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黨的十九大上，習近平總書記特別提出了什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源自于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文明歷史所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就是說，我們強調中華文化以豐富我們的精神資源，挖掘我們的歷史傳統，強化我們的文化自信。“熔鑄于黨領導人民在革命、建設、改革中創造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熔鑄于”就是說傳統文化已經進行了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已經在革命、建設、改革當中得到了熔鑄，形成了一套中國向前發展的、走向現代化的、而且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植根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是說我們不管用多么大的熱情宣傳傳統文化，不是回到漢代，不是回到清朝，也不是要回到民國，而是要建設自己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我從一開始就非常反感一到9月份有些學校開學的時候穿的那種稀奇古怪的服裝，而且捂得一身汗，甚至還要求背《三字經》、背《弟子規》，包括一些企業吸收工人時也要先背《弟子規》，如果都按《弟子規》的規矩辦事，恐怕咱們工人的福利也許會出現問題。我們學傳統文化不是要復古，而是要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很早我就聽趙啟正先生說過，他有次帶一個高級學者代表團在國外訪問，到了一個國家，那個國家的人問道：你們到處講中華文化博大精深，能不能稍微給我們講幾句怎么博大精深法？啟正同志對同行一個學問最高的同志說，你講一下。這個教授表示：沒法講，博大精深你能有法講嗎？又博大又精深，講的話就得講半年，開門課都可以。然而我說，怎么博大精深就沒法講了呢？我就覺得咱們得想辦法讓中華文化有法講，講得不太準確不太對可以，只要不斷改進充實。所以我試一下，確有老虎吃天無從下口之感。有不成熟的地方或者硬傷的地方希望大家提出來，幫助我改正。

中華文化的“三性”

我認為中華文化有三種特性。

第一是積極性。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你或許不能解釋清楚生命的來源、歸宿與終極意義，但是你必須積極地履行你的道德義務，知其不可而為之，這是積極性。

第二是此岸性。但不完全是按佛學的觀點來講，而是說此生此世當下就是此岸。孔子的說法是：“未知生，安知死”，“子不語怪力亂神”；荀子的說法是：“圣人為不求知天”。不要求知天，但就在講天道的一段里，荀子緊接著又說，想要了解天機、天意是不可能的，但是要尊重天的規律、天道、天理，這是可能的。人要敬畏“天”、服從“天”、順著“天”來做事。就是說，要在這種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什么情況之下，還得好好地做好自己的事情。儒家講“修齊治平”，道家講無為而無不為，比如老子所謂“圣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為心”，其實也是講另一種“修齊治平”。

第三個是經世致用性，跟前面說的兩個都有關系。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就是德國哲學家黑格爾瞧不起孔子，黑格爾曾說讀了《論語》(當然是譯本)后，覺得還不如不讀。不讀的話他本來非常尊重這位東方的大圣人，讀了以后卻覺得都是一些常識性的問題，他甚至指出孔子缺少抽象思維的能力。相反，黑格爾非常佩服和喜歡老子，尤其喜歡他“知白守黑”的絕妙提法。然而法國哲學家伏爾泰卻對孔子贊許有加。這個原因很簡單，黑格爾是專家，是大學者，孔子不是專家，不是學者，孔子還嘲笑自己說：自己種地不如老農，種菜不如老圃，一定要問特長，我只能答是趕車。孔子要做的不是專家，不是學者，是圣人。圣人是什么？挽狂瀾于既倒，在一個禮崩樂壞的時期，把這個社會能再整理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他的人品、他的言行舉止都成為社會的榜樣，都能改變社會風氣，優化社會風氣，使正在墮落的社會恢復到像西周一樣“郁郁乎文哉”的時代。孔子還主張“君子不器”，他看不起那種只會一兩樣絕活的人，他倡導的是整套“修齊治平”之道，是要建立大同社會。伏爾泰與黑格爾不同，他覺得孔子太了不起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把世界上復雜的問題用簡單的道理講清楚，而且既沒提圣母瑪麗亞，也沒提耶穌基督。這是因為伏爾泰是啟蒙主義者，他所碰到的論述者都是用《圣經》來解釋，要用另外一個世界的神來解釋。

中華文化的“三尚”

中華文化還有三尚。

第一點是“尚德”。這一點大家都明白，傳統文化認為德是權力合法性的依據，“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現在的提法也是以德為先。

我現在感興趣的是第二點“尚一”。因為“一”代表天道，“一”代表太平，“一”代表幸福。孔子的說法就是“吾道一以貫之”。孟子的說法是“天下定于一”。老子的說法是“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同時我們對“一”的解釋是非常復雜的。“一”是什么？“一”就是“多”的總和，用郭沫若的詩就是“一切的一，一的一切”。當然有更古老的考證，說“一切”來自《華嚴經》，并不是郭沫若的發明，中文這個“一切”也是很有意思的：“一”是統一，“切”是許多的部分，既是“一”，又是“多”。天子的權力是“一”，但是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是“多”，所以天子既是“一”，又是“多”，而這個“一”又是天道。“一”在中國有非常特殊的說法，首先是“天人合一”。有人提到說“天人合一”證明了中國早就關注環境，但那個時代環境問題并不突出。在“天人合一”中，體現了中國文化是一種循環論證——人性是美好的，人性是天生的，人性就是天性，天性集中起來再升華一下就是天道，那么天又是一個大的存在，天既是一個大的存在，又是一個道，而且“道法自然”，這里的“自然”跟我們講的大自然意思并不一樣，這里的自然不是主語也不是賓語，而是一個狀語。什么叫“自然”呢？就是自己存在、自己運作、自己發展，這正是當今唯物主義的主旨。同時天又是高大上的概念綜合。某種意義上，不管老百姓也好，圣人也好，實際上是把天看成上帝的，“蒼穹”在漢英辭典里就翻譯為god，就是天國。比如說顏子死了，孔子就說“天喪予”。這里的天就是指上帝，天不僅是指自然界的天。

我對《道德經》做過一個統計，就是“天”字用得比“道”字多得多。這里的“天”是一個終極概念、神性概念，但是它和人合一，因為人性雖然有不同的說法，基本上是善良的。老子也認為人性是善良的，所以他才問：你能回到嬰兒時代的單純、美好、善良嗎？我還看到一位老師分析：為什么馬克思主義中國人容易接受？因為馬克思主張性善論，西方的許多法制的設計則是出自于性惡的預計。雖然他們沒有像中國人這么明確地來談，但是馬克思、恩格斯認為：人的自私是私有財產所造成的，如果沒有私有財產，人就不會自私。他們所希望的就是能夠達到國家消滅、政黨消滅、階級消滅、警察消滅、軍隊消滅、法庭消滅，實際上達到了無為而治的最高理想。

以孔子為代表的論述：人性是善良的，是天生的，沒有在家里不愛自己的雙親的人，這就是孝；沒有不愛自己的兄弟姊妹的人，這就是悌；既然在家里孝悌，你出門就愛你的長上，愛你的君王，愛天子，你就不會犯上作亂，所以你就是有了忠、有了信，然后各種美德就越發展越多。這就是用人性來證明天道，用天道來指導政治。用天道來規范德行，就是道德。當然古時“德”的意思跟我們現在說的道德不完全一樣，德很多時候指功能性的東西，規律性的東西是道。它又能用來證明這個世界的美好。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莊子說，“天地有大美而不言”，這樣就肯定了物質的存在、自然的存在，然后又用道德來證明權力的合法性、權力的崇高性。儒家在談到理想的政治的時候，總要以周文王為例。因為周在開始的時候封地很小，方圓才100多里，但由于文王道德高尚，所做的一切都符合天道，符合人道，符合神道，也符合自然之道，當時叫做天下，他就把全天下老百姓的心都凝聚起來了。用姚雪垠《李自成》里的說法：民心就是天心。

所以中國的這種“一”的觀念，既是一，又是混雜的，又是什么都摻和到一塊的，一中有多，多中有一，天人合一，天、神、人、道、政合一。還有一個觀念是“知行合一”，既然以人心、人的道德為圭臬，既然心好了就什么事都好了，所以孔子說：“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就是說一個人如果沒有人格的尊嚴，只能用一些行政上的刑罰手段管著他；“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則是說人要有尊嚴，而且有了格調，才能夠提高。

中國文化中還有很多說法，外國人都不容易理解，比如我們說“不為良相，便為良醫”。這個說法非常可愛，因為都要治病救人，都要同情別人的甘苦，都要施以援手。智愚也是可以統一的，《論語》里面多次出現這個話，就是該傻的時候要傻，該聰明的時候要聰明。“寧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也可及,其愚也不可及。”

第三點是尚化。中華文化的尚化，早在莊子的時候就提出來了，叫做“與時俱化”。“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等均體現了“與時俱化”，學習與包容的“尚化”思想。

中華文化的“三道”

首先是君子之道。君子之道包括君子的一切，包括他的主張、行為和社會活動記錄，也包括了他的言談、話語、舉止，包括了他的容色、面部表情。孔子要求到這一步，光盡贍養父母的責任還不叫孝，因為養一個動物也是養著，問題是容易“色難”，做到態度好并不容易。你覺著雙親老了，糊里糊涂，你的工作又多，于是開始煩他們，把錢往桌子上一扔，這個不叫孝。君子之道涵蓋各個方面，要把君子之道分析得更加清晰。比如說“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荀子談到社會生活的時候比孔子還接地氣，他形容君子既可以成功，也可以失敗，小人成功不起，也失敗不起，說得非常有趣。孟子也講了關于孔子的一個故事，《論語》上并沒有記載，我看了以后拍案叫絕。旁人問孟子：你整天說孔子多么偉大，孔子在魯國做了幾年大官，最后在主持一個祭祀時，竟然因為祭祀活動送來的熟肉不合乎標準而大怒，連主持祭祀的禮帽也沒摘就辭職走了。孟子答道：你們懂什么？孔子為官是到處游歷，來尋找實踐自己政見的機會。其中，他受到最高禮遇之地是魯國，但是快三年了，雖然魯君對他態度一直很好，但是關于仁政、王道的思想卻始終實現不了。孔子想辭職，但是又不希望釀成事件，不想有不良的影響，他還要在各地巡游尋找更好實現理想的機會，所以他必須和君王繼續保持美好的關系，何況魯君本來對他那么好，所以他要找個借口，這次肉不好就成了一個很好的借口。他寧愿讓天下人說孔子這人急性子，但對魯國沒有什么影響。孔子對魯國沒有什么不滿，這是符合君子之道的。所以孟子的分析算一絕。

第二是中庸之道。這一點孔子講得很重，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是什么意思呢？有一種說法，中不是指正中間的意思，“中”念四聲，是準確的意思。庸也不是平庸，而是正常。中庸就是既準確又正常：不要不足，也不要過猶不及，這個在中國非常重要。西方的政治學講究多元制衡，但中國作為一個大國有自己的國情，我們想實行權力分割、互相制約非發生內戰不可，因此需要注意的是：中國不是靠制衡，而是靠中庸。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在時間的縱軸上經常發生一種平衡和再平衡，在這種情況下講中庸之道是有道理的。

1957年在中國作協，我被邀請參加了批判丁玲、陳企霞的會議，連續開了好多次會議，我也受了教育。丁玲同志發言的時候提到：看一個人要看幾十年，我當時聽了嚇一跳，因為當時我才23歲，要看幾十年的話，那我還不能算人呢。我想，你“河東”時表現挺好，你“河西”時我再等你兩年表現還好，這個人可用。如果河西的時候馬上換了一副相貌，對不起我不用你。所以要看幾十年，這也是中庸之道。

第三是韜晦堅韌之道。這個在其他國家的文化里是沒有的，而在我們的神話里面就很豐富，如精衛填海、刑天舞干戚、愚公移山等等。還有豫讓刺趙襄子的故事。豫讓為了給恩主報仇，需要改變自己的容貌，所以渾身涂了油漆，然后還吞了炭來改變自己的嗓音，這都是不可想象的。還有越王勾踐和趙氏孤兒的故事，中國自古就有這么一種看法，一個人要想干成點事就得受不可思議之苦，要在別人都認為不可能成功的時候，還能堅持下來。例如紅軍長征，就體現了這種苦斗精神。這種堅韌性、韜晦、以退為進，中國有很多這樣的詞匯，比如“忍辱負重”，想想這四個字有時候我的眼淚都能掉下來。

雖然剛才說了這么多有特色的地方，但是第一，它并不是奇葩，仍然和全世界的很多文化可以相通，比如“一就是一切，一切就是一”。我原來認為這是非常中國式的說法，但是2016年有一次我在舊金山漁人碼頭吃飯，回來的路上看見一個很大的商店，名字就叫“One is All”。我心想：美國人也懂這個？上網一查，有兩個解釋，一個說這是一個餐館，這里什么飯菜都有；還有一個解釋是這是家一元店，賣各種處理品，交一美元拿一樣東西就走，所以也叫“一就是一切”。

第二，中國文化有它的有效性，有特別吸引人的地方。這一點我也說不清楚到底為什么，但起碼有一條，就是中國的語言和文字是非常獨特的，其信息的綜合性和“尚一”有關系，一個字里面把什么意思都包括了，既有聲音又有邏輯，既有形象又有結構。中國文化是一種有效的文化，又是一種能夠自我調節的文化，一種隨時能夠改進的文化。為什么？比如孔子這句話我們一聽就覺得了不起：“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見不賢而自省，那么聯系一下，你有沒有這樣的問題？這是中國文化很了不起的地方。中國早就有些大人物，希望我們的文化能夠不斷地往前推進。中國文化推崇經世致用的人才，李白詩歌中講到，“魯叟談五經,白發死章句。問以經濟策,茫如墜煙霧。”他認為魯國那些腐儒，實際上解決不了問題。李賀也是為藝術而藝術的人，但是連李賀的詩里頭也寫到：“尋章摘句老雕蟲，曉月當簾掛玉弓。不見年年遼海上，文章何處哭秋風。”后來的思想家朱熹、王陽明、王夫之等，也有這樣一面。所以在中國，早就有對自身文化進行挑剔、期望它有所變化的思想。這和現在提出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是一致的。

第三，我順便談一個觀點，就是五四運動激活了中華文化、挽救了中華文化，五四運動使中華文化能夠開始尋找自己的走向現代化的道路，絕不是說頌揚我們優秀的傳統文化就等于否認五四運動。最近由于疫情的考驗，習近平總書記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表彰大會上強調，這是中國文化和中國精神的勝利，特別提到了：生命至上、舉國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學、命運與共。習近平總書記還講到了，千百年來，中國人民就以生命力的頑強、凝聚力的深厚、忍耐力的堅韌、創造力的巨大而聞名于世，我們都為自己是中國人感到驕傲和自豪！

(此文根據9月20日王蒙先生在“遠集坊”第三十二期講座內容整理而成，已經作者審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