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來，哲學博士，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當代著名哲學史家。2009年11月1日正式出任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

導語

前不久，由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復旦思想史研究中心主辦的“海上儒林——《何謂普世?誰之價值?》新書發布會暨中國當代儒家學者上海論壇”召開。會上，專家學者就《何謂普世?誰之價值?》進行了討論，更深入到該書所涉及的重大命題中，就目前極富爭論的一些思想文化問題發表了各自的意見。其中，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陳來教授就儒家價值是否具有普世性、儒家價值與自由民主等所謂西方價值的關系等問題，發表了獨到見解，引發熱烈反響。在此，我們刊發陳先生的發言稿，供讀者參考。

作者簡介

陳來，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校學術委員會副主任，著名哲學史家。著有《竹帛五行與簡帛研究》、《東亞儒學九論》、《孔夫子與現代世界》、《回向傳統——儒學的哲思》等。

《何謂普世?誰之價值?》這本書我看了以后有幾個印象：第一個就是非常突出中國文化的主體性;第二，書里面的討論，不是只有一種聲音，是多種聲音復合起來的樂曲，有不同的傾向，但總體來講，明顯可以看到一種很強烈的文化自覺;第三，這本書的討論其實也是對當今這個時代主題的呼應和追求;第四個特點是鋒芒非常銳利。

十幾年前討論世界倫理的時候，我在《讀書》寫的一篇文章也用過類似這本書的題目，即“誰之責任，何種倫理”。我以為，這個問題的討論特別針對兩個主要的現象：第一，目前流行把西方的特別是西方近代以來的政治制度價值化身為全世界的、最高程度上的普世價值;第二，是那種一元的普遍性觀念，這是西方自基督教文化流行以來一個根深蒂固的想法，即不能容納一種多元的看法。這兩點是我們主要面對的一種情況。

政治文化的“再中國化”

關于這個問題，我特別想談以下幾點。第一，今天我們談這個問題應該關注十七屆六中全會對民族文化的表述，并以此為基礎，借這個東風，擴大我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和研究。2007年我跟童世駿教授一起參加了一個活動叫做“中國文化論壇”年會，那一年的年會我擔任主席，討論“孔子與當代中國”。我的主題報告里面特別談到，在談中國當代文化的時候要關注執政黨政治文化的“再中國化”，因為我們明顯看到1990年代末期以來中共的政治文化里面，民族傳統文化的內容作為口號越來越多地出現，這個變化我稱之為“再中國化”。“再中國化”的意思是說更自覺地利用中國傳統文化的資源作為正能量，我覺得這個轉變很重要。

在中國來講，執政黨的政治文化應該說對社會文化具有非常大的作用和影響，所以在這個空間里面我們要推動文化活動，就必須關心它。而且確實我覺得十七屆六中全會關于文化的報告是非常好的，可能有的時候我們學者自己都沒有寫得那么全面。我想我們今天在中國環境里面討論這個文化問題必須跟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包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實踐，相結合。就是怎么樣讓它的理論到實踐，越來越多地容納中國文化的那種精神價值，我們學者也應該去推動政治文化的再中國化，充分肯定政治文化的這個變化。

“東西”之外，還有“古今”

第二，要更全面地總結上個世紀儒家學者的文化觀念和文化實踐。《何謂普世?誰之價值?》一書認為五四以后出現的以保守主義自居的新儒家對儒家價值的肯定不過是要從中引出西方價值，但我覺得可能情況不是這樣，至少不完全是這樣的。比如馬一浮，他是一個保守主義者，但他是普遍主義者，不是特殊主義者。他所理解的六藝之學，不是被僅僅看做一種民族文化，他認為六藝是真正世界性的東西，世界的文化都應該納入這個體系里面來衡量，它是一個普世性的體系。他保守的態度當然是有，但是他的普遍主義態度不是僅僅對西方的肯定，反而要把西方的學術納入中國學術系統里來，你西方那個還不夠普遍，我這個更普遍。

另外我們知道梁漱溟的例子。五四以后最有代表性的當然就是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梁漱溟的想法是，我們第一步的任務，是全盤承受西方文化，這是非常現實主義的，你不得不全盤承受它。可是接下來呢，未來是中國文化的復興，再未來是印度文化的復興。這種講法，不是說我們對儒家的肯定僅僅要引出西方價值，而是認為西方只能走到這一步就為止了，再往前走那必然是儒家價值的體現。所以儒家價值對于他來講更有前瞻性，更有世界性，只不過不是在當下的空間里面。我覺得，我們必須要更全面地總結上一輩，特別是上個世紀儒家學者的文化觀和實踐。

第三，我想，對百年來文化討論還要有一個同情的理解。關于上個世紀的文化討論，《何謂普世?誰之價值?》比較偏重在“東西”的緊張，完全忽略了“古今”的面向。我覺得上個世紀的文化討論應該是“東西—古今”的辯論。馮友蘭先生在1930年講，所謂東西的問題不過就是古今的問題，古今的問題就是走向現代化的問題。所以對上一代學者來講，他們不是單純討論價值，不僅僅是關注文化上的對比。如果你講民族文化的立場，這些學者為什么要接受西方文化?最重要就是要促進民族國家的近代化和現代化，離開這點，你講他好像只是抽象地做一個文化的轉變，就不能反映他真正的歷史動機。所以那一輩學者，尤其是第一代思想家更關心民族國家的發展現代化，接受科學民主也是為了現代化，不現代化怎么救國救亡?吸收西方近代文化搞現代化就是救國救亡最根本的手段。所以我想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不是僅僅注意東西的問題，一定要看到古今的問題，古今的問題就是認為，中國作為民族國家，現代化是最重要的。可以說20世紀中國的主題就在這里，他們深深了解這個主題，所以要把早期五四時代的東西文明問題轉換為古今的問題。當然，古今不是唯一的理路，不能把東方文化完全看成是傳統文化，把西方近代文化看成現代的普世價值，就價值來說，東西方兩種文化都含有普世價值。

上一輩的學者提出對西方文化要全盤承受，甚至可能有一些更多的肯定(代表性的當然就是科學民主)，這個肯定，一方面包括對中華民族現代化的焦慮，另一方面確實包含了他們對世界意義上的現代性的價值的一種肯定，比如說自由也好，民主也好，人權也好，他們是把它看成具有世界意義的普遍性價值來肯定的。在這個方面我想要更全面的總結現代儒家。

另外，因為中國的社會形態是不斷變化的，儒家的概念和儒家的內涵以及它的主張是與時俱進的，現代儒家對民主自由的肯定是儒家的與時俱進的應有之意。當然這種對民主自由的肯定也不是儒家在最高層次上面的肯定，這個我們也要看清楚。而且，與時俱進中，不僅有對自由民主的肯定，也包括對社會主義的肯定。像梁漱溟，他一生中應該說對社會主義是肯定的。梁漱溟為什么說現在全盤承受西方文化，下一步是一個儒家問題?他說未來世界需要儒家文化，他講的那個未來世界的儒家文化，就是儒家社會主義，是跟社會主義密切聯系在一起的。包括熊十力解放以后對社會主義的肯定，是因為社會主義的價值跟儒家的價值有內在的親和性，所以這個與時俱進也不是違背傳統的價值，這個與時俱進是連續的，他根于本有而繼續根據時代的變化來發展。

儒家能否提出一種新普世價值

第四，《何謂普世?誰之價值?》一書中有個提法，說儒家能否從自身提出一種不同于自由民主的新普世價值，這個問題大概是書里面最重要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一聽起來有一點怪，儒家當然自身能夠提出一種不同于自由民主的價值，因為在他兩千多年發展里面本來就形成了一套價值體系，這個價值體系就是不同于自由民主的。但是本書這個提法似乎不是指過去的普世價值，是說新的普世價值，就是要針對現代生活，在我們今天這個時代提出一種從內容到表達形式上都是新的普世價值。這個問題比較發人深思。

我們一般講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設定、表達，要考慮傳統文化的基礎，這里還是把儒家的價值作為過去式。所以談到儒家價值一般是指儒家從前所發展起來的一套不同于現代，不同于民主自由的那些價值，而不太重視今天的儒家怎么表達新的普世價值。后來我想其實從抗戰以來也還不少，什么新五德、新六德，都是儒家思想里面總結出來新的價值觀。當代學者至少我知道牟鐘鑒、吳光等都有好多新幾德的這種想法，什么仁義、中和、公誠等。所以新的普世價值這個提法以前沒有怎么見到，但是現在仔細一想確實有這個東西。

但我想提出的例子，是比較有世界意義的，這就是新加坡所謂亞洲價值那個提法。你說有沒有一個從儒家思想里面提出的不同于自由民主的新普世價值，我認為是有的。現在在世界上最有影響的就是新加坡提出的“亞洲價值”。它說是五大價值：第一個社會國家比個人重要;第二國之本在家;第三國家要尊重個人;第四和諧比沖突更有利于維持秩序;第五宗教間應該互補和和平共處。這五項原則包含的，不僅是傳統的東亞的價值，也有百年來吸收西方文明所發生的新價值，如國家要尊重個人。其實亞洲價值并不是說它的價值體系里面所有要素只有亞洲性。亞洲的價值跟現在西方價值不同，但并不是這個體系里面所有價值要素都不一樣，不是的。所謂亞洲價值不是追求元素上的那個差異，而是價值的結構和序列、重心有不同;元素有不同，但是也有同的，但是總體來講價值序列的重心不同。因此新加坡的這套亞洲價值觀是一套價值觀體系，總體來講就是一套非個人主義優先的價值觀，是新加坡版本的亞洲現代性的價值觀，我認為也是新加坡版的現代儒家文明的價值觀。它的核心就是不是個人的自由權利優先，而是族群和社會的利益優先;不是關聯各方的沖突優先，而是關聯各方的和諧優先，這比較接近社群主義的態度。我們說它不能夠用來壓制人權，它需要靠擴大民主和尊重個人的價值來實現對人權的保護。但是它與西方價值確實不同，就是它的總體的價值態度是要求個人具有對他人、對社群的義務和責任。當然，這個亞洲價值也有不足的地方，在于它的層次在中間的層次，他還是著眼于在社會價值的層面，在比較高的層次上的價值沒有怎么表現出來。

第五，關于自由民主的問題。自由民主在這本書里面表述就是說它總是跟西方國家的利益訴求是結合在一起，這是我們從它的外交政策來看的。但是要看到，世界史上，自由民主的理念是在西方近代長期的社會沖突里面，特別是在解決內部沖突的過程中提出的，提出這個不是為了外部騙人的，而是為了解決內部的問題。

“多元的普遍性”

最后講一下我自己對普世價值的看法。我有一次在韓國講過這個問題，當時用了四個比較押韻的英文詞講儒家的價值，這就是：humannity，civility，community，responsebility。我認為，中國傳統第一它比較關注仁愛;第二關注禮性(當然我這個提法里面有受我在韓國講演影響的一種因素。就是我突出這種禮性精神，部分是因為韓國是一個比較重視禮儀的國家，我講的時候當然要跟當地的文化有所溝通。我講的禮性就是對禮教文化的本性、精神、價值的肯定);第三關注社群利益;最后強調責任，中國文化、儒家文化所有的德行里面都是充滿著責任意識，比如說孝是對父母的責任意識，信是對朋友的責任意識等。

最后我想特別強調的是，我采取的基本立場不是要素論的，是結構論的;不是一元論的，是多元論的。什么意思呢?我在2005年寫了一篇文章講全球化時代的價值問題，我提出的概念叫做“多元的普遍性”。針對一元化的普遍主義，所以我提出多元的普遍性。多元的普遍性跟人類學關于全球化的提法有關系。美國社會學家羅伯森講全球化的時候，就提出所謂普遍主義的特殊化和特殊主義的普遍化。他認為全球化是雙重的進程。普遍主義特殊化指的是西方首先發展出來的政治經濟、管理體系，和它的基本價值引入其他地方。特殊主義的普遍化是指世界其他各民族對本土價值的認同，越來越具有那種全球的影響，并且融入到全球化過程里面來，這樣地方性知識就可以在這個過程中獲得全球化的普遍意義，所以羅伯森把它叫做地方全球化。我覺得這個說法是有意義的，但是這個說法對于東方文明價值肯定性是不足的。我們認為西方的文明是比較早的把它自己實現為一種普遍的東西，而東方文明在把自己實現普遍性的方面，現在還沒有做到最充分的程度。而不管東方還是西方，內在的精神價值并不決定于它外在實現的程度，換句話說，東西方的精神文明跟它的價值其實都內在地具有普遍性，我們也不能說今天只有我們中國具有普遍性的意義，說西方的價值沒有任何普遍性意義，不能這樣講。我認為應該承認東西方都有其內在的普遍性，這個內在的普遍性能不能實現出來是另外一個問題，因為它需要外在的歷史的條件，實現出來的就叫做實現的普遍性。費孝通先生曾講：“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這是對“多元普遍性”文化觀的生動的形象的寫照。

如果從精神層面，從價值層面，從東西方各個文明都有它內在的普遍性這個方面來講，我們說都是普遍主義的，東西方文明的主流價值都是普世價值。但是他們之間有差別，他們在歷史里面實現程度也不同。因此正義、自由、權利、理性當然是普遍主義的，但是仁愛、禮教、責任、社群、內心安寧也是普遍主義的價值，我剛剛講梁漱溟先生的例子揭示的應該就是這個道理。這樣一個立場，我以前寫的文章就稱之為“承認的文化”，查爾斯·泰勒是專門講“承認的政治”，從多元主義來講，我就說我們必須有“承認的文化”這樣的立場，這個立場當然就是世界性的多元主義的立場，這是我自己在這個方面的一個看法。

這是從多元主義的角度來講。我剛剛講的要素論和結構論差別在什么地方?《何謂普世?誰之價值?》一書提出要從儒家體系里面提煉出跟西方不同的價值，我的意思就是不一定只是要求在要素上全然不同的一個體系。我覺得這里面有些要素可以是不同的，但是一個現在的儒家價值里面可以包容民主自由這些，只不過自由民主的價值在儒家價值體系里面的位階不一定是最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