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雜志上發表了署名“魯迅”的短篇小說《狂人日記》，這是中國第一部現代白話文小說，“魯迅”這個偉大的名字從此出現在中國的歷史上。魯迅借《狂人日記》所發出的“吶喊”在當時可謂振聾發聵。一個世紀后的今天，讓我們重溫這部文學經典，回溯這位“狂人”所走過的漫長曲折但堪稱偉大的道路——

                                                                      月光穿過一百年

                        ——紀念中國第一部現代白話文小說《狂人日記》發表100周年

                                                 作者：張潔宇(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

從周樹人到魯迅

1918年4月的一天，周樹人完成了他的第一篇白話短篇小說，題目定為《狂人日記》。手稿交給《新青年》雜志發表之前，他第一次署上了“魯迅”這個筆名。

寫這篇小說那年，魯迅37歲，已經走到人生的中途，無論經歷還是心態，他都不是單純的毛頭小伙兒了。

《狂人日記》最初發表于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

事實上，因為家道中落和父親早亡，魯迅的童年結束得遠比同齡人早得多。他“有四年多，曾經常常——幾乎是每天，出入于質鋪和藥店里”。他從比自己高出一倍的當鋪柜臺外送上衣服或首飾去，在侮蔑里接了錢，再到和他一樣高的藥店柜臺上去買藥……就這樣在無望的努力中，最終無奈地送走了病床上的父親。窮與病，固然是生活給予少年周樹人的最初打擊，但更深入靈魂并伴其一生的，是這段經歷所帶來的精神上的黑影，這黑影，終生啃嚙著他的內心，卻也催迫他腳不停步，一直找尋著走出這片陰翳的道路。

這黑影，來自“世人”。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么，我以為在這途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

是“這途中”所見的“世人的真面目”，造成了少年周樹人敏感、倔強、自尊、多疑的性格，也造成了他善良、同情、推己及人、反躬內省的處世思維。他一生心地溫軟又嫉惡如仇，他一面洞悉“世人的真面目”，看透各種偽善嘴臉下的“獅子似的兇心，兔子的怯弱，狐貍的狡猾”。他也一直深切關愛著那些與他同樣受過侮蔑的弱小者，直到晚年，他仍在說：“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

魯迅創作《狂人日記》時期居住在北京紹興會館

也正因為“這途中”的遭遇，讓魯迅看到了比窮與病更糟也更難戰勝的，是心理上的疾患和精神上的頑癥。后來作為文學家的他，固然也在筆下敘寫貧病交加的底層人民的慘狀，但更讓他愿意花費筆墨和心血的，一直都是透視他們的靈魂，剖析他們的精神。

37歲之前的周樹人，“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從紹興到南京，從仙臺到東京，學過水師、路礦和西醫，“異地”去了多處，“異路”也試著走了多條，最終走到了文學的路上。他自己后來說：“我在年青時候也曾經做過許多夢”，那個曾經美滿的醫學夢是在日本一個鄉間的醫學專門學校里破滅的。因為在那異國的課堂上，他碰巧看到一個有關日俄戰爭的新聞幻燈片，里面出現了他“久違的許多中國人”，“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據解說，則綁著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眾，而圍著的便是來鑒賞這示眾的盛舉的人們”。

課堂上的周樹人深受震動。除了作為中國人的民族自尊心之外，被刺激的應該還有他那份少年時代的特殊記憶，那些“世人的真面目”的暗影此時一定又籠住了他的內心。麻木的神情、冷酷的內心、勢利的嘴臉，對弱者的欺凌、對強權的卑怯、對血腥的惡嗜、對暴行的漠然……凡此種種，都從個人的創傷記憶擴大為對更廣大的人群和現實的憂患。于是他想通了一件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于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于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

棄醫從文的周樹人25歲，那是一段短暫的青春。呼朋喚友提倡文藝的他，有過幾天血氣方剛、心懷理想的日子，但很快就在現實面前得到了教訓。“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無反應，既非贊同，也無反對，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無可措手的了，這是怎樣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為寂寞”，“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長大起來，如大毒蛇，纏住了我的靈魂了”。

寂寞的人做寂寞的事。從1912年起，剛過而立之年的周樹人就寓居在北京城南的紹興會館里。過早進入中年的他，就在這座古城中的古屋里，抄些自己也覺得“沒有什么用”的古碑，“客中少有人來，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問題和主義”，他的生命就這樣“暗暗的消去了”。直到1918年。

從1917年9月30日中秋節的這一晚開始，周樹人的日記里開始出現“錢玄同來”的記錄。到這年年底，有案可查的“錢玄同來”有4次，而12月23日的記錄略有特別，專門記為“晚錢玄同來談”。一字之別，寫日記的人在這個“談”字里應是著意刻下了對某些特殊話題的記憶。

1918年年初開始，“錢玄同來”得更勤了，2月來了4趟，3月來了3趟，且從“晚”來變成了“夜”訪，多半都不是順路坐坐，而應是有話要說、有事要議的。

不知在哪一次“來”或“談”的時候，錢玄同提議周樹人“可以做點文章”。周樹人后來說：“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們正辦《新青年》，然而那時仿佛不特沒有人來贊同，并且也還沒有人來反對，我想，他們許是感到寂寞了。”

已經在寂寞的苦汁中浸泡多年的中年周樹人深深懂得“新青年”的寂寞。他對于再次“叫喊于生人中”感到有些猶豫，但對方的樂觀和熱情又難免會打動他原本“做過許多夢”的內心。他其實一直是這樣一個人：理智上清醒冷靜，感情的深處卻常有熾烈的燃燒；內心絕望的同時，卻也隱隱期待著熱力與行動的拯救。他最好的朋友許壽裳就曾用“冷藏情熱”四個字來形容和總結他。

總之這個“冷藏情熱”的周樹人“終于答應他也做文章了，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記》”。1918年5月15日，《狂人日記》發表在《新青年》第4卷第5號上。“魯迅”這個偉大的名字從此出現在中國的歷史上。

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外墻浮雕(局部)

《狂人日記》：“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37歲的中年魯迅，提筆寫出的第一篇小說，為什么竟是一篇看似沒頭沒腦的“瘋話”？以他的性格和才華，特別是以他深刻的思想和各方面的蘊積，這個寫作的開端無疑是經過了深思熟慮的。如何一出手就將多年的蓄力凝聚在一記重拳之中，這是魯迅必定反復思量過的問題。

《狂人日記》就是這第一記重拳。事實上，它確以石破天驚的方式發出了現代中國的第一聲“吶喊”。一方面，它在思想內容上“暴露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魯迅《〈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揭出封建倫理“吃人”的本質，并以“救救孩子”的呼聲開啟了那一場以“掀翻吃人的筵席”為理想的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另一方面，它又以“新奇可怪”的藝術效果開創了現代短篇小說的審美方式，在它“異樣的風格”中，給人帶來“一種痛快的刺戟”，“猶如久處黑暗的人們驟然看見了耀眼的陽光”，“感著不可言喻的悲哀的愉快”(沈雁冰《讀〈吶喊〉》)。

說它“新奇可怪”，是因為它第一次用口語式的白話直接發出了一個“活人”的聲音。那個時候，錢玄同他們那幫“新青年”朋友中，已有陳獨秀、胡適舉起了“白話文學”的旗幟，提出用“活的文字”寫“人的文學”，不再摹仿古人的言語和腔調。但旗幟歸旗幟，用白話寫成的文學還只是理想。魯迅并沒有寫過倡導“文學改良”或“文學革命”的論文，但他實打實地寫出了第一篇白話體的短篇小說。

而且，在這篇小說中，他第一次使用了現代標點符號。他大量使用問號、嘆號、省略號，并真正發揮了這些標點符號的作用，使其參與了文學的表達。正是在這些嘆號、問號、省略號里，讀者讀出了“字縫”里更復雜的意思。比如，為什么“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后面用的是問號，而不是句號或嘆號？這里面的意思，有心的讀者自然愿意追索，也能夠懂得。

當然更重要也更稱得上振聾發聵的，還是《狂人日記》的內容與思想。這些亂真的“瘋話”中，處處閃耀著雙關與象征的光芒，即使再愚鈍的讀者也能知道，這滿紙的瘋話其實都是寓言。因而，這些出自狂人之口的語無倫次的“荒唐之言”的一部分，后來都成了箴言警句，透露出深邃睿智的思想。比如，“救救孩子”；再如，“從來如此，便對么”；又如，“凡事總須研究，才會明白。古來時常吃人，我也還記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里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

狂人最大的“發現”，就是看到了禮教“吃人”的本質。不僅如此，他還看到了這吃人禮教的虛偽，因為“吃人”是不被直接寫進歷史的，要經過認真的“研究”，在每頁“仁義道德”的字縫里才看得出來。很難想象，不借助狂人之口，魯迅怎能以如此當頭棒喝的方式，最直接最形象地說出他對中國四千年歷史的洞察？又怎能這樣正中要害、直擊人心，給讀者帶來那“一種痛快的刺戟”？

此外，魯迅比別人更深刻的地方還在于，他讓狂人在吃人的筵席上看到了自己：“這一件大發見，雖似意外，也在意中：合伙吃我的人，便是我的哥哥！吃人的是我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這個發現前所未有地清醒和深刻，它提醒每一個人反身拷問自己：雖然“自己被人吃”，但未必沒有加入過吃人的筵席。在一場吃人的盛宴上，不掀翻桌椅、不明確拒絕、不主動反抗，都會在事實上變為吃人者的幫兇與同伙，有意或無意地，變成一個同樣沾有血跡的“吃人的人的兄弟”。

狂人就這樣醒過來了。

那天晚上“很好的月光”第一次照徹狂人的心扉，叫醒了他的靈魂。告別了“以前的三十多年”的“發昏”，覺醒者感到“精神分外爽快”。但與此同時，他直覺地感到了害怕，因為在蒙昧的庸眾中醒來，他意識到自己必被視為異類，必將在尚未發生改變的舊秩序中遭到迫害。他“怕得有理”。

這種怕，是每一個“活的人”的本能。怕死才意味著有求生的意愿和自覺，就像臨刑前的阿Q，終于在看客們餓狼一樣“又兇又怯”的眼光里感到了深深的恐懼。這一次，“精神勝利法”不奏效了，阿Q想喊“救命”，但話未出口，“就兩眼發黑，耳朵里嗡的一聲，覺得全身仿佛微塵似的迸散了”。阿Q最后的怕與狂人最初的怕是一樣的。與魯迅筆下其他很多懵懂地生、糊涂地死，從不知道害怕的人物相比，懂得怕死和喊救命的阿Q和狂人，算是接近了生命意識的覺醒。當然，狂人與阿Q還是不一樣的，阿Q未及出口的“救命”說明了他也沒來得及醒過來，而知道怕的狂人，在月光下，是真的醒了，而且從此“橫豎睡不著”，再也不會墮回原來蒙昧的狀態中去了。

醒來的狂人意識到危險，卻逐漸克服了恐懼。他說：“我可不怕，仍舊走我的路。”越來越“勇氣百倍”的他開始不斷地向周圍人發出他質詢、控訴和警勸。沒有人聽、沒有人信，那也不怕的；被人關起來、當瘋子看，還是不怕。他“偏要問”“偏要說”，偏要告訴這個自以為正常的世界，在每個人的面前都有“一條門檻，一個關頭”。

狂人看到并相信，“跨過這一步”，一切便會不同，這一步，就從“說不能”開始。對“從來如此”的那一切，說“不能”；對吃人的筵席，說“不能”。他相信，“只要轉一步，只要立刻改了，也就人人太平”。他說，“你們立刻改了，從真心改起”，“你們要曉得將來是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

《狂人日記》不僅是《吶喊》的首篇，更算得上是魯迅全部作品的總序。它提出的那些根本性問題，延續在魯迅及其追隨者們后來的作品之中。比如“吃人”的問題、“立人”的問題、“看客”的問題、啟蒙者與被啟蒙者關系的問題……這些問題不斷被提出、不斷被思考，構成了現代中國思想的血脈傳統。在這個意義上說，《狂人日記》固然是一部經典，但并不是一個凝固的標本。它是一條道路、一種方法，它開啟了中國現代文學的大門，由這個大門進去，開始了一條漫長曲折但堪稱偉大的道路。

茅盾說，讀《吶喊》“猶如久處黑暗的人們驟然看見了耀眼的陽光”，這是懇切實在的話，是讀者與批評家的實感。但是說到光，我倒覺得將《狂人日記》比作“耀眼的陽光”還是不如魯迅自己筆下的月光來得更確切。“吶喊”的力量，在那個漫漫長夜之中，劃破黑暗，帶來蘇醒，但它甚至還不能作為黎明時的第一縷晨曦，因為“夜正長，路也正長”。魯迅知道，那一束叫醒狂人的啟蒙之光，或許還是微弱的，但在夜色里，它是“在寂寞中奔馳的猛士”們的慰藉和方向。

《狂人日記》之后：“坦然地……走，月光底下”

狂人醒過來了，但暗夜仍未過去。月光下的狂人是清醒的，但現實中的他也如年輕時的魯迅本人一樣，會寂寞、會消沉。魯迅深知這一點，所以，在發出“救救孩子”的吶喊之后，他轉而去思考更重要也更嚴峻的問題，那就是：夢醒之后，出路在哪里？他說：“人生最苦痛的是夢醒了無路可以走。”這也是他自己一直在經歷著的苦痛，他想要尋求解決的方法。

其實，在《狂人日記》前面的文言小序中是有個交代的：“余”去探望狂人的時候就得知他“已早愈，赴某地候補矣”。對于這個結果，研究者已經爭論了一百年，大家追問的是：這個“赴某地候補”，究竟意味著狂人恢復了常態，還是隱埋了內心？這究竟是他的墮落或投降，還是他的自暴自棄？難道，是他選擇潛入暗夜，在隱忍中繼續苦悶的摸索？

要回答這個問題，還得回到魯迅那里去。

事實上，狂人之后，魯迅筆下還出現了一系列類似的人物。包括夏瑜(《藥》)、N先生(《頭發的故事》)、呂緯甫(《在酒樓上》)、瘋子(《長明燈》)、魏連殳(《孤獨者》)，以及實有其人的范愛農(《范愛農》)。他們并不都“狂”，但都多少有些迥于常人的行狀，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孤獨者”魏連殳。

魏連殳的古怪和另類是聞名鄉里的。他樣貌奇特、做事不拘常理，言行都是“老例上所沒有”的。最讓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在他祖母大殮的儀式上，他不像一般孝子賢孫那樣規規矩矩地哀泣，而是突然迸發長嚎，“像一匹受傷的狼，當深夜在曠野中嗥叫，慘傷里夾雜著憤怒和悲哀”。

魏連殳這一哭，也是哭自己。曠野中的悲哀寂寞和深刻的孤獨，是在魯迅筆下出現過不止一次的。正是這個孤獨的怪人，失業碰壁走投無路了很久，最終突然從政，“做了杜師長的顧問”了。在常人眼里，他“自從交運之后，人就和先前兩樣了”，每天“就是胡鬧，不想辦一點正經事”，“不肯積蓄一點，水似的化錢……譬如買東西，今天買進，明天又賣出，弄破，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是，魯迅的筆墨卻并不重在這些狂怪異舉，而是字字血淚地描畫他的孤獨。在魏連殳寫給“我”的絕筆信里，他說：

我已經躬行我先前所憎惡，所反對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張的一切了。我已經真的失敗。——然而我勝利了。

……這里有新的賓客，新的饋贈，新的頌揚，新的鉆營，新的磕頭和打拱，新的打牌和猜拳，新的冷眼和惡心，新的失眠和吐血……

……現在忘記我罷；我現在已經“好”了。

魏連殳的自暴自棄源于徹底的絕望，他終于在這條自己選定的死路上迅速走完了余生。他并不是自甘墮落，事實上，一直到死他都沒有真正成為舊秩序的一分子。他在棺材里仍是“很不妥帖地躺著”，“在不妥帖的衣冠中，安靜地躺著，合了眼，閉著嘴，口角間仿佛含著冰冷的微笑，冷笑著這可笑的死尸”。

“好”了的那個魏連殳，會是那個“赴某地候補”的狂人嗎？

《孤獨者》當然并非《狂人日記》的續篇，但是，在魯迅的心里，狂人的去向和魏連殳的出路必定是有關系的。而且，在親身經歷了“五四”落潮和知識分子陣營的分化之后，1925年寫作《孤獨者》時的魯迅只會比1918年發出第一聲吶喊的時候更增添了悲憤和無奈，對于“夢醒了無路可以走”的痛苦，也必有更多更深的體會。

與魏連殳殊途同歸的還有魯迅的好友范愛農。在現實中，范愛農可能是一個比魯迅更清醒更深刻的覺醒者，這一點從他們在東京為是否因徐錫麟被殺而給政府發電報的爭論當中就可以看出。但就是這個更清醒更深刻的范愛農，同樣逃不出走投無路的困境：從學界失業之后“什么事也沒得做”，終于也沒有人“愿意多聽他的牢騷”，只能在孤獨絕望中郁郁而終。范愛農的尸體“是在菱蕩里找到的，直立著”，作為深知他的摯友，魯迅“疑心他是自殺”，并且相信“這是極其可靠的，雖然并無證據”。范愛農最終的“直立”姿態讓人聯想到魏連殳“很不妥帖”地躺在棺中的樣子，前者的寧折不彎和后者的格格不入，似乎都是其生前性格與精神的最好象征。

這無路可走的真實狀態，就是魯迅在狂人醒來之后提出的比“醒”本身更加沉重的問題。當初，在錢玄同動員魯迅寫作的時候，魯迅曾以“鐵屋子”的寓言征問過他這位激進的朋友：“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里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么？”雖然最終，因為“不能以我之必無的證明，來折服了他之所謂可有”的希望，魯迅開始為《新青年》做文章，但事后看來，這個疑問始終沒有被他所淡忘。

在魯迅的筆下，從一開始出現的就是那幾個“較為清醒的”“不幸的少數者”，他們在他的筆下，無不受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且最終還是不可避免地走入死滅。這并非是魯迅冷酷無情，而是作為思考和寫作者的他其實也并沒有尋到出路，他沒有辦法為他的人物預設一個完滿的結局，因此他選擇用清醒的筆寫出這無路可走的痛苦。

同樣處境的魯迅本人，也正是在這沒有選擇的境地中做出他的選擇的。他常常絕望，但也常常勉力而行，來克服和反抗自己的絕望。就像他在《孤獨者》的結尾處所寫的那樣：“我快步走著，仿佛要從一種沉重的東西中沖出，但是不能夠。耳朵中有什么掙扎著，久之，久之，終于掙扎出來了，隱約像是長嗥，像一匹受傷的狼，當深夜在曠野中嗥叫，慘傷里夾雜著憤怒和悲哀。我的心地就輕松起來，坦然地在潮濕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

與自暴自棄或幽憤頹唐相比，魯迅的選擇既簡單又倔強。他選擇“走”，選擇行動。即便仍然走在“月光底下”，走在暗夜中，但只要還能“走”、還在“走”，就仍有希望。就像他那句膾炙人口的名言：“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這句話，或許正是魯迅本人對于當年“鐵屋子”之問的自我解答，甚至也是他一切寫作與思考的基點。《狂人日記》之后的魯迅，在“月光底下”的道路上，一直孤獨頑強地前行。

現在，這月光穿過一百年，照在我們前面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