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的精神文明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經典構成的，世界各民族、各種精神文化的基石，是它們的經典。講希臘文明，離開希臘神話、希臘悲劇和希臘哲學是無法想象的。同樣，講中華文化和精神世界，離開我們那些公認的經典，就無從談起。

經典的本質是“成熟”

經典之所以對世世代代的人類都有重要意義，是因為它總是包含了深刻的思想。而深刻的思想，只有在文明成熟之后才會產生，也只有達到成熟心智，才會有深刻的思想。簡樸粗陋的語言，根本無法表達深刻的思想。

“經典”一詞古已有之。《漢書·孫寶傳》 載漢末大臣孫寶之言:“周公上圣，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著于經典，兩不相損。”這里的“經典”，就是現在一般對“經典”的理解:具有永恒意義、堪為后世典范的著作。而劉知幾的 《史通》則更直截了當地說:“自圣賢述作，是曰經典。”

不過，我們對“經典”概念本身，就像對其他許多重要概念那樣，還沒有深入的開掘和闡發。

西文中相當于漢語“經典”的有兩個詞。一個是 Canon，另一個Classic，前者原指基督教的教規，延伸為指一般的規范和準則，和公認的原著，尤其是經典原著。Classic的意思是第一流的、高質量的、堪稱典范的、有持久重要性的著作。這些意思在中國的“經典”一詞中也已包括。“經”和“典”都有“常道”、“準則”的意思，“典”還有“制度”、“法則”的意思。如 《尚書·堯典》 中有“慎微五典，五典克從”，《古文尚書·五子之歌》 中有“有典有則，遺厥子孫”。

現在有些人往往就根據這些定義來論述何為經典。例如，有人提出，經典必須具備如下四個特點:一、經典應該具有內涵的豐富性;二、經典應該具有實質的創造性;三、經典應該具有時空的跨越性;四、經典應該具有無限可讀性。這些定義當然都不錯，但略顯膚淺，未及經典內在的本質。

西方學者對“經典”的概念，有比較深刻的探討和抉發。英國詩人艾略特在 《什么是經典作品》 中寫道，“假如我們能找到這樣一個詞，它能最充分地表現我所說的‘經典’的含義，那就是成熟……經典作品只可能出現在文明成熟的時候，語言及文學成熟的時候;它一定是成熟心智的產物。賦予作品以普遍性的正是那個文明，那種語言的重要，以及那個詩人自身的廣博的心智。”艾略特用“成熟”來標志經典的特征，首先使我們想起了康德對啟蒙特征的規定也是成熟:“啟蒙運動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狀態。”但康德這里講的成熟還只是人心智的成熟，而艾略特用來定義經典的“成熟”卻不僅指心智的成熟，還指文明的成熟和語言的成熟。

的確，這樣多方面的成熟，不但是經典的標志，也是經典得以產生的條件。經典在一定意義上是對人類經驗的高度總結，這樣它才會對后世有持久的指導性意義，它才能成為超越時空的教誨和訓導。文明倘若不成熟，人類就沒有足夠的材料去總結。心智如果不成熟，人類就無法進行這樣的總結。語言如果不成熟，人類就無法表達這樣的總結。經典一定具有豐富的內涵，它必然“是一本永不會耗盡它要向讀者說的一切東西的書。”而這種永恒的豐富性，只有文明成熟之后才有可能。同時，也只有成熟的心智才能把握這樣其實相當復雜的豐富性，或者說，質量皆具的豐富性。當然，也只有成熟的語言，才能曲盡其妙地表達這種永不枯竭的豐富性。經典之所以對世世代代的人類都有重要意義，是因為它總是包含了深刻的思想。而深刻的思想，只有在文明成熟之后才會產生，也只是成熟心智，才會有深刻的思想。簡樸粗陋的語言，根本無法表達深刻的思想。總之，我們完全可以同意艾略特對經典的定義:經典意味著成熟。

所謂經典，是由歷史為其背書的

對于一個真正有思想能力和發現能力的人來說，所有的經典都是他那個時代的經典。只有思維能力孱弱，缺乏足夠想象力的人，才會把 《論語》 或 《史記》 看作是過去時代的書。

經典一定是人們常讀常新的書，或者用卡爾維諾的話說，“是一本每次重讀都像初讀那樣帶來發現的書。”當然，這也需要讀者是一個有思想、有發現能力的人。

任何經典，總是活在當下，總是與一切時代同在，回答每一個它的讀者所處時代必然會提出的問題，無論它們具體的內容是什么。對于一個真正有思想能力和發現能力的人來說，所有的經典都是他那個時代的經典。只有思維能力孱弱，缺乏足夠想象力的人，才會把 《論語》 或 《史記》 看作是過去時代的書。也沒有一個好學深思者，會認為荷馬史詩表達的只是虛構希臘神話，而不是復雜的人類經驗。沒有一個真正用思想讀書的人，會認為先秦思想家或古希臘哲學家只屬于先秦和古希臘，而不是我們的同時代人。

經典與一般著作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們不是單純的書，而是人類經驗不可分割的基本組成部分，與之一起生活、成長。另一方面，閱讀經典是人類成長的基本方式，人類每次總是帶著新的經驗和新的思想去閱讀經典，經典也因而每次都會展現出新的深度和廣度。這也就是為什么釋義學必然是閱讀經典的基本方法論。每次在經典中看到的都是他第一次閱讀經典時看到的東西的人，一定是沒有思想活力和生命活力的讀者。經典是意義的淵藪，是思想取之不盡的源泉。朱熹傾幾十年之力于 《四書集注》，原因即在于此。經典是無法一覽無余的，它隨著我們的理解力和領悟力以及我們的問題意識的提高而愈益精深博大，不可方物。

伽達默爾在 《真理與方法》 中根據柯林伍德在其 《自傳》 中提出的問題邏輯，論述了他自己的釋義學的問答邏輯的思想。大意是柯林伍德認為，理解一個文本首先要理解它所要回答的問題;而他認為，理解文本的首要前提是我們先向它提出問題，然后將文本視為對我們問題的回答。“因為提出問題，就是打開了意義的各種可能性，因而就讓有意義的東西進入自己的意見中。”文本的意義是無窮盡的，因為一代又一代的人會提出不同的問題，以不同的方式去理解，文本因而獲得新的意義。這樣的問答邏輯主觀主義的意味是很明顯的，它強調的是讀者的主動性———文本似乎只能通過被動回答讀者或解釋者所提的問題，而產生它的意義，卻沒有看到文本，尤其是經典文本對讀者的引導作用。讀者不可能隨便提問，他的問題也不可能不圍繞著文本提出。作為經典的文本更是對讀者有重要的引領之功，它們會將讀者引領到一個全新的問題領域和意義領域。即使是對經典提出批判性問題的讀者，也必須首先理解了文本的特殊意義，才能提出有針對性的相關問題。一個對 《純粹理性批判》 的基本意義毫無理解的人，即完全未被它引入特殊的意義領域和問題領域的人，是不可能提出它可以是其問題的。我們當然會，也應該向經典提出問題，但這樣的提問一定以我們被經典引領向新的理解和發現為前提。

嚴格說來，并不是所有文本的意義都是永無窮盡、永不枯竭的。只有經典文本，其意義才是永無窮盡、永不枯竭的。一本地理教科書，它的意義是有限的，是不能與 《中庸》 這樣的經典相提并論的。因為前者并不能成為人類歷史經驗的一部分，并不隨著人類存在而成長，而是永遠定格在某個時代的人類知識系統的某一點上。經典則不然，它們融入了人類歷史經驗，隨著人類的存在而不斷成長。它們引領人類的歷史經驗，同時也被人類的歷史經驗不斷豐富，它們的意義因此而不斷涌現。“一部經典作品是一部永不會耗盡它要向讀者說的一切東西的書。”所以，經典是由歷史背書的。

也因為如此，任何對經典的二手注釋、評論、詮釋，都無法替代對經典本身的研讀。眾多關于經典的二手著作與經典本身相比只有次要的意義，也證明經典本身的意義是不可抹殺的，是決定性的。經典本身是泉眼，由種種解釋得來的意義只是從中產生的泉水。泉眼及其生長機制產生了泉水，而不是一代又一代的詮釋造成了泉眼，這是顯而易見的道理。此外，詮釋不總是合理的，但不合理的詮釋絲毫不會影響經典本身的地位。經典存在于解釋之中，但解釋并不等于經典，就像泉水不等于泉本身。任何詮釋和闡釋都是在經典本身的問題刺激下產生的，在此意義上，單純的注釋還算不上完全意義的闡釋。

“皓首窮經”不是為了實用，而是以之本身為目的

我們不能將經典作為一個需要我們從外部加以征服的客體來對待，而應該將閱讀經典作為豐富我們思想和經驗的必由途徑，作為我們生命活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來對待，使之最終融入我們的生命和生活本身。

因為經典早已成為我們歷史經驗的一部分，所以它未必始終讓我們覺得出乎意料或始料不及，相反，“有時候我們在一部經典中發現我們已知道或總以為我們已知道的東西，卻沒有料到我們所知道的東西是那個經典文本首先說出來的。”

但正如黑格爾說的，熟知非真知，我們以為我們早已知道、卑之無甚高論的東西，隨著我們深入探討和思索，會發現它們真正的深刻、獨特和意想不到，這是我們讀經典時都會有的經驗。經典，尤其是中國儒家的經典，往往看上去不像西方哲學的經典那么莫測高深，實際卻不然。如果我們用心研讀的話，還是可以發現許多意想不到的東西。《中庸》 就更是如此了，它可算是儒家經典中最為難讀的著作之一，更值得我們去用心研讀與發現，以期通過對它的闡釋，進入到一個全新的思想境界。

但這不等于我們為了要達到某種具體的目的去讀經典。閱讀經典應該本身就是目的，我們不能將經典作為一個需要我們從外部加以征服的客體來對待，而應該將閱讀經典作為豐富我們思想和經驗的必由途徑，作為我們生命活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來對待，使之最終融入我們的生命和生活本身。西人說哲學是一種生活方式即有此意義在。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論語·雍也》)，也說明古人皓首窮經，首先不是為了實用的目的，而是以之本身為目的，窮經 (閱讀經典) 為了求道，生命通過得道而完善、豐富和提高，進而融入宇宙萬化，與天地參。卡爾維諾說他認識一個出色的藝術史家，極為淵博，在其讀過的書中，最喜歡 《匹克威克外傳》，他在任何討論中，都會引用狄更斯的這本書的片斷，并把他生命中的每一個事件與匹克威克的生平聯系起來，漸漸他本人、宇宙及其基本原理，都在一種完全認同的過程中，以 《匹克威克外傳》 的面目呈現。這是一個經典化為我們內在生命經驗的一個顯例。

經典之所以能融入我們的生命，構成生命經驗的內在骨骼，是因為真正的經典不管表面內容為何，總是與宇宙人生的基本問題有關，構成我們安身立命的依靠，卡爾維諾甚至說，經典是“一本與古代護身符不相上下的書”，也就是這個意思。經典涉及人終極關懷的基本問題，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經典也。

經典是人類對世界和對自己理解的集中體現和記錄

經典既是文明的基石，也是文明的坐標，我們對自己的時代和文明的種種認同、批判和反對，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經典這個坐標;而我們對自己的認識，同樣不能沒有這個坐標。

當然，這并非意味著，我們對任何經典所表達的思想都要舉雙手贊成。相反，即便是極為尊重經典的人，都會有自己不喜歡、不同意和反對的經典。這或許與自己的性情有關，或許與成長的背景有關，或許與時代的風氣有關，但不管什么原因，人們不可能所有經典都喜歡是一個基本事實。荀子不喜歡莊子;托爾斯泰對莎士比亞評價不高;尼采激烈反對蘇格拉底。但這種不喜歡和反對，從反面證明了因為經典構成我們歷史經驗的內在機理，我們不能對它們無動于衷，而總要反對和批判某些經典。卡爾維諾曾經現身說法:“盧梭的所有思想和行動對我來說都十分親切，但它們在我身上催發一種要抗拒他、批評他、要與他辯論的無可抑制的迫切感。當然，這跟我覺得他的人格與我的性情難以相容這一事實有關，但是，如果這么簡單的話，那么我不去讀他就行了;事實是，我不能不把他看成我的作者之一。”即使是我們不喜歡和反對的經典，其實也是我們經驗的一部分，與我們息息相關，所以我們才會那么急切地要想反駁它們和否定它們。

人類的精神文明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經典構成的，世界各民族、各種精神文化的基石，是它們的經典。講希臘文明，離開希臘神話、希臘悲劇和希臘哲學是無法想象的。同樣，講中華文化和精神世界，離開我們那些公認的經典，就無從談起。經典是人類對世界和對自己理解的集中體現和記錄，“經典幫助我們理解我們是誰和我們所達到的位置。”經典既是文明的基石，也是文明的坐標，我們對自己的時代和文明的種種認同、批判和反對，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經典這個坐標;而我們對自己的認識，同樣不能沒有這個坐標。我們究竟是誰? 我們現在怎樣? 要去向何方? 基本上是根據這個坐標來判斷的。

(作者為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本文為作者在華東師范大學“大學人文教育與經典閱讀”主題論壇上的演講，已經本人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