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中國游民與流民文化問題研究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王學泰先生，于2018年1月12日早上在北京去世，享年七十五歲。本文選自王學泰先生的讀史筆記《寫在歷史的邊上》，該書由東方出版社出版。

一、“讀書識字”

我們習慣把孩子進學校接受教育籠統稱為“上學讀書”，這絕大多數孩子第一次接觸到書，也是學習“讀書”之始。

絕大多數書籍是有字的，“無字天書”只是個傳說，讀書要從“識字”開始，因此俗語談到孩子上學，概以“讀書識字”稱之。

古人是五至七歲上小學，開始識字。先秦的小學除了學習些初步的禮儀外，就是識字。識字對于接受教育的中國人來說是個巨大的工程。因為漢字屬于象形系統，不同于拼音系統的文字只有三四十個拼音字母。商代甲骨文，已發掘的10萬片甲骨中就有四千多個圖形，能夠解讀文字在2500個以上;金文，僅容庚先生的《金文編》其中可識別的文字也在2500個左右。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所收文字近萬個。而且時代越靠前，單音詞越多，單音詞的記憶要難于復音詞、多音詞。因此識字對于孩子來說是個苦差事。

明清依賴的識字課本，除了認字以外，兼及思想的灌輸和常識的普及，如初入學都是從“《三》《百》《千》”讀起，這三本小書中就是最沒有思想內涵的《百家姓》也有灌輸宗法、宗族意識的作用，更不用說《三字經》《千字文》了。《神童詩》《弟子規》《幼學瓊林》《龍文鞭影》一類也講些掌故，但更重在落后腐朽思想意識的灌輸。

兩周秦漢以來識字課本編纂的目的相對較為單純，就是為了識字。《漢書·藝文志》把這類書籍編在“小學”一類，后世將部分有所收錄如“《史籀》十五篇”傳說是周宣王時史官太史籀所撰，這是我們知道的最早的識字課本。秦代的識字課本有：《蒼頡》一篇(李斯作);《爰歷》六章(趙高作);《博學》七章(胡毋敬作)。漢代則有《凡將》一篇(司馬相如作);《急就》一篇(史游作);《元尚》一篇(李長作);《訓纂》一篇(揚雄作);《別字》十三篇;《蒼頡傳》一篇;揚雄《蒼頡訓纂》一篇;杜林《蒼頡訓纂》一篇。杜林《蒼頡故》一篇等。這些字書大多散佚失傳，唯有《急救》(亦名《急救章》)有明寫本傳世，收字一千余個。清代錢大昕言《別字》即揚雄《方言》(亦名《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揚雄的書是通釋各地語言、《別字》《方言》是否為一書，尚待進一步論證。

“識字”教育是讀懂書的關鍵，有的人念了一輩子書都不能過關，錯字別字連篇，或以此教人，更是貽誤后人。古代有許多諷刺人們讀錯別字的笑話，明代有笑話說莫云卿與屠隆等到朋友袁太沖家看到桌上有個帖子，上面寫著“琵琶四斤”，三人大笑，于是他們湊了一首詩：“枇杷不是此琵琶，只為當年識字差。若使琵琶能結果，滿城簫管盡開花。”

關于錯別字的笑話中最精彩的是《堯山堂外紀》記的一個宋代故事：政和間曹組(字元寵)有《題村學堂圖》詩云：“此老方捫虱，眾雛爭附火。想當訓誨間，都都平丈我。”“都都平丈我”本應是“郁郁乎文哉”，出自《論語·八佾》，孔子用以贊頌周代典章制度之完善美盛，而這位老邁昏庸的鄉村塾師把這五字全部讀錯。更妙的是“一日，宿儒到社中，為正其訛，學童皆駭散。時人為之語云：‘都都平丈我，學生滿堂坐;郁郁乎文哉，學生都不來。’”這是“劣幣驅逐良幣”的典型。人們認假不認真，正確讀法反而不被接受。開蒙老師對學童影響甚大，先入為主，有的終其一生都難改正。后人有詩云：“此言真與我心同，擇傅寧能忽訓蒙。今日非無村塾老，‘都都平丈’教兒童!”言給小孩選擇開蒙老師必須謹慎。

二、句讀與標點符號

按照傳統的教育程序“識字”之后就是“句讀”。所謂“句讀”就是分章斷句。漢代經師何休說到學者在理解《春秋》時“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為有，甚可閔笑者不可勝記也”(《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序》)。弄亂了“句讀”，自然不能正確地解讀經文。而且，句讀不同也關系著對文章的理解。例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論語·泰伯》)就有六七種斷句，因此有六七種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解釋。

1.古代有標點符號嗎

今人常說古書沒有標點，的確大多數線裝書、特別是“白文本”，每頁基本上都是漫漶一片，沒有分章斷句;可是也有學者認為自古就有標點，甚至追溯源流，并有“中國標點符號史”之作。這也自有其道理，如近年出土的先秦兩漢的簡牘很多，研究者從中發現一些與文字章句有關的符號如“△”“·”“■”“□”“∠”等。有人還根據出土的先秦兩漢簡牘總結歸納，認為當時有九種標點符號;也有人根據敦煌寫卷指出那時所用的符號有十八種;更有把兩宋興起的評點派在評點詩文所用的符號(主要評騭優劣)視作傳統的標點符號的規范與完成(如果真是這樣，為什么還使用新式標點)，這是值得商榷的。

現代人們理解的標點符號是書面語中必要的、有機的組成部分，其使命是把作者在書面上要表達的思想感情準確、完整地傳達給讀者，因此標點符號是固定的，其代表的意義也有社會共識。這種共識的形成或由約定俗成，或是因行政部門推動。另外，創作書面文字時要加上標點符號也是作者工作的一部分。就這些特點分析上面言及的符號，則很難一一符合。

首先，這些符號不是寫作者本人遺留下來幫助讀者理解本人所寫文字的，先秦兩漢出土的簡牘上的符號是傳寫者或者是讀者為了加深對文字的理解所用的。這是古人讀書的習慣。何休所說的“句讀”也不是經典作者所遺留下來的，而是研究該部經典的老師宿儒根據自己的研究體會傳授給學生的，因此一部經典，不同經師可能有不同的“句讀”(每部經典各有師承傳授，例如《詩經》在漢初就分為齊、魯、韓三家，各有傳授，著名的經師有轅固生、申公、韓嬰，后又有趙人毛萇所傳的“毛詩”)，每部經典各有傳授師承，“識字”“句讀”也是“師承”的一部分。當然識字和句讀只是學習經典的初步，如果只停留在識字和句讀上，不明了經典中所包含的深刻的道理，則被人們視為不諳大道的“章句小儒”。

其次，在符號的使用上沒有一定的規范，例如一個小圓黑點“·”有的代表一篇的開始，有的代表句子的終結，有時又相當于現今的逗號或頓號。本來標點符號是幫助讀者理解文義的，這種沒有固定不變內涵的符號，要先了解了文義才能斷定符號的含義。因此它們不具備標點符號的功能。

2.關于評點書籍所用的符號

宋元以來，隨著木刻書籍的出現和書籍刊刻的市場化、商品化，坊間書鋪出版了一些帶批點或圈點的書籍。其目的或是為了向讀者推薦，或是為初學者指示學習門徑，但歸根結底還是為了獲取利潤。這些批點先是施之于詩文選本，后來許多戲曲、小說，特別是輔導科舉考試制藝文選(明清兩代就是“八股文”，這種批點尤受歡迎，甚至不成書的單頁也有買的)，連經史雜鈔也有圈點。這個過程清人葉德輝《書林清話·刻書有圈點之始》中說得很系統、詳盡：

刻本書之有圈點，始于宋中葉以后。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有圈點必校之語，此其明證也。“孫記”宋版《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二十四卷，旁有句讀圈點。《瞿目》明刊本謝枋得《文章軌范》七卷，目錄后有門人王淵濟《跋》，謂“此集惟《送孟東野序》、《前赤壁賦》系先生親筆批點，其他篇僅有圈點而無批注，若《歸去來辭》、《出師表》并圈點亦無之”。《森志》、《丁志》、《楊志》宋刻呂祖謙《古文關鍵》二卷，元刻謝枋得《文章軌范》七卷，又“孫記”元版《增刊校正王狀元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二十五卷，廬陵須溪劉辰翁批點，皆有墨圈點注。劉辰翁，字會孟，一生評點之書甚多。同時方虛谷回，亦好評點唐宋人說部詩集。坊估刻以射利，士林靡然向風。有元以來，遂及經史，如“繆記”元刻葉時《禮經會元》四卷，何焯校《通志堂經解目》程端禮《春秋本義》三十卷，有句讀圈點。大抵此風濫觴于南宋，流極于元明。《丁志》有明嘉靖丙辰三十五年。刻《檀弓叢訓》二卷，則托名于謝疊山批點矣。“繆續記”有明刻蘇批《孟子》二卷，則托名于蘇老泉朱墨矣。至于《史漢評林》，竟成史書善本;歸評《史記》，遂為古文正宗。習俗移人，賢者不免。因是愈推愈密，愈刻愈精。有朱墨套印焉，有三色套印焉，有四色套印焉，有五色套印焉，至是而槧刻之能事畢矣。

近幾十年來，古典文學研究中，通俗文學作品的評點受到文學批評界的關注，這些評點符號也廣為文學研究者所知。如評《水滸傳》的李卓吾(有人認為是書商偽托)、金圣嘆，批《三國志演義》的毛宗崗父子，批點《紅樓夢》的脂硯齋等。從事評點者極眾(批點者享受到“為人師”的優越感)，在高位者有乾隆皇帝(批點了《唐宋文醇》《唐宋詩醇》)，當然也有混跡于底層社會的馬二先生、匡超人之流。

那么，經常用的圈點的符號是什么樣子的呢?明代徐師曾在《文章明辨序說》中征引南宋大儒真德秀的“批點法”：

真氏將批點符號分為四組：一、點(·丶○);二、抹(———);三、撇(——);四、截(一)。

“點”有三種用途：一是“句讀小點”(·)，“語絕為句，句心為讀”;二是“菁華旁點”(丶)，“謂其言之藻麗者，字之新奇者”;三是“字眼圈點”(○)，“謂以一二字為綱領，如劉更生《封事》中之‘和’字是也”。

“抹”的用途是標明“主意”和“要語”。

“撇”是標明文章“主意”“轉換”。

“截”把文章分“節段”，以便記憶。“如賈生‘可為痛哭者一’之類”。“撇”“截”符號類似，但“撇”在文側，“截”在文下。

另外還征引了明代文人唐順之的“批點法”。

唐氏把批點符號分為九類：一、長圈(○○○○○○○○)，標示“精華”。二、短圈(○○)，標示“字眼”。三、長點(丶丶丶丶丶丶丶丶)，標示“精華”。四、短點(丶丶)標示“字眼”。五、長虛抹(雙長虛線)，標示“敝”(有缺欠)。六、短虛抹(雙短虛線)，標示“故事”(有出典)。七、抹(————)，標示“處置”。八、撇(—)，標示“轉調”。九、截(一)，分段。

兩相比較，真、唐二人所用的批點符號有很大區別，唐把“長圈”和“長點”都標示為“精華”;“短圈”和“短點”都標示為“字眼”，但兩者肯定有主次之分，應該是前者為主，后者為次。真、唐二人把批點弄得夠復雜了吧!元代程端禮《讀書分年日程》在談到讀書圈點時繁瑣到令人生畏。比如在讀韓愈文章時，又把文章分為“議論體”與“敘事體”，兩者批法還有區別。用的符號仍是“圈、點、抹、截”四類，但每類符號又分“黃、紅、黑、青”四色，另外“圈”分“大圈”與“圈”;“抹”分“側抹”“中抹”;“截”分“半截”“截”，合起來有數十種之多。這簡直不是讀書，而且制作五色繽紛的工藝品了。我很懷疑程端禮是否能堅持如此讀書!

不過把不同色彩的文字寫在一張書頁上，如果安排得當，還是非常美的。追求審美精致化、生活化，明代文人把彩色評點印到書籍中去，開卷悅目。最早的套色(shǎi)印本就始于刻印評點類書籍。萬歷間出版家閔齊伋所刊第一部朱墨套印的《春秋左傳》“凡例”中說：“舊刻凡有批評圈點者，俱就原版墨印，藝林厭之。今另刻一版，經傳用墨，批評以朱，……置之帳中，當無不心賞，其初學課業，無取批評，則有墨本在。”讀者不滿意評點與正文一個顏色，閔氏把評語印成紅色，可見彩色套印的初始就與評點盛行密切相關;像四色套印《文心雕龍》《世說新語》的四色就是程端禮批點書時用的黃、紅、黑、青四色。

宋明兩代，雖然評點符號的運用上各行其是，但大體上用的就是圈、點、抹、截四類卻沒有多大變化。到了清代，“抹”與“截”很少用了，近人劉聲木在《萇楚齋隨筆·岳端編寒瘦集》中云：

幼時讀《國朝詩別裁集》，名氏注有云：“宗室岳端編唐孟郊、賈島二人之詩，為《寒瘦集》一書。”當時頗欲見之，乃遲至三十年后，至戊辰二月，乃得此書原刊本。書為康熙己卯十月下浣，玉池生岳端兼山選評，紅蘭室評點，寫字刊本。圈點、評語，悉用紅字。前有玉池生自序一頁、《唐書》本傳與凡例二頁、目錄六頁、詩集三十七頁，雕刻甚精，當時印本必甚珍貴。其凡例中，有一條專言圈點，頗與文學有關，因錄之于此：“一、選詩家原有圈點二項，特于字句新奇，聲調響亮而已。今分六項，欲觀者識作者之意也。凡一首主腦，并關鎖照映處，悉用◎。客意并轉折處，悉用□。一句辭意俱佳者用○。次于○者用、。一句平妥，則于句下一○。一句不妥，則于句下一、。”云云。

劉氏說：岳端(清宗室，慎郡王)曾編選唐孟郊、賈島詩為《寒瘦集》在其書的“凡例”中談到評點符號，共四種“◎□○丶”。“○”用在句子之側，以標注佳句;“丶”用在句子之側標注次佳句。“○”用在一句之下，表示該句平妥;“丶”用在一句之下表示該句欠妥。“◎”點明主題處用;“□”與主題相照應處用。精彩句子在旁邊加“□”;“字眼”(關鍵字)旁加“○”或“◎”。

可見清代評點符號有了較大的變化，但其所用的“□”，由于書寫不便，刻印時很少用。

僅僅舉了三個例子，如果多涉獵一些帶有圈點的線裝書，還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標點符號本來是給讀者帶來方便的，可是讀有評點線裝書時，反而不如白文本爽目。評點是讀書人自己閱讀留下的痕跡，給以后的再讀帶來方便，抑或是一種紀念。然而它不一定能給他人閱讀帶來方便。過去讀書人家，孩子初學經典時往往會給他買一部白文本，讓他自己去點，所以老一輩人讀書往往稱為“點”。

1919年4月，胡適、錢玄同、劉復、朱希祖、周作人、馬裕藻六名教授發表文章說，他們極不愿看“現在的報紙、書籍，無論什么樣的文章都是密圈圈到底，不但不講文法的區別，連賞鑒的意思都沒有了”。可見舊式符號給讀者帶來的困擾，因此他們提出采用新式標點符號。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頒布《通令采用新式標點符號文》，這是我們采取新式標點符號的開始，對于新文化運動、白話文的推廣有著巨大影響。

3.關于圈點的一段趣話

自宋代以來，評點符號中變化不大的，大約只是“○”的使用，歷來用它標注佳句，直到我上小學到初中一年級(1954年)猶如此。那時判“仿”(那時稱寫大字為“仿”)和判作文都用紅圈表示嘉許。家長看孩子的作文成績也是看紅圈多少，紅圈多了受獎賞，那時發作文本時第一反應是，看有多少紅圈。我讀初中一年級時，有幾篇“滿篇紅”是我讀初中時最幸福的記憶。

《履園叢話》中有一則故事：

乾隆辛巳殿試時，兆將軍惠方奏凱歸，高宗隆其遇，亦派入閱卷。兆自陳不習漢文，上諭以諸臣各有圈點，圈多者即佳也。將軍撿得趙翼卷獨九圈，遂以進呈。先是，歷科進呈卷皆彌封，俟上親定甲乙，然后拆封。是科因御史奏，改先拆封，傳集引見。上是日閱卷逾時，見第一卷系趙翼，江南人;第二卷胡高望，浙江人，且皆中書。而第三卷王杰，則陜西人也，因特召讀卷大臣，問：“本朝陜西曾有狀元否?”對曰：“未有。”上即以三卷互易，趙為第三人及第。傳臚之日，三人者例出班跪，而趙獨帶數珠。上升殿遙見，以問傅恒，恒以軍機中書對，且言：“昔汪由敦應奉文字，皆其所擬也。”上心識之。其明日，諭諸臣，謂：“趙翼文自佳，然江、浙多狀元，無足異。陜西則本朝尚未有，即與一狀元，亦不為過耳。”于是趙翼之名益著。

進士考試中的殿試名義上是皇帝主持的，所以考中進士的又有“天子門生”之稱。但皇帝一般不親自出席，在場主持的是讀卷大臣。乾隆二十六年(1761)進士考試恰逢兆惠在新疆平定了阿睦爾撒納叛亂，為了獎勵派他為讀卷大臣。兆惠說我“不習漢文”，其實，兆惠雖是正黃旗人，但家境貧寒，自幼頑劣，大約是個文盲。于是，乾隆就告訴他以其他讀卷大臣讀卷時評點的圈多少為優劣。趙翼卷子的圈最多，兆惠取了趙翼。乾隆最后定奪時，為了平衡各省，改成王杰。王杰也是乾隆時期的名相，能稍稍抗衡和珅的不是紀曉嵐，而是王杰。

所附兩張復印經過批點的古文選本節選：一是韓愈文的選本《韓文起》中一篇《伯夷頌》，批點者是清初選家林云銘。該文上批點是坊間印書時帶的。一是柳宗元選本《柳柳州全集》中《始得西山宴游記》，清初孫琮評選。墨筆評點為讀者劉掄才，時間在1941年的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