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儒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干和中國傳統學術中最重要、最有影響力的學術，歷代儒學大師針對中國國情都提出了修身養性、治國安邦、社會和諧的系列解決辦法，也產生出了系統的思想和學說，在兩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儒學承擔了“國魂”的責任——既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身價值，也是中國人文化認同、身份認同的精神根本。作為歷經兩千五百余年發展的系統學術，儒學已成為中華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和血脈靈根，也成了人類文化的共同遺產和財富。今天儒學更是民族精神振興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重建的固有傳統源泉，也是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中國夢”的重要軟實力。

目前大家在欣賞中華國力大幅度提升的同時，也在感慨社會道德失范、人心不古。這表面上是緣于技術發展和經濟競爭的功利性帶來工具理性過分膨脹，以及價值理性的極大萎縮，根源上卻是我們幾代人缺失儒學傳統精神護佑滋養而造成的后果。儒學傳統在百余年的西學東漸大潮和中西古今之爭中蒙受了歷史上最嚴重的質疑和劫難，要結束這種傳統文化“花果飄零”和儒家精神“游魂無歸”的狀態，真正使中國走向文化復興，必須從國家的文化教育體制、社會的觀念意識以及學人的學術良知等方面的全面改善入手，在儒學學科建設、儒學教育考試、儒學研究和普及等方面進行重塑，讓儒學的復興獲得制度保障、資源保障和觀念保障。

在建設文化強國和小康社會的當代中國，儒學作為中國文化軟實力的靈魂怎么強調都不為過。《論語·先進》中載孔子與子路、冉求、公西華、曾點四大弟子言志時，就說明一個政權要想長治久安，文化建設一定是必須的功課，都將經歷“強兵以鞏固政權”(子路之志)、“富民以安百姓”(冉求之志)、“禮樂(或文化)以定民志”(公西華之志)三個階段，然后才能實現孔子所贊賞、曾點所向往的“悠然天地同樂”的幸福境界。同時，《論語·子路》中表達的孔子“庶”“富”“教”三步走的治國方略，以及中外大國崛起的歷史實踐，也從正反兩面證實“富國強兵”與“文化建設”并重的必要性。

二

如何發揮儒學淑世濟人的功能呢?這是歷史形成的百年難題。解鈴還須系鈴人，復興儒學的首要之舉，還在于從政策上盡快恢復儒學的學科地位。晚清民國初期，中國積弱積貧，面臨亡國亡種的危險。內憂外患的形勢逼迫志士仁人反思自身傳統、學習西方長處，矯枉過正，一度誤將中國的落后歸因于中國固有傳統文化的拖累，民國伊始便將“經學”學科廢除了。一時間改書院建學堂、拆孔廟建學校成為潮流，儒學因而失去制度依托和信仰空間而流離失所、孤魂游蕩。后來的“反傳統”“打倒孔家店”思潮，更使儒學成為沒落王朝的“替罪羊”。

改革開放時期“撥亂反正”，儒學雖然重新得到研究和肯定，有了正常的學術研究和教學活動，但至今在教育和科研體制中仍無恰當的名分。特別是改革開放之后急于富起來、強起來的中國社會和中國學術界，對西方的教育體系和學術思想不免存在良莠不辨、片面接受的現象，一些半生不熟、囫圇吞棗的西方理論，適用主義、工具至上的教育體制，以及人文學科自然科學化管理的學術體制，至今仍然充斥教育領域和學術領域。人們常說的“以知識教育取代人格教育，用政治教育代替品德教育”等現象，更是當下各級教育的基本特征。于是就出現了中國學生可以在各種國際性知識競賽中屢拔頭籌、獲得大獎，但是在最基本的道德規范和公共禮儀中，卻常常交了白卷。“官員不廉，士人無恥，下民無賴”，甚至“十三億中國人扶不起一位摔倒的老人”等丑惡現象，也就自然會層出不窮了。

儒學至今仍然只在學術研究領域熱鬧，除了研究著作的層見疊出、學者自言自話外，儒學普及和社會公眾參與還基本沒有推行。究其根源是自從民國初年取消儒家“經學”學科之后，在現有以西學體系為主的所有學科體制和學術分類中，都沒有“儒學”對應的學科和名目，而有的只是被割裂到各分科之學中的支離偏頗的知識化儒學，真正自得體系的儒學研究與知識普及基本還沒有得到來自公眾的、政府的資源扶持，儒學研究或普及難以獲得體制性的資源保障，許多學者投入儒學的研究與普及、繼承與發展等工作純屬自發性質，不足以形成有組織、有計劃、有階段、有規模的系統化、持久化的理論研究和創造性應用轉化，儒學傳統資源的發展和利用遠遠跟不上現實需求。

我們認為，儒學無體制保障這一境況的形成，既有歷史觀念解放和轉變滯后的思想原因，也有體制改革不到位的現實原因。前者癥結在于，沒有用辯證的、發展的眼光看待歷史特殊時期對“儒學”的特殊態度，不能與時俱進地用正確的態度面對傳統;后者癥結在于，拘泥于從西方引進的學科體制及其管理模式，不能正確貫徹“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內核，即以我為主的中國主體性原則和中外傳統皆須“去其糟粕、取其精華”的原則。甚而一方面迷信西方學科體系，食洋不化，作繭自縛，另一方面無視中國優良傳統和文化軟實力，邯鄲學步，自廢武功。

要想改變儒學在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和個人品德建設中失位的現象，必須恢復儒學固有的學科地位，發揮其應有的致君堯舜、淑世濟人的社會功能。當務之急，是要敢于突破西學體系中不適合中國國情的樊籬，大膽而合理地予以相關學科體制改革，賦予“儒學”或“經學”獨立的一級學科地位，保證儒學能夠堂堂正正地進學校、進課堂、進頭腦，以便于整體地、全面地學習、研究，使以儒學為核心的中國優秀文化傳統，在當代得到全面的繼承和弘揚，通過創造性的詮釋和轉化更好地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服務。

三

從歷史的經驗來看，“儒學”學科的恢復和發展，國家倡導和政府推行是先導。我們認為應當在國家體制法規和教育行政兩個層面雙管齊下，在義務教育內容和學術科研保障兩方面支持儒學教育和研究，使儒學的思想體系和道德倫理通過人才培養、民間教化、社會推廣、應用普及，來培育儒學全面發展的土壤，社會美俗全面改善的氣候，公民道德素質全面提升的氣氛。《孝經》說：“教民親愛，莫善于孝;教民禮順，莫善于悌;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安上治民，莫善于禮。”通過儒學教化走向政通人和、禮善俗美的太平治世，仍然是今天值得借鑒的歷史通途。

儒學是具有豐富經典、系統理論、完整學說、成功經驗和具有實踐價值的學術體系，在歷史上一直是啟迪民智、塑造君子的首要學科，它的許多理論和學說至今仍然具有指導意義。我們應當在教育系統中全面保障儒學的教學和科研活動。根據中央要將中華傳統優秀文化“進教材、進課堂、進頭腦”的號召，教育部應當將儒學及其經典的學習與考核納入中小學教學計劃，將儒學內容納入高考和其他各級各類考試之中，將儒學或經學列入大學本、碩、博的學科建設規劃。同時國家社科基金、國家出版基金應設立更多的儒學招標課題和資助項目。當然，如果由權威機構做好儒學研究、振興與普及的系統規劃，國家再給予專項資金支持，在全國招標完成，那就更好了。為了使儒學研究與普及建立起長效機制，還可以參照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重點基地”的辦法，由國家有關部門牽頭，在全國建立多個儒學研究、教學與普及機構，來具體組織實施。

班固在《漢書》中說儒家是“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游文于六經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具有學術的經典性和救世的普適性。當代儒學的復興，也應當在學術研究的同時，立體地構建起儒學民間教育、社會推廣和應用普及體系。首先，在國家層面制定儒學普及推廣指導意見，使儒學普及的應用性、針對性、操作性成為各級政府機構和推廣工作人員的相關工作導向，支持鼓勵優秀儒學普及讀物的出版。國家和地方還可在電視廣播中增加儒學普及之類的頻道和欄目，利用民眾喜聞樂見的形式來宣傳儒家的思想、禮儀和文化。大學、文化宮、博物館、圖書館及其他文化機構專門設立儒家“禮、樂、射、御、書、數”等六藝體驗區和定期舉辦“《孝經》《大學》《中庸》《論語》《孟子》《詩》《書》《禮》《樂》《易》《春秋》”等儒家經典誦讀活動。其次，汲取世界各地建立“孔子學院”的經驗，應鼓勵各級政府在政策和資金上支持各地恢復和興建孔廟、書院和其他機構，以便儒學的推廣和教學的開展。同時鼓勵有志青年專業從事儒學的學習和推廣普及，對于以儒學教育為主要內容、以儒家倫理踐行為職志的機構和個人，國家應給予一定的資源、獎勵和就業機會，以便造就一支知識豐富、品行高尚，同時又具有儒家理論、禮儀踐行和推廣能力的儒學專業人才隊伍，既為國內各地民眾宣講和普及儒學，還可以為世界各地孔子學院輸送合格師資。第三，為了促進地方的儒學普及，可借鑒漢代以來的經驗，將儒學推廣業績納入地方官員政績考核體系。建議在教育科目、公務員考試和各種職業培訓中，把儒學及其經典作為必須學習和必須考核的重要內容。

四

“儒學”學科發展最主要的推動者和實施者應當是這樣一批學人：他們認同并實踐以儒學為主流的中國傳統文化精神，充滿忠誠的愛國精神和強烈的歷史使命感，具備憂患意識和文化自覺，勇于擔當中國文化復興和儒學服務現實的文化使命，不僅用心于書齋中的精深學問(或可稱之為“經典儒學”)，而且還要把儒學的學術研究與社會服務、民間日用結合起來，為社會服務，為中國社會和人類文明的健康發展服務(或可稱之為“民間儒學”)。這樣的學人，是儒學學科發展的主體，也是推動儒學應用普及和社會倫理改善的脊梁。當然，他們至少要解決以下幾個問題。

作為“經典儒學”和“民間儒學”的自覺擔當者，他們首先要全面系統地研究、闡釋、振興和普及儒學。他們要做好一套計劃，包括如何落實“全面地認識歷史”“四個講清楚”“儒學精華”“文化軟實力”“如何走出去”“中國特色”“核心價值”“基本道德”“禮儀重構”等問題。可以從兩個層面配合呼應，“經典儒學”主要是從經典闡釋、學術研究層面切入，注重學術性、傳世性、總結性、創新性。“民間儒學”主要是從應用實行、推廣普及層面切入，注重應用性、針對性、操作性。

其次，要梳理和闡發儒學完整的學術體系，在我們看來這至少有三個方面：一是講清楚儒家信仰體系和價值系統：儒家建立了怎樣的精神信仰和精神家園?有什么樣的價值體系?有什么樣的人生追求?二是講清楚儒家的道德體系與行為準則：儒家構建了怎樣的供人們信守的道德觀念和行為守則。如“孝悌忠信禮義廉恥”“誠正格致修齊治平”等，以及“五常”“十義”等具體守則。三是講清儒家的知識體系和技能系統：如“禮樂射御書數”的藝能和“詩書禮樂易春秋”等經典。對于這些東西要做知識性介紹和經典性闡釋。

再次，為了適應儒學為當代服務的問題，要做好“儒學”學科五大課題。一是全面地研究中國歷史和儒學史，包括在中國社會怎樣產生了儒家、儒家有怎樣的理論、歷史如何選擇儒學、儒學如何適應歷史發展、如何影響中國文化、如何規范中國社會、如何影響古代東方和近代西方等問題，要在這樣的構思中和框架下來寫《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史》，那才是真正的、完全的中國史。同時要加強儒學自身發展演變史的系統研究，包括儒家經典、儒學大師、儒學流變、儒學與社會、儒學與異教、儒學與政治、儒學與教育、儒學與選舉、儒學與家庭等專題的個案研究，最終寫出一部既尊重歷史又全面系統的多卷本《儒學通史》。二是編撰一套全新的《儒家經典》讀物，包括“十三經”以及其他先秦兩漢的儒家重要文獻的解讀，可以分普及與提高兩個系統，分別適應研究和普及之用。三是編纂一本分門別類、包羅萬象的《儒家格言》，包括儒家理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禮儀、操守、文明、精神等各個方面，使人有一書在手，便具萬象畢見、一檢即得、方便適用的感覺。四是針對目前禮儀混亂、公德缺失和社會失序等現象，應當加強儒學文化與禮儀研究和宣傳，編纂出適用于各個人群的《儒學通禮》，包括國家禮儀、民間禮儀、婚喪嫁娶、集會集社、朋友往來等方面，供現代人學習和應用。五是加強“大眾儒學”宣傳與普及，專門叢書或專題影視等形式，當年艾思奇的《大眾哲學》及中國孔子基金會“儒家文化大眾讀本”，就是很好的嘗試，可在此基礎上，組織更系統的儒學專題讀物加以普及，或與電視臺、廣播電臺合作，聯合拍孔子或儒學作品，向大眾普及儒學知識，傳輸優秀倫理和優雅禮儀。

總之，儒學只有在國家保障、體系重建、全面研究和系統普及的基礎上，才可望實現其浴火重生、淑世濟人的當代價值。

(作者單位：四川大學國際儒學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