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只要對革命歷史略有了解的人，恐怕沒有不知道“江姐”這個名字的。作為《烈火中永生》江姐的飾演者以及《革命家庭》中飾演媽媽的演員，于藍在主流電影中早已擁有一席之地。回顧她風姿不凡的一生，探討和思考革命的淬煉、感恩的心、愛和從藝的純粹，怎樣使她成為藝術家，讓她積極地書寫自己的電影史，擁有鮮明的人格精神，是極具價值的。

成為藝術家

于藍的表演事業的核心深處，突顯了紅色文藝創作的歷史。她生于遼寧， 1939年入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從事戲劇活動。1946年進入東北電影制片廠，銀幕處女作為《白衣戰士》 。在魯藝劇團，她學習了各種理論課與專業課。當時她參加一部秧歌劇《慣匪周子山》的排演，在劇中演一位地下黨員的妻子。戲排得比較順利，其中有一個細節是放哨，于藍向富有地下斗爭生活經驗的同志請教以后，重新設計了表演動作——先聽一聽，看一看，然后出門放哨。為了不暴露燈火，就拿一只斗擋著燈光。

如何實現表演的“工農化” ，是于藍當時思考的。在那戰火紛飛、走向新生的硝煙中，她選擇了共產黨，她投入黨的懷抱，勇敢、積極地學習。魯藝使她改變了過去“對群眾生活熟視無睹的狀況” ，她深入到群眾中間。多年以后，于藍道：“和群眾的距離縮短，吃在一起，睡在一起，接觸了許多婦女，耳濡目染，留下不少人物形象。 ”她生活在群眾中，一方面，找到了適合自己感恩和報答黨的方法，即把黨交給自己的表演任務做好，另一方面，也便于自己去尋求角色質樸的內在氣質和“特定環境中的動作邏輯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真情實感” 。

1949年秋，她參加《白衣戰士》的拍攝，邊學邊演，她的形象氣質對飾演不辭辛勞帶病工作的醫生形象不無幫助。后來，她擔任了影片《煙花女兒翻身記》的副導演工作。不久，她接連參演了一些重要的影、劇，如《翠崗紅旗》 《龍須溝》 ，如奧斯特洛夫斯基經典《大雷雨》 、高爾基名劇《小市民》 。上世紀60年代，在特殊的歷史背景下，于藍仍然認真鉆研和講究表演技巧。在《翠崗紅旗》 《龍須溝》 《革命家庭》中，她的表演熾熱如火，極力遵循著人物的性格思想的行為邏輯，以突出人物形象與性格的核心特質。1960年，根據陶承的回憶錄《我的一家》改編的《革命家庭》由夏衍、水華編劇，水華導演，錢江攝影，于藍、孫道臨、張亮等主演。影片講述一位普通家庭婦女逐漸成長為堅強的共產黨員的故事。于藍飾演女主角周蓮，細致表現她的成長和變化過程，樸實無華卻又清新自然。此片上映之后在觀眾中產生強烈反響，不少觀眾看過三遍以上。據稱這部電影在北京大學僅一天之內就連續放映了6場，觀眾達1 . 2萬人次。“北京地區一個多月放映了971場，觀眾約7 . 12萬人次，上座率達92 %。 ”影片獲得1962年第一屆大眾電影百花獎最佳電影編劇獎；女主角于藍獲1961年第二屆莫斯科國際電影節女演員獎。1965年， 《烈火中永生》由北京電影制片廠攝制，改編自羅廣斌、楊益言的小說《紅巖》 ，在原故事基本不變的情況下，編劇夏衍對原著進行簡化，聚焦許云峰、江姐等在獄中的斗爭，將英模人物及其革命激情置于前景，這為剛柔相濟地飾演共產黨人的兩位演員趙丹和于藍，提供了表演和闡釋空間。《烈火中永生》也成為男主演趙丹的謝幕之作。

于藍參加演出的紅色經典作品，富有動作性和真實感，通過創作，她的靈魂一次次得到了凈化，甚至成為角色的“粉絲” 。她抓住角色內核，努力加以生活化，以她自己的方式展現了人物的激情和張力，這些角色廣為流傳，與此不無重要關系。

于藍是用功用心，有自我感覺的“革命型”演員。謙虛，容得下不完美，和不久前高齡離世的古典型表演藝術家林默予不同。林默予在民國時期的上海從影，沉靜而默默奉獻。于藍則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的精神指引下走上表演的道路，屬于“革命型”藝術家，在革命的沃土上生長。作為一名文藝工作者，于藍的成長與黨的教育和人民的培養是分不開的。她的幸運、感恩、靈性，激勵她發揮創造力。她的努力人們都看得到，她的表演講究而不將就。她盡量用功用心。在追求真理和追求藝術之間游走，是一種生存的智慧。思想藝術的遵正一體與電影表演上追求真實，讓人感覺有血有肉、自然而然。

多年以后， 2009年，在中國金雞百花電影節頒獎典禮上，演員李羚作為金雞獎終身成就獎獲得者于藍藝術人生的講述者，講述了眾人心中真正的、永遠的榜樣和偶像于藍，在場的同行們起立鼓掌，向她致意。在新時期，她做了示范的先驅，一直懷著感恩的心工作，也懷著感恩的心面對給予自己的榮譽。于藍上臺接受授獎時致詞，第一句就道：“我感謝黨和人民培養和教育了我，我也感謝各級領導和我同行的戰友，你們對我的幫助和支持。 ”

于藍(右)在《烈火中永生》中飾江姐

精神的元型

1949年，于藍為自己成為人民電影工作者而自豪。她參加訪問朝鮮，向頑強戰斗著的朝鮮人民致敬。參加保衛和平世界大會，感受新中國“遍于全世界”的和平的朋友的熱情，積極地響應時代要求進行著斗爭。她經受世事的顛簸，堅持對革命和藝術的追求，使她成了著名電影表演藝術家，還成為一流的電影事業家。

于藍對新時期的中國兒童電影有開創之功。1981年，她參與籌建兒童電影制片廠，并擔任第一任廠長。當時，她感到，中國有兩億青年，三億八千萬少年兒童，這個龐大的電影受眾群體，同屈指可數的年產僅幾部的兒童片數量嚴重不相稱。兒童電影，讓她看到了能為自己熱愛的電影事業做出令人愉悅、出人意料的新追求和努力。

目標和身份的轉換，讓于藍的電影人生有了意想不到、性質不同的改變和更新，她對電影有了重新的定義。成人關心、教育培養兒童，居高臨下的視角不如以兒童為主體的描寫與表現視角。“兒影”與她和心中的兒童電影建立了命運共同體。盡管建立起僅次于蘇聯的世界第二家兒影廠的努力和結果，后來證明對于兒童電影的發展不是很有效，但對于于藍個人來說，愛與兒童、電影結合，成為于藍個人電影史和電影場域的精髓和精神元型。

兒童有歡樂憂愁，更有精神的純粹。兒童世界，是成人世界的一面鏡子。孩子們從小不假思索、大量接觸和學習的東西，將影響著他們的一生。為孩子們多拍好電影，是于藍的心愿。于藍起早貪黑，辛苦的工作中頗有焦慮感，她持續思索、寫作和發表關于兒童電影的論述，介入兒童電影各個領域的程度超乎想象。她不斷增加自信，擴大影響，相信理性的力量，以心傳心，她希望多做自己應該做的事情。貫穿于于藍晚年電影生涯的，是兒童電影。也許，于藍想要傳達的是，兒童電影期待更多人的心靈感應和參與，將教育性、人文性內化于電影的趣味性中，拍真正屬于孩子的有吸引力和感染力的電影，屬于人之為人的電影，題材新穎、樣式豐富、市場廣大，希望在明天。

追求電影的價值

在“人民的土地”上，于藍成就她的電影人格，并成為時代的幸運兒。她1950年轉入北京電影制片廠，先后主演《翠崗紅旗》 《革命家庭》 《烈火中永生》等片。她一度非常活躍，在《人民日報》 《大眾電影》《文藝報》等報刊上積極發表文章。于藍的寫作與她認為人生不能一味向下沉淪，再困難也要看到光明，生活之源常在的觀點，是相攜而行的。

于藍和北影水華導演的合作，是電影史上的佳話。專家作風明顯的水華，積極探索表現風格，敘事主題和藝術形式結合，二人在《林家鋪子》 《革命家庭》 《烈火中永生》中的三次合作，構成了北京電影制片廠黃金時代的代表。當然，這樣的影片雖符合當時觀眾對主流故事電影的期待，卻也有特殊語境下的投射。如影片《林家鋪子》作為水華導演的代表作，影片風格雋永，人物情感起伏，表現情景交融，主演謝添、于藍以及上海演員林彬、陳述等參演此片的演員的體貌、風采，富有特點和分寸感，獲得了業內人士好評。后來參演影片《偵察兵》 ，于于藍是一種適當而寶貴的途徑。

純潔率真的品性，就像有源之水，滔滔長流，到晚年使之成為仁者。演員其實是很被動的職業，要獲得承認，就需要拍戲機會，通過鍛煉，才能演下去，提高演技，才能獲得尊重和聲譽。那時的演員，一般情況下，沒有什么選擇權。像水華這樣的導演有眼光，啟用了于藍、謝添、趙丹這樣的好演員來演戲，讓于藍置于鉆研藝術的氛圍中，對于藍來說也是非常寶貴的機會。到了新時期，她想有更多的選擇權去拍戲，這時，機會卻已不多。她“愿意為電影付出，也真心地愛著電影” 。沒戲拍的時候，她告訴自己不要生氣、不要喪氣也不要埋怨。因此，在新時期當她有機會主持兒童電影制片廠的工作時，即便面臨重重的矛盾和艱難，她也樂此不疲。她的夕陽紅，是她做一切都讓人覺得好帶感。就像其兒子田壯壯說的那樣，“她對她所能做的任何有關電影的事情都會不遺余力地支持” 。她用盡心血去呵護、研究與推動兒童電影創作。

于藍的電影，有其普遍意義。回顧電影史，中國電影符合主導文化的取向，又能為電影創作者和普通民眾接受，得益于包括于藍在內的不同代際的許多電影人做出的積極的努力。生活不等于電影,但生活是電影創作重要的源泉。作為一個演員，不能碌碌無為，要永遠地保持充沛、飽滿的熱情,在社會、生活與藝術追求中不斷學習和提高。她時刻提醒自己，在電影創作、生產活動中提高思想認識和藝術覺悟。作為新中國電影史上重要的藝術家，她的成長道路和其塑造的形象并不因歷史情境的演進和當代生活的變遷而被消解。

時間會證明一切。回顧于藍和她的電影史，其作為藝術家和普通人，始終保持向前的姿勢，有其共享的價值。于藍的“煊麗”而素樸的人生和積極塑造電影角色的精神值得共鳴、眺望與探究。

(作者系中國藝術研究院影視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