在之始和景觀文名形成之時這兩個時間點。自然景觀，形之天然，主要考察文人最早對景觀的發現和書寫，以及命名或改名，比如柳宗元筆下的“永州八景”，李白筆下的九華山、郎官湖。人文景觀的始建與出名，有時相隔甚久，有時同步形成，前者如岳陽樓、黃鶴樓，后者如滄浪亭、醉翁亭。文學景觀的演變，需要梳理兩條線索，一是景觀的歷代沿革，側重景觀的物象延續，自然景觀主要考察景觀地理位置或空間形貌的變化，如黃州赤壁的遠離江岸，長江三峽的猿啼不再；人造景觀主要按時序考察建筑的興廢、移址和環境變化等。二是景觀的歷代書寫，側重景觀的文脈傳承，主要按時序梳理景觀的書寫史，以及文人書寫景觀的地點、年齡、身份、經歷和作品的形式、內容等信息。文學景觀的書寫活動，并非都發生在景觀現場，有的甚至是在景觀毀圮之后。如黃鶴樓自晚清火毀之后百年未能重建，但關于黃鶴樓的詩詞文賦、楹聯書畫不絕如縷，黃遵憲、康有為、毛澤東都有登遺址之作，此時景觀的物象雖毀，但文脈未斷。考察文學景觀的演變，須綜合考察景觀的興廢沿革與書寫歷史，了解景觀書寫的背景，考量其沿革變化的頻與偶、書寫活動的密與疏，揭示景觀變化的規律。

景觀的地理位置、空間形貌及其歷史變遷，都是適合可視化表達的信息。古人在記錄地理信息時，就十分重視圖文并茂、詩畫相映的視覺效果。唐代李吉甫編撰《元和郡縣圖志》，文字以外配有各地輿圖，只是在流傳過程中圖漸散佚；王維為輞川別業親繪《輞川圖》，與二十首輞川絕句互映成趣；清代張寶將自己一生的山水游歷付之丹青，并一一題跋，編成自傳體木刻畫集《泛槎圖》，觀者讀詩看圖，如身臨其境。可以說，可視化理念古已有之，地圖與繪畫就是古人最擅長的可視化手段。科技日新，多種多樣的可視化技術應運而生，我們已不知不覺進入讀圖讀屏時代。利用現代技術對文學景觀進行可視化呈現，對景觀研究、景觀傳播，都具有重要意義。地理信息系統(GIS)是一種將地圖呈現、地理分析和數據庫功能集于一身的可視化技術，對呈現景觀的歷史時空信息，輔助文學景觀研究，具有突出效果。

首先，可以多元呈現文學景觀的地理分布。用GIS技術開發的數字化地圖，可以任意查看全域、地方、城市、景群等各個級別、各種類型文學景觀的地理分布，既能統觀全域，又能細察一地。圖層疊加功能，可以讓各類文學景觀在歷史地圖、衛星地圖、水系圖、交通圖、作家行跡圖等任何主題圖層之上定位呈現，使不同來源的空間信息重合，便于研究者多維觀察和比較。數據庫功能，可以標簽化管理文學景觀的各類位置信息，支持按景觀名稱、景觀類型、行政區域、主題路線等方式呈現文學景觀，既便于瀏覽，又能統計分析。例如，想要了解歷史上長江沿線在不同路段、各個時期文學景觀的地理位置、數量狀況、類型分布，都可在GIS地圖上根據研究者的興趣需求多元呈現。

其次，可以動態展現文學景觀的形貌變化。GIS能夠基于景觀的地理位置加載景觀的圖像信息。文學景觀形貌有古今之分，當今形貌可以利用衛星地圖、航空拍攝、地面拍攝等技術實時實地采集，全方位呈現文學景觀現時的地形地貌、建筑造型、周圍環境等；歷史形貌可以采集相關歷史圖像，包括歷代繪畫、方志中的輿圖及類書中的景觀插圖等，也可根據文獻記載和相關作品的描繪，利用虛擬現實技術(VR)制作圖像。為這些圖像標記時間信息后，既可靜態查看某一時期的景觀形貌，也可動態再現景觀的歷代形貌變化。

再次，能夠生動表現文學景觀的變遷過程。除了動態呈現空間信息外，GIS還能使文學景觀所涉人物、事件、作品的時間信息，按統一的時間軸依序呈現。如果是文學景觀的全域版圖，可隨著時間推移動態展示各種景觀的出現、湮滅等存毀狀態，模擬文學景觀的出場、在場和離場過程。如果是個體的文學景觀，可按時間序列動態了解景觀的建毀過程和書寫活動，模擬景觀的生命伏線。

利用GIS呈現文學景觀的歷史時空，可從四個方面推動文學景觀的研究。一是促進文學景觀的整體性研究。當前的文學景觀研究，多圍繞個別案例、部分城市、某類景觀進行局部考察和理論探討，缺乏整體觀照和宏觀研究。可視化的景觀版圖，為研究者提供了審視全域文學景觀的宏闊視野，便于從整體上把握各類景觀的分布與變遷。二是加強文學景觀的過程性研究。GIS地圖模擬文學景觀的歷史變遷，要求研究者對文學景觀歷史演變過程中的各類人事、作品的時間信息和空間信息一一落實，從而促使文學景觀的過程研究更加全面、細致、扎實。三是助力文學景觀的比較性研究。考察文學景觀常涉及各類比較，如同一類型不同地域的景觀比較、同一群落中的景觀比較、不同作家的景觀書寫、同一作家在不同時期的景觀書寫等。GIS地圖支持按研究者的各類需求呈現對象信息，聚焦范圍、放大細節，為景觀的比較研究提供便利。四是推動文學景觀的交叉性研究。文學景觀研究需要多學科的合作，既涉及歷史地理，又包含古建筑，甚至包括氣象水文；而可視化呈現，又需要數字技術人員參與開發。多學科的知識滲透與整合，才能系統、立體地弄清和再現文學景觀的歷史變化過程。

可視化是一種技術，也是一種理念，抽象的文學研究與形象的可視化結合，開拓了文學景觀研究的新視野，有望成為文學研究一個新的學術增長點。

(作者：邵大為，系中南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