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文學從產生之日起,便帶上世界主義的性質。這不只在于由文言到白話的轉變,更重要的是文學觀念的革新。從此,出現(xiàn)了新的文體,新的主題,新的場景、人物和故事,于是一個新的文學時代開始了。

以文體論,所謂“文學革命”最早從詩和散文開始。小說是后發(fā)的,先是短篇,后是中篇和長篇,作者也日漸增多起來。由于五四的風氣所致,早期小說的題材多囿于知識人的家庭沖突和感情生活;繼“畸零人”之后,社會底層多種小人物出現(xiàn)了,廣大農民的命運悲劇與農村中的階級斗爭進而擴張了小說的疆域;隨后,城市工人與市民生活也相繼進入了小說家的視野。小說以它的敘事性、故事性,先天地具有一種大眾文化的要素,相較于詩和散文,影響更為迅捷和深廣。

從小說的長度看,中篇介于短篇與長篇之間,但也因此兼具了兩者的優(yōu)長。由于具有相當?shù)捏w量,中篇小說可以容納更多的社會內容;又由于結構不太復雜而易于經營,所以,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小說家多有中篇之作。在我個人看來,論成就,或許略遜于長篇,但勝于短篇是肯定的。

1922年,魯迅在報上連載《阿Q正傳》。這是新文學運動發(fā)生以后的第一個中篇小說,在革命的大背景下,為國人的靈魂造像,形式之新,寓意之深,輝煌了整個文壇。阿Q,作為一個典型人物,在中國為廣大的人們所熟知,他的“精神勝利法”成了一種國民性的“寓言”。在1920年代,文學研究會和創(chuàng)造社的作家創(chuàng)作頗豐,中篇小說作家有郁達夫、廢名、許地山、茅盾,以及沅君、廬隱、丁玲等。郁達夫在五四文學中享有盛名。他的小說,最早創(chuàng)造了“零余者”的形象,其中自我暴露、性描寫,在當時是驚世駭俗的,雖然有頹廢的傾向,卻不無反封建的進步意義?！睹匝颉贰端且粋€弱女子》是他的代表性作品,打著時代特有的個性主義和人道主義的雙重烙印。在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記》中,作為剛剛覺醒的女性主義者,追求個性解放和自由戀愛的莎菲女士,結果陷入歧路彷徨、無從選擇的困局之中,表現(xiàn)了一代五四新女性所面臨的新觀念與舊事物相沖突的尷尬處境。繼魯迅之后,一批鄉(xiāng)土作家如臺靜農、蹇先艾、許欽文、王魯彥等崛起于文壇,是當時的一個突出的文學現(xiàn)象,但他們的中篇佳作比較少。

至1930年代,作家隊伍迅速擴大,而且明顯地變得成熟起來。當時聲勢頗大的一支,被稱為“左翼文學”。以左聯(lián)為中心,小說作家有茅盾、柔石、蔣光慈、葉紫、張?zhí)煲?、丁?外圍有影響的還有蕭軍、蕭紅等。其中,中篇如《林家鋪子》《二月》《麗莎的哀怨》《星》《八月的鄉(xiāng)村》《生死場》,都是有影響的作品。茅盾素喜取景歷史的大框架,早期較重人物的生理和心理描寫,有點自然主義的味道,后來有更多的理性介入,重社會分析?！读旨忆佔印分v述杭嘉湖地區(qū)一個小店鋪老板苦苦掙扎、終于破產的故事,同《春蠶》諸篇一起,展開20世紀30年代民族危難、民生凋敝的廣闊的社會圖景。《二月》是柔石的一部詩意作品。小說在一個江南小鎮(zhèn)中引出陶嵐的愛情、文嫂的悲劇,以及一個交頭接耳、光怪陸離而又死氣沉沉的社會。最后,主人公蕭澗秋在流言的打擊下,黯然離開小鎮(zhèn)。作者以工妙的技巧,揭示了知識分子在殘酷的現(xiàn)實生活中進退失據(jù)的精神狀態(tài)。蔣光慈的小說《麗莎的哀怨》《沖出云圍的月亮》發(fā)表后,受到左翼作家的批判,影響轟動一時。其實“革命+戀愛”的創(chuàng)作模式,并不能遮掩小說所展露的人性的光輝。特別是在當時的特殊語境下,作者執(zhí)著于對人的描寫,對人性與環(huán)境的真實性呈現(xiàn),是極為難得的。蕭軍和蕭紅是東北流亡作家,作品充滿著一種家國之痛?！栋嗽碌泥l(xiāng)村》以場景的連綴,展示了與日本和偽滿洲國軍隊戰(zhàn)斗的全貌?！渡缊觥烦矫褡搴蛧业慕缦?著眼于土地和人的生存。“在鄉(xiāng)村,人和動物一起忙著生,忙著死”,是貫穿全篇的主旋律。小說有著深厚的人本主義的內涵,帶有啟蒙的意義。

此外,還有一種文學,來自一批自由派作家、獨立的作家、難以歸類的作家,如老舍、巴金、沈從文等。他們在藝術上有著更為自覺的追求。沈從文自稱“是個不想明白道理卻永遠為現(xiàn)象所傾心的人”。他傾情于“永遠的湘西”,著意于表現(xiàn)自然之美與野蠻的力,敘述是沉靜的,描寫是細致的。一些殘酷的血腥的故事,在他的筆下,也都往往轉換成文化的美、詩意的美,而非倫理的美。這些創(chuàng)作特點體現(xiàn)在他的《邊城》《長河》里。巴金早期的小說頗具政治色彩,如《滅亡》;而《憩園》則是一種挽歌調子,很個人化。施蟄存等一批上海作家則是另一種面貌,他們頗受西方現(xiàn)代派文學的影響,從事實驗性寫作。但值得指出的是,就1930年代的總體創(chuàng)作而言,左翼作家是一批青年叛逆者,敢于正視現(xiàn)實、反抗黑暗。雖然其中的一些作品因為過于直白地宣傳意識形態(tài)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藝術的力量,但是左翼文學仍然不失為當時最為堅實鋒銳的文學,是五四的“人的文學”的合理的延伸。

整個20世紀40年代社會動蕩不安。這時,除了早年成名的作家繼續(xù)進行創(chuàng)作之外,還有一些新進的作家作品,突出的有張愛玲的《金鎖記》和路翎的《饑餓的郭素娥》等。張愛玲善于觀察和描寫人性幽暗的一面,《金鎖記》可謂其代表作。路翎的《饑餓的郭素娥》何嘗不是寫人性,卻是張揚的、光明的、美善的。在勞動婦女郭素娥的身上,不無精神奴役的創(chuàng)傷,卻更多地表現(xiàn)出了與命運抗爭的頑強生命力。延安文學開拓出另一片天地:清新、簡樸、頌歌式。丁玲的《在醫(yī)院中》《我在霞村的時候》,以及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形態(tài)很不相同,但在文學史上都有著全新的意義。在丁玲這里,明顯地帶有五四時期的個人主義和女性主義的特征。趙樹理的小說,可以說專寫農村和農民,但不同于此前知識分子作家的鄉(xiāng)土小說,強調的不是苦難,而是新生的活力和希望。其語言形式是民族的、傳統(tǒng)的,結合現(xiàn)代小說的元素,有個人的創(chuàng)造性,但無疑更加切合時代的需要。所以,周揚高度評價趙樹理的作品,稱為“新文藝的方向”。

1949年以后,中國有了統(tǒng)一的文壇。在整個五六十年代,相較于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中短篇小說顯得頗為寥落。少數(shù)青年作者帶有銳意的作品,如王蒙的《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較早表現(xiàn)反官僚主義的主題。老作家孫犁以一貫的詩性筆調寫農業(yè)合作化運動。趙樹理一直注目于農村中的“中間人物”。“文革”十年,文壇荒廢,荊棘遍地。

“文革”結束以后,地下水噴出了地面。以短篇小說《傷痕》為標志的一種暴露性文學出現(xiàn)了。此時,一批帶有創(chuàng)傷記憶的中篇如《天云山傳奇》《犯人李銅鐘的故事》《大墻下的紅玉蘭》《綠化樹》《一個冬天的童話》《被愛情遺忘的角落》等同時問世?！毒G化樹》敘寫的是右派章永璘被流放到西北勞改農場的經歷,是張賢亮描寫中國知識分子歷史命運的一部力作。與其他“大墻文學”不同的是,作者突出地寫了食和性。通過對主人公一系列懺悔、內疚、自省等心理活動的描寫,對饑餓包括性饑餓的剖視,真實地再現(xiàn)了特定年代中的知識分子的苦難生活。作者還創(chuàng)作了系列類似的小說,名為“唯物論者的啟示錄”,對一代知識分子命運作了深入的反思。張弦的小說,對婦女形象的描寫集中而出色?！侗粣矍檫z忘的角落》《未亡人》《掙不斷的紅絲線》中的女性,無論在農村還是城市,無論是少女還是寡婦,都是生活中的弱者,極左路線下的不幸者、失敗者和犧牲者。馳騁文壇的,除了傷痕累累的老作家之外,又多出一支以知青作家為代表的新軍,代表的作家作品有張承志的《北方的河》《黑駿馬》、王小波的《黃金時代》、阿城的《棋王》等。當時的作品或者表達青年一代被劫奪的苦痛,或者表現(xiàn)對土地和人民的皈依,都是去除了“瞞和騙”的寫真實的作品。這時,關注現(xiàn)實生活的小說多起來了。無論是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高曉聲的《陳奐生上城》,還是諶容的《人到中年》、路遙的《人生》,都著意表現(xiàn)中國社會的困境,不曾回避轉型時期的問題。《人到中年》通過中年眼科大夫陸文婷因工作和家庭負擔過重,積勞成疾,瀕臨死亡的故事,揭示中國知識分子的生存現(xiàn)狀,可謂切中時弊。小說創(chuàng)造了陸文婷這個悲劇性的英雄形象,富于藝術感染力,一經發(fā)表,立即引起社會的巨大反響。

20世紀80年代初期,中國作家非常活躍,帶來中篇小說空前的繁榮。這時,出現(xiàn)了重在表現(xiàn)人性的作品,如汪曾祺的《受戒》《大淖記事》、張潔的《愛,是不能忘記的》,還有史鐵生的《關于詹牧師的報告文學》《命若琴弦》等,顯示了創(chuàng)作的多元化傾向。汪曾祺的小說創(chuàng)作起步于20世紀40年代,卻因時代的劫難,空置幾十年之后,終至大器晚成。他自稱是“一個中國式的抒情的人道主義者”,小說多敘民間故事,十足的中國風?！洞竽子浭隆纺硕唐B綴,散文化、抒情性,氣象闊大,尺幅千里,在他的作品中是有代表性的。

80年代中期,美學熱、文化熱興起。在文學界,尋根文學、先鋒小說應運而生。“尋根”本是現(xiàn)實問題的深化,然而,“尋”的結果,往往“超時代”,脫離現(xiàn)實政治。王安憶的《小鮑莊》,以多元的敘述視角,通過對淮北一個小村莊幾戶人家的命運,尤其是撈渣之死的描寫,剖析了傳統(tǒng)鄉(xiāng)村的文化心理結構,內含對國民性及現(xiàn)實生活的雙面批判。先鋒小說在敘事上豐富了中國小說,但是由于欠缺堅實的人生體驗,缺乏厚重感。

到了90年代,中篇小說創(chuàng)作進入低落、平穩(wěn)的狀態(tài)。這時,作家或者倡言“新寫實主義”,“分享艱難”,或者標榜“個人化敘事”,暴露隱私。無論回歸正統(tǒng)還是偏離正統(tǒng),都意味著文學進入了一個思想淡出、收斂鋒芒的時期。王朔是一個異類,嘲弄一切,否棄一切。他的作品,容易讓人想起魯迅的名文《流氓的變遷》,卻也不失其解構的意義。這時,有不少作家致力于歷史題材的書寫或改寫。莫言的《紅高粱》寫抗戰(zhàn)時期的民眾抗爭,格非的《迷舟》寫北伐戰(zhàn)事,從敘述學的角度看,明顯是另辟蹊徑的。蘇童的《妻妾成群》寫的是大家族的婦女生活。在大宅門內,正妻看透世事,轉而信佛;小妾卻互相傾軋,死的死,瘋的瘋。這些女人都需要依附主子而活,互相迫害成為常態(tài),不失為一個古老的男權社會的象征。尤鳳偉的《小燈》和林白的《回廊之椅》寫歷史運動,視角不同,筆調也很不一樣。尤鳳偉重寫實,重細節(jié),筆力雄健;林白則往往避實就虛,描寫多帶詩性,比較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風驟雨》等經典作品,卻都是帶有顛覆性的敘述。賈平凹有一個關于土匪生活的中篇系列,藝術上很有特色。現(xiàn)實題材中,余華的《許三觀賣血記》、劉慶邦的《到城里去》、遲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以及胡學文的鄉(xiāng)土故事、徐則臣的北漂系列,多向寫出新時期的現(xiàn)實人生。還有一些關于官場、礦區(qū)、大學教育體制,以及現(xiàn)代化、城市化過程中的一些重大的社會事件和現(xiàn)象,都在中篇創(chuàng)作中有所反映。

100年來,經過時間的淘洗,積累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中篇小說?！鞍倌曛衅洳亍卑船F(xiàn)代到當代的不同時段,從中遴選出24部作品,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宗旨是,使讀者對具體的作家、作品,乃至100年來中篇小說創(chuàng)作的源流狀貌有一個較為完整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