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文字 王曉瑩

黑塞曾寫過一篇《讀經典，還是讀副刊?》的文章，講的是報紙媒體時代的文學問題。他說，副刊文字時代從來不缺乏思想，卻是一個市民氣彌漫、廣泛屈從于個人主義的時代，那些匆匆而成的急就章，把名人與文化扯在一起的專訪，占據了人們大量的閱讀時光。他對副刊文學充滿了批評。顯然，在黑塞的時代，文學就已經遭遇了新媒體的問題，只不過那時的媒體是報紙。黑塞所作的批評在我看來，并非是簡單地批評報媒副刊中的文學，而是要將文學進行一次清理，即哪些是嚴肅的經典的文學，哪些是即將消失的次文學、消費文學，甚至偽文學。在他看來，副刊中的文學與經典是對立的。他沒有想到影視和網絡會以怎樣的方式讓文學更加痙攣。

傳播學中有一部重要的著作應當引起我們的關注，即波茲曼的《娛樂至死》。20世紀后半葉，印刷術時代步入黃昏，電視時代則猶如初升的太陽一樣蒸蒸日上，波茲曼考察了美國文化是如何被電視的娛樂性而改變，并作出“我們將被自己娛樂至死”的著名論斷。

這樣一種現象在21世紀與網絡一起共同進入中國文化的現場。于是，我們要進行的批評就是黑塞與波茲曼曾經做過的工作。但在進行這樣一場艱難的批評之前，我們需要對文學的媒體進行一次簡單的回顧。我們要知道，媒體對于文學意味著什么。

最早的文學靠什么而存在?是聲音語言。從這一現象來看，文學的確是伴隨著人類的存在而存在。人類要知道“我(們)是誰”，“我(們)從哪里來”，又“到哪里去”。這在人類漫長的游牧史上異常重要。從這些故事中，人類知道如何愛，如何去死亡。這就是信仰。文學的位置可見極其重要。《荷馬史詩》、《舊約》以及中國的上古神話都是那時候的文學。

接下來便是文字的產生。世界上第一部史詩《吉爾伽美什》，是今天發現的最早的泥板文字書寫。但很顯然，文字只是一個載體，將其記錄下來而已，史詩早已有之。

中國最早的文字是甲骨文，這是20世紀才發現的文字。中國從孔子之后的古人并不知道。那時的文學是什么呢?按語言學家以及海德格爾的說法，屬于原初命名時期，也就是古人所說神創文字之時。在每一個古代人所創立的文字中，都有神意存在。解構主義大師德里達在考察了人類所有文字之后得出結論，他認為中國的漢字是最好的語言，因為它仍然保存了上古以來的人類秘密，它是音形義的完美結合。這種認識對于文學來說非常重要。因為今天我們對文學的定義就是文字運用的藝術。文字使那些在風中飄浮的聲音擁有了身體，它的有序排列便產生了美妙的文學。因此，也可以說，甲骨文等文字的產生誕生了真正意義上的文學。

甲骨文使人類對文字產生不朽的意識，但真正傳播起來則不易。于是，人類便產生了易于傳播的載體。這就是竹簡和帛書。它的出現，帶來了諸子百家散文，是中國文學的真正發端時期。

印刷術的產生是人類對傳播速度渴望與創造的結果。王維和王安石的詩歌一次能印三千冊，與今天一些出版社的首印數一樣，但是，在傳播異常艱難的時代，這個數量可與今天的億量相等，屬于天文數字。洛陽紙貴就是那時候誕生的現象。詩歌得以傳播，中國成為詩教傳統最盛的國家與其相關。我們今天所說的文學就是從紙質印刷術發明而來的傳統文學。但后來，報媒的產生讓作家、詩人感到不快。這就是黑塞所批評的副刊文學。

黑塞所看到的副刊文學并沒有觸及到中國的現實。中國的報媒產生時代是20世紀初期，十幾年的發展導致了中國的新文化運動。在這場運動中，副刊產生了極為重要的意義。魯迅的雜文恐怕是副刊時代的產物，當然，這在黑塞來看，可能并非嚴格意義上的文學。黑塞所講的文學是那些長篇小說、嚴肅的文學，副刊只是它的衍生品或宣傳者而已。今天，有很多人都在研究那個時代的副刊文學。但是，我們也不要忘了，黑塞所講的副刊文學的急就章特點及其與大眾思想之間所存在的問題依然是需要警示的。

然而，無論黑塞等大師們對副刊文學怎樣詬病，在報媒時代，靠印刷術傳播的紙質書籍仍然是文學最重要的載體。報紙的副刊僅僅是推動書籍的宣傳方式而已。因為篇幅的限制，報紙的副刊所登載的是金庸的武俠小說式的通俗文學、是適合時代的快餐評論、是旅游散記、是大眾化的詩歌。真正嚴肅的文學還不能在這些大眾性的媒體登載。如果說書籍的出版之前主要由政府來控制的話，而報紙的副刊還多了讀者的喜好。所以，報紙副刊的媚俗特征就由此而出。

接下來出現的是影視媒體。影視對文學的沖擊在于，它用視覺的方式部分傳達了文學所要表達的內容。視覺的具象化一度成為文學家們所詬病的地方，同時，電影和電視劇強大的娛樂功能與難以傳達深刻思想內涵也成為其無法與文學相提并論的特征所在。之所以如此，并非影視不能完成思想，而是因為影視乃大眾媒體，它要完成的是大眾的娛樂功能，而思想與教化乃精英所持，屬于小眾。影視未來是否應向小眾發展是一個未知的課題，那么，影視是否能替代文學的載道功能也便成為一個未竟的心愿。

然而，“讀圖時代”的來臨和影視的發展使視覺語言迅速成為第一大交流工具。如果將同題材的一部長篇小說和影視劇放在一個青年的面前，他肯定選擇后者。這是因為視覺是人類的最直接的閱讀方式。閱讀工具的發展將是這個時代最為迫切的需要之一，它將革命性地改變人類的閱讀方式，當然也在改變人類的藝術創作。今天，更多的作家愿意將自己的作品搬上熒幕，也愿意成為影視劇創作大軍中的一員，便是這種改革的顯征之一。

最后是網絡媒體。手機是它的副產品。這就是作家和傳統傳媒膽寒的新媒體。什么是網絡文學?這是一個長久爭議的話題。只要看看黑塞的評論就會明白，網絡文學是一個偽命題，它與副刊文學一樣，只是文學的一種存在而已。在報紙的時代，無論如何，副刊所做的文學工作是有限的，所以它會產生那些匆匆的急就章，產生那些大眾喜歡的通俗文學。到了網絡時代，網絡就成為一個全媒體，它將紙質出版、影視甚至作家與讀者之間的互動都通通一網打盡。當然，網絡仍然在不斷地產生寫作的新方式，如在網上寫作和閱讀的那些付費小說，如博客時代的博客文章(與報紙的副刊類似)，如微博短章(后來又產生長微博，什么都可以發)，如微信這樣更為開放的閱讀方式。整個人類積累下來的所有文學都統統上了網，它們當然不是網絡文學，可它們也在網上供人類閱讀。職業作家們的所有作品也可以在網上閱讀，他們的作品自然也不是網絡文學，可它們就在網上。所有人都變成文學的弄潮兒，都在寫作，難道它們是網絡文學?因此，界定網絡文學是非常危險的，因為網絡的疆域在不斷變化、更新。我們不妨再重復一下，網絡只是一個載體而已，所有文學都是它的承載者，只不過，寫作的汪洋大海沖毀了原有的少數人從事的寫作圈子，只不過文字的閱讀變成網絡全媒體閱讀中的一個方式而已，它的權力在喪失而已。

它促使我們進一步要思考，在文字的汪洋大海面前，什么才是真正的文學?哪些文學對人類的進步和心靈有益?

在這里我們不能不提到后殖民主義學者薩義德和他的《知識分子論》。在薩義德以及葛蘭西等人看來，當知識不再被少數人所擁有，當人人都擁有大量知識的時候，知識分子這一概念便顯得異常重要，知識分子也就成為少數擁有人文價值立場、敢于站在權威者的對立面、敢于對一切不正義的行為發出批判的人們。也就是說，當人人都成為大學里的受教育者，當博士、教授、研究員比比皆是時，知識分子不再是一個寬泛的概念，而是縮小為它最初的意義所指，即為人類的正義、良心和信仰而赴命的人們。薩義德的這樣一種觀點雖然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其站在第三世界的文化立場對強權文化的反抗，其站在時代的洪流中對人類亙古以來的精英立場的堅持是值得肯定的。

網絡時代的文學顯然也面臨這樣一種重新選擇的局面，即網絡使人人都成為作家，使所有的書寫都成為文學的一部分時，我們便有必要發問，誰是文學?那些人類由來已久的經典自然不用分辨，但今天產生的大量文本，哪些才是文學?顯然，薩義德的方法與觀點在這時便派上了用場。

今天的書寫已經失去邊界，在以往時代被文學的倫理禁錮著的魔鬼都被網絡解放了。大量粗俗的流氓語言充斥網絡，被認為是文學語言;所有的行為都可進入書寫的范疇，人類原有的經典被解構一空，一切神圣、正面的價值體系在今天土崩瓦解;審丑、惡心、陰謀、罪惡、殘暴都成為書寫者們愿意精心打造的美學立場，與此相對應的存在則成為人們恥笑的對象。尤其是在一些超文本的書寫中，網民們將所有的不滿、憤怒、惡語都噴灑在網上。沒有哪一個時代像這個時代這樣價值混亂、美丑難分、善惡難辨、真假顛倒。這就是今天的寫作世相。

但恰恰也是因為這樣的世相，那些直抵存在之根、倡導人類至善大美的寫作便顯得格外珍貴，那些仍然埋首于書齋為人類今天的存在而號啕大哭的書寫者便偉大了，而那些愿意用生命來為今天欲望時代的人們贖罪而書寫的作者便不朽了。因此，在各種文本橫行的今天，那些真正的文學不是多了，而是越來越少了。它們也許越來越趨近于最初的文學本質：解讀真理、教化大眾、以天下為己任，融文史哲于一體。

有人認為，網絡全媒體時代解放了文學與人，因為人人都成為文學的受益者，成為作者。這樣一種樂觀的態度有其對的一面，因為它的確使很多有文學夢想的人開始踏上文學之路，也使文學成為文明時代人類的一種修養。但它其實是對文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在人人都可以從事文學的時候，文學就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被書寫出來的文本，而是有極高的人文素養、包含著人類終極價值追求、透示著人性之根的那些罕見的文本。它們與知識分子一樣變得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