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河的《天空之鏡》書寫主人公李一段奇詭的旅游經歷,李是加拿大籍的華人寫作者,年輕時已離開母國,他從玻利維亞的首都拉巴斯開始去追求切·格瓦拉的革命路線,接著敘事為我們同時打開了兩扇門:一扇是李在玻利維亞真實的旅行之門;一扇是幽深的歷史之門,這兩扇門就像酒店的旋轉門一樣不斷切換。

現實的旅途由一位崇拜切·格瓦拉的女導游瑪利亞引領,在參觀格瓦拉和奇諾被抓捕的切洛山谷的返程途中,李看到了導游背后巨大的文身,在問起這個文身時,導游突然迷狂,摔下陡坡受傷。李亦被視為嫌疑犯而遭到監控。李擔心自身的安全,想起在旅途意外認識的同胞小崔,向他求救,并聯系上多年前在阿爾巴尼亞結識的老楊。由老楊安排李見識了他在“天空之鏡”的工程。“天空之鏡”如同人類的初心:澄徹、透明、潔凈。女導游背上的文身符號則通向另一個民族的遠古的祭神傳統,我們知道巫是人類童年期溝通天、人的方法。

歷史之門通向隱蔽而混雜的全球史,李自己的跨國身份使他對切·格瓦拉身邊的奇諾的華人身份非常感興趣,他覺得20世紀中葉美洲游擊隊員中有華裔血緣本身就是一個待解的謎。解謎的過程中全球史漸次打開:19世紀一個殖民地被迫參與的全球化開端;20世紀歷史大而言之是席卷全球的革命史;21世紀是建立在科技基礎上大規模的全球化商貿博弈,即使暫時的逆全球化也是這個大運動的一部分。

談起全球化,我們很容易想到的是資金和人的流動,流動被認為是與自由同序列的重要價值。現代性允諾的是“詩與遠方”、“生活在別處”,加籍華人李自由地在“天空之鏡”旅行本身就是一種讓人向往的流動,即使到了今天,玻利維亞、秘魯這些南美洲高原國家對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說依然是陌生的,而這種旅行加上對革命和血緣的追尋就更耐人尋味。小說開篇第一部分“從拉巴斯入境”,詳細地鋪敘了李的入關、入住酒店等細節,細致入微的書寫幾乎讓我以為是在閱讀旅游攻略,直到末尾,李與大堂沙發上就座的阿根廷女性就切·格瓦拉隨意閑聊,這位女性告別時說“希望你能解開奇諾身份之謎”,為我們留下了解讀這篇小說的鑰匙,奇諾的身世在暗影中閃閃發光。

海登·懷特提出的“后設歷史”讓我們更好地理解歷史事實與闡釋之間的關聯。我們今天耳熟能詳的“全球化”一詞對我國而言有一個從被動到主動的過程。鴉片戰爭標志著我們被動接受“全球化”的開端,隨后,清朝的農民成為美洲的勞工,遠渡重洋到美洲淘金、修鐵路、種植以及掏鳥糞,總之做一切繁重的苦力。馬克思說過,資本來到世間,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文明總是凝結著底層社會的血痂。全球資本主義擴張伴隨著殘酷的圈地運動和人口販賣,我們的歷史經常提到的是大規模的黑奴販賣運動,而華工的販賣卻羞于出口。伴隨著國外史料的逐漸發掘,我們發現了華人最初被種植園主體罰的照片:在烈日下,他們戴著沉重的腳鐐站在密不透風的田地邊。他們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被販賣,經過九死一生到達遙遠的他鄉,遭受殘酷的、非人的對待,中國人的勤勞、聰明、隱忍幾乎是秘魯等地種植園主發家史中秘而不宣的一筆。

鴉片戰爭成為中國歷史上最濃重的陰影。我們熟知的是在祖國的大地上發生的一系列侵華戰爭,而那些在異域遭受體罰的同胞則在我們的視野之外,一個岌岌可危的政府自顧不暇,哪里還管得了海外子民的生死和尊嚴?如今,這些被販賣勞工的命運終于在陳河、張翎等北美華人作家的筆下緩緩展開,讓我們再次深深地體會被動挨打的況味。然而,就是在這種被販賣的充滿屈辱的境遇中,在異國他鄉,中華兒女亦顯示出某種驚人的民族性及古老東方文明的優越。奇諾兄弟參與革命所展現出來的意志之力與人格之美乃是他們優良基因的明證。

20世紀的主題是革命,是民族國家紛紛覺悟擺脫殖民、追求獨立的現代轉型過程。在切·格瓦拉的墓旁葬著的是奇諾,他為秘魯的革命事業奉獻了短暫而璀璨的一生。在切·格瓦拉的名字響徹全球并成為美洲的旅游消費資源時,旅行者李由自身的際遇感受到來自遙遠的異鄉的召喚,追尋“革命”的旅程,既為尋找奇諾的革命軌跡,也為傾聽半個世紀前革命的回聲。

時間流到新世紀,中國與南美洲的來往更為頻密,不同的是這種交流背后相伴的是改革開放這樣一個主動的過程,是中國不斷發展壯大的歷史進程。商人老楊在海外做工程30多年,他在不同國家跌宕起伏的際遇幾乎可以看成改革開放的縮影。多次厄運沒有擊垮他,反而成就了他,讓他有了波瀾不驚的心態,積累了豐富的應對風云突變的經驗。最終他在高原的“天空之鏡”中重新找到了心靈的歸宿,他被當地人視為“神鷹”,具有超凡的能量。一方面他幫助秘魯建設發電站,改善人們的生活;另一方面他也為祖國尋找新的物質資源,協助我國與美洲建立友好聯系,向當地人傳遞古老的東方文化。

共同的旅居身份讓李和老楊心有戚戚,他們彼此能夠不借助語言交流就理解對方工作的意義。他們展開了一段對話,作者借人物之口談到創作這篇小說的敘事動機,從歷史中尋找現實的答案,從螺旋式上升的全球化運動中找到國族的位置及意義:

“為什么中國移民后代中會出現奇諾這樣的游擊隊員?我試圖從歷史的源頭來尋找原因。這幾天我腦子里都是太平洋上那些販賣苦力的三桅船,那些在海島上挖鳥糞的中國苦力臉上被燙的印記。我覺得奇諾的憤怒可能就是從那里開始的。而更有意思的事情是我發現在當前,在中國苦力販賣到秘魯100多年之后,中國人再次大批進入了南美洲,也是在挖礦修路,這里面究竟存在著一種什么關系?這就是我這幾天來苦思冥想的。”

“我們在搞工程,中間挖到過華人的墳墓,墓碑上刻著中國字,一律面向中國的方向。我讓所有工程人員遇到中國人的墳墓都要善待,加以祭奠,不驚擾他們的孤魂。我有時會覺得,這些古墓其實就是我們自己的墳墓。”老楊說。“我倒是悟出了一個道理,你必須善待你所在的這塊土地和居民,才可能被他們接受。”

從某種意義上說,李在尋找海外華人的精神依據,老楊則在身體力行,并從自身的經驗感受人類的初心。如果只從商業利益出發往往是容易失敗的,必須與身邊的土地建立故鄉的感情,必須和當地的人們建立共同體般水乳交融的感受,你方能找到家園感。李和老楊以各自的方式參與全球化進程并為自己的國族作貢獻。借助互聯網的便捷,李找出了奇諾的身世之謎。小說以不同字體的史料略述了奇諾這位切·格瓦拉的革命盟友的生平,這對我們理解全球史的豐富性,尤其是不同民族之間的共同處非常有助益。

“李的想法有了很大的發展,看到了一種歷史的大的走向。100多年前中國人作為最會干活的廉價苦力,被販賣到秘魯,成為這個國家早期經濟發展動力。100多年之后,拉美再一次涌進大量中國公司。而這一次的中國人涌入南美洲,其身份和100多年前的那一批人則完全不一樣了。奇諾在這兩個歷史現象的中間,好像是茫茫夜海中閃著微光的一個燈塔,引導著李的思路。奇諾的事跡和行為恰似一種神跡,賦予這一段歷史光芒和啟示。”奇諾的一生蘊含著“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文化力量,奇諾的反抗精神和他瘦弱的身體、脆弱的視力形成鮮明的對比,與古老的神話女媧補天、精衛填海的精神一脈相承,再現了經典文學歌頌的英雄主義、理想主義情懷。這種民族精神同樣在老楊這些海外華人身上延續。

《天空之鏡》的末尾,女導游瑪利亞的文身與“古印加的獻祭”傳統聯系起來,女性這種自愿犧牲的超邁精神亦代代相傳。革命與宗教同源,都是來自真誠的信仰。于是不同民族的文化在高處相逢,在“天空之鏡”的明澈處互相致意。

作為海外華人作家,陳河的寫作形成了有別于內地作家的風格:一是廣闊而陌生的敘事空間帶來豐富的意義空間,他筆下的風土人情和景觀本身具有陌生性,異域能給人新鮮感。二是思維的開放和復雜度,往往要在讀完整個作品之后才恍然大悟,那些暗中勾連的歷史枝蔓重新被納入一個整體。三是他借鑒了非虛構的講述方法,具有親歷感和在場感,插入部分像文獻一樣可感,應該說他們在海外接觸到了一些不同的史料。小說以一位對革命別具情懷的游客李的視角慢慢打開全球史的不同層次,有點像俄羅斯套娃,一層又一層。全球化是一個流動的過程,歷史的意義之流亦在其中。隨著國家地位變被動為主動,我們也漸漸走出鴉片戰爭的陰影,與廣闊的西方形成一種新的平等的對話關系,早期華人在海外的生活、工作與革命具有的歷史意義也得以凸顯。

《天空之鏡》立意高遠,敘事從超越國族的人類立場出發,以全球視野來重新思考中華民族的精神、情感,思考不同民族的共通性以及中華文明的獨特性。

(作者:申霞艷,現任職暨南大學文學院中文系,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廣東省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廣州市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