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看到10卷本的《中國閱讀通史》正式出版時，作為主編的北京大學教授王余光激動不已

它的出版，不僅填補了我國閱讀史學術專著的空白，也實現了《中國藏書通史》《中國出版通史》《中國閱讀通史》3部出版史的“會師”。“這是我們這輩學者的責任，也是我們堅持這項工作的動力所在。”王余光感慨道。

從1990年開始關注閱讀史資料，到2004年提出編撰計劃，再到2018年年初正式出版，時間跨度之長，足見編撰這部大部頭作品耗費的精力之巨。而對于出版方——安徽教育出版社來說，雖然這套書經歷了幾任社長，但是每一任社領導都沒有放棄這個項目，都在積極推進。

編者、出版者的通力配合，再加上國家出版基金的大力支持，才成就了這套著作的問世。

主編與出版方的共同心愿

據王余光介紹，之所以產生編撰《中國閱讀通史》的想法，原因有多方面。

在王余光看來，我國的閱讀傳統雖然源遠流長，但閱讀重新受到社會各界的重視，不過是最近10來年的事情。他認為，這是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人們的精力必然會轉向對精神世界的關注。古代的中國人尊重文本、熱愛閱讀，創造了輝煌燦爛的閱讀文化，留下了豐富的閱讀經驗和閱讀理論。“這些寶貴的財富應當成為我們今天倡導閱讀、重建書香家風的基礎。”王余光說，自己是一個讀書人，同時也經歷過無書可讀的年代，所以特別能夠理解人們對于知識的渴望，閱讀的魅力需要有人去總結、去傳承，這也是他一直關注閱讀研究、參與閱讀推廣活動的原因所在。

但是，雖然我國擁有優良閱讀傳統，卻沒有一部梳理本國閱讀史的學術專著，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反觀西方，從20世紀80年代迄今，西方閱讀史從理論到實踐都取得了不容小覷的成績，相關的論著也層出不窮。

從1990年起，王余光一直在搜集閱讀史相關資料。2003年，他承擔了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中國閱讀史研究。“2003年9月，時任安徽教育出版社社長曹露明與編輯劉洪權約王余光在北京大學見面，王余光提出編撰多卷本《中國閱讀通史》的構想，得到曹露明的大力支持。”安徽教育出版社副總編輯姚莉對《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記者說。

2004年，王余光正式提出《中國閱讀通史》的編撰計劃，得到了學界同仁的積極響應。同年11月，在安徽教育出版社的支持下，主編及各卷作者在北京大學召開了第一次編撰會議，就分卷大綱以及編撰過程中的學術規范和研究進程等方面的內容進行了討論。最終在內容架構問題上達成了共識，并在隨后的10余年中，分工負責各卷的撰寫工作。

14年的堅持不懈

讓編者和出版者都沒有想到的是，該套書原定計劃3—5年出版，最終面世卻歷經了14個年頭。

因為，在編撰過程中，作者們發現了很多困難。據王余光介紹，首先，中國閱讀史資料十分豐富，而且大部分是分散在各種史籍、個人著作中的單篇文章，需要耗費大量精力完成基本資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其次，閱讀是一種個人行為，更是一種社會文化現象，作為一種文化現象的閱讀，涉及面十分廣泛，如何把握諸因素之間的關聯，追尋每個時代閱讀變遷的內因，需要作者們從千絲萬縷的史實中鉤沉索隱，這對作者是非常大的挑戰。再次，撰寫《中國閱讀通史》首先需要明確的是中國閱讀史的邊界，然而，由于我國的閱讀史研究剛剛起步，可資借鑒的成果還不多，許多問題迄今仍無定論，這就需要作者收集原始資料，同時在梳理資料的過程中，逐步建立完善中國閱讀史的研究體系。在初稿完成后，作者團隊和出版社一起又經歷了反復的修改、補充，以至于出版時間一再延后。

王余光很感謝在這10余年的時間里，安徽教育出版社給予了作者最大的支持和理解，“我想正是我們雙方共同的打造精品的意愿，才讓我們在這漫長的出版周期里始終保持愉快的合作關系”。

姚莉也告訴記者，編輯多次去北京和主編進行溝通，調整思路；召開全體編撰人員與編輯的對接審稿會，當面解決問題；同時，還積極進行了國家出版基金申報工作，讓這一選題得到更多的關注和支持。“這是緣自安徽教育出版社高度重視文化傳承、打造精品的優良傳統。這套書不僅填補了學術研究的空白，更能使人們撫今追昔，促使我們更加深入地思考，解決當前全民閱讀社會建設中出現的現實問題。因此，盡管時間漫長、困難重重，我們也一直堅持了下來。”姚莉如是說。

96分背后的精益求精

打造成出版界的“高峰”，姚莉說，這是安徽教育出版社對《中國閱讀通史》這一大型出版工程所寄予的期望。

據姚莉介紹，在內容質量上，出版社邀業界專家對稿件進行多次深入嚴格的審讀，提出修改意見；在編校質量上，舉全社之力，從各部門選調了資深編輯近20位，組成了一支專業知識扎實、編校經驗豐富的編輯團隊，為項目的圓滿完成提供了人力保障。此外，在整體裝幀設計、印裝質量上，更是高標準、高要求。

該套書責編之一江舟向記者舉例說明，每一卷的稿子都超過了常規的校次，有的卷甚至達到了10個校次。為解決全套書的寫作體例統一問題及不規范問題，項目組認真學習了各種編校規范用書，大家在一起研究，并翻閱了全套10種圖書的一校樣，經反復論證推敲，寫出關于書稿體例與版式調整的編輯手冊，以便大家統一編校規則。

讀者現在看到的這套書的封面，是十幾稿之后的定稿，為了體現閱讀的主題，為了套系的和諧統一，社長鄭可召集相關人員，多次在一起商議、討論。因為工藝復雜，出版社反復打樣，多次去印刷廠，一遍遍試效果。

由于這套書獲得了國家出版基金的支持，所有的賬目都需要公開透明、臺賬明晰，因此除了稿件之外，還有很多其他的工作需要統籌協調。也正是因為大家的共同努力，這套書在國家出版基金中期檢查中獲得96分，被評為優秀。

這套書充分鍛煉了出版社的編輯隊伍。姚莉說，在核查內容史實的同時，也拓寬了編輯們的知識面。另外，編輯們對閱讀史和出版史發展有了一定了解，為今后開發新的選題提供了一定的借鑒。項目負責團隊也鍛煉了統籌協調的能力，積累了項目計劃和進度安排在細致度、合理度以及科學度等方面的經驗。

讓王余光甚感欣慰的是，在長達10余年的撰寫過程中，一批年輕學者通過這套書的寫作和出版成長起來，中國閱讀史研究后繼有人。

萬事開頭難，正如王余光所說：“如果這套書能對我國閱讀史研究稍有促進，這就是我們工作的價值和意義所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