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沒見到王強，就聽說頭一天晚上的讀書分享會讓他有些不高興——現場觀眾只問投資，沒人關心他的書。

王強最大的標簽是新東方聯合創始人，他和俞敏洪、徐小平組成了我們常說的新東方“三駕馬車”。在電影《中國合伙人》中，他正是佟大為扮演的王陽這個角色的原型。

但相比于被視為成功的商人，王強更愿意被視為“讀書人”和“藏書人”。

中學時代在一位特立獨行的語文老師引導下，他開啟了閱讀的大門。進入北大英文系，身邊的老三屆學長和從“文革”走出來的老教授們，感染王強他們加入到這樣一個全民瘋狂汲養和補課的閱讀時代。

這種對知識的饑餓感也讓他很對“擁有”書籍有著原生的沖動。剛畢業留校，他就透支了未來三年半的工資買了兩套大部頭叢書。30多年里，他走遍世界各地，搜尋各種古書，收藏、閱讀相得益彰。但是他從未走進拍賣行，對于從歐美等地費力搜來的古書，他也不視為商品，在他眼里，那是二流藏家干的事。

他極度厭惡暢銷書，但不成想自己關于閱讀的隨筆集卻賣得不錯，剛剛由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再版出版。他也不喜歡營銷學，但卻用了“讀書毀了我”這個略有標題黨之嫌的書名。對此，日前在接受澎湃新聞專訪時，王強說，毀字是在摧毀舊我、塑造新我這個意義上展開的。

訪談中，王強展現了強烈的個人意識，對自己的喜好和偏見好不掩飾，他曾放狠話說“書籍那么多，80%是垃圾”，這次又對那些拒絕閱讀經典的人表達了懷疑。

什么書是“一流的書”

澎湃新聞：《讀書毀了我》書名一開始就多少被說“標題黨”，這次沒有想過調整嗎？

王強：當時編輯徐曉給我這個標題，我也有些疑問。她就解釋說，這個“毀”字，在北京話里是“團”的意思，就是你要想做成形一個東西，首先要把它團起來，先是一個非成形的狀態。

我一想閱讀對我人生的作用，自我的成長，想象力和創造力的養成，就像我們做成雕塑之前，必須要把材料團起來，混成一團，這其實是“毀”的過程，而毀是為了立，也就是重塑。

正像我在印子里引用了法國哲學家阿杜的話，“有力量的文字”旨在“型塑”(to form)而不是告知(to inform) 。所以真正好的書，如果它不能打破、摧毀你過去的認知、經驗和思維方式，塑造一個嶄新的、開闊的自我，那這種書讀不讀價值不大。所以這個標題我還越來越喜歡了。

澎湃新聞：你的座右銘是“讀書只讀一流的書”，你的一流書標準是什么？

王強：在我看來，一流不是意味著思想絕對超前，而是一個作家的文字狀態有多么純粹。這個純粹讓我喜歡捕捉文字呈現的方式、再造的內容，構建出來的世界是讓我們耳目一新的東西，而不是東拼西湊，充斥著前人痕跡的東西。

如果一部作品看似很新，但實際上早有人珠玉在前，那這部作品哪怕再精彩也不能算是一流的。我常說先秦思想是一流的，因為它們幾乎沒有受其他思想方法論的影響，所以它們思想的獨立性保持非常強的。所以我衡量一本書是不是一流，我看兩方面，一個是純粹性，一個是呈現方式的原創性。

澎湃新聞：對一流作品的判斷實際上受個人知識結構、審美趣味等主觀性因素的影響，拋開這個，是否存在客觀上的一流作品呢？

王強：客觀上給一流作品下個定義那我認為就是經典。經典不是某一個人、某一家出版商的意志，而是在時間長河里，幾百年上千年積淀下來，一種集體無意識篩選下來的結果。這可能是客觀上最接近一流的作品。

所以狹義來講，每個人都有自己對一流的判斷，這是隨著你經驗、視野和審美的變化而變化的，你二十歲對一流書的判斷和八十歲時肯定是不一樣的。但從某種客觀角度來說，在一個文化傳統中，大家都認為是優秀的東西，我就認為這是相對客觀性的一流標準了，否則很難寫文學史了。可能會忽略掉個別優秀作家作品，但是總體上各種文學史呈現的方式是接近的，爭議不大。

澎湃新聞：有些作品是無法繞過去的。

王強：對，就像柏拉圖，全世界各種語種的文化都要去讀，這就是經典，這就是一流的。所以盡管每個人可以有自己的一流標準，但是作為讀者來說，能夠給自己定一個比較高的標準，先去涉獵那些大家都認為是一流的著作，那你品味的誕生就不會偏。

如果你偏偏要拒絕這些，你們都認為是一流的我偏偏不認為，好，我同意，但是我坦率地講，你自己審美的品位，思想的判斷力、敏銳度，是否能夠辨別后來不斷涌現的新文字世界，我非常非常懷疑。

王強

翻譯我更愿意相信已故譯者

澎湃新聞：那你在閱讀上有沒有什么癖好，比如有些人只讀最新作品，有人則說不會看去世不到20年的作家？

王強：當然，我有很多個人癖好。比如說翻譯作品，我是很挑譯者的。如果一部比較專門的書，比如哲學類的，譯者不具有專業背景的話我是很難相信的。而文學類譯作，我愿意先走進那些已故并且在世時比較高產的譯者，而不愿走進現代的很年輕的快手譯者，我本能地拒絕。

澎湃新聞：現在很多時候是只懂外語就去翻譯了。

王強：能讀原文我寧愿讀原文了，不能讀的我會去尋找那些已經故世的經典譯者。而且最好的譯者是一輩子只譯一個作家，或者只譯一部作品的。比如朱生豪翻譯的莎士比亞，不管用現代的眼光如何爭議，但是現在沒有一個人從精髓上超越朱先生的翻譯。

所以我說更相信已故譯者，這不是變態。因為在那個商業化沒有這么發達的時候，一個人選擇了翻譯這個冷板凳來做，這是一種生命的選擇。比如李丹翻譯《悲慘世界》，沒翻完去世了，他的太太方于接著翻。這樣窮盡兩個人生命的譯本，我不知道現在哪個譯者敢于向他們這個譯本來挑戰。

現在年輕人很少有我們那代人對知識的饑餓感

澎湃新聞：你是從什么時候開始有意識地藏書呢？

王強：我覺得很自然，當年書荒，得到一本書很不容易。我最早讀錢鍾書先生的《圍城》是在1983年，盡管北大圖書館里有，我卻是在暑假內蒙古草原上讀到的。

當時我們上了現代文學課后大家知道《圍城》，沒上完課就都去圖書館借，很快就沒了。我整個一學期都沒借到，因為剛一還你錯過那個節點，就被別人借走了，買也買不到。

這種對書籍和知識的饑餓感現在你們年輕人是難以體會到的。比如說我讀中學時，我父親為了給我買一本英漢詞典，坐火車到北京去王府井書店排了一整晚。

所以我那個學期在北大沒能讀到《圍城》，暑假回到內蒙古草原做翻譯，在一個小便利店里發現了《圍城》，上面布滿了塵土。所以我第一部《圍城》是這樣得到的。我就覺得這個東西不能輕易讓別人拿走，就有了“擁有”的沖動，也就有了收藏的感覺。

第一次作為收藏買的是兩套大部頭的《胡適文集》《李敖文集》，當時我剛剛留校，在北大圖書館發現在賣這兩套書，價格是3600塊錢，我一個月工資120塊錢，相當于三年半的工資，根本買不起。怎么辦呢，我就做了最早的P2P——我就回到教工宿舍，一層一層一家一家借錢，湊了3600塊。這是我藏書的開始。

澎湃新聞：你現在藏書量是什么概念？

王強：我的書有兩類，一類是供我閱讀的，一類是收藏級的。收藏級的版本得是在某個領域達到了公認的標準，這個有幾千種。

澎湃新聞：現在對這種收藏級圖書的追求和當初收藏《圍城》《胡適文集》的動力還一樣嗎？

王強：內核是一樣的吧。因為我和其他純粹的收藏者不一樣，我還是個閱讀者。不像有些人收藏了之后，束之高閣等待下次拍賣，我不會拿去拍賣。之所以買很多不同版本，我是要比較不同版本之間板式、字體等等的差異，即便再珍貴的藏書我也是要一頁一頁去翻看的，不會買來等著增值，那是二流藏家才做的事兒。

王強在書中一再提及的埃及作家埃德蒙·雅貝斯。

碎片化時代反而應該慢下來

澎湃新聞：每年世界讀書日全國各地都有各種閱讀活動，有觀點認為，越是強調閱讀實際上恰恰是反映我們不那么關心閱讀。你如何評價我們這個時代的閱讀？

王強：我們進入了技術加消費的時代，每個人的興趣點越來越多，大家越來越難以專注，深刻的、嚴肅的閱讀越來越失去受眾，似乎這是碎片化時代的潮流。大家拿著手機、智能設備，好像獲得的信息越來越快、越來越多，但是沒有人去深度沉浸下去。

這是一個現象，但是如果只是隨波逐流的話，你只能成為大潮中的一員，而不可能成為這波浪潮中脫穎而出成就自己一點事情的人。所以反過來，當大家都追求淺、快、散的時候，你追求慢、完整、深度，似乎是逆潮流而動，但恰恰讓你贏得了和別人不同的厚重。

澎湃新聞：這幾天講演結束后，提問的觀眾都只關心資本，鮮有人提問你的書和閱讀，失望嗎？

王強：我基本上不太回答這些東西。我做投資從來不讀投資學方面的東西，我做新東方開始到現在，也從來不讀管理學的東西。這些對我來說沒有任何意義的，因為這都是信息，都是總結起來的標準化的東西，大家都知道，我再知道也只是和別人一樣。

但是哲學、歷史、美學這些人文的東西，它們帶給我的是眼光和判斷力，對我做企業也好，做投資也好，我看到的維度、層次和別人是完全不一樣的。

澎湃新聞：給讀者推薦一個你鐘愛的作家或作品吧。

王強：那就我在書中一再提及的埃及作家埃德蒙·雅貝斯(Edmond Jabès，1912-1991)吧。我不知道為什么迄今為止看不到一個中譯本(編者注：2017年始，廣西師大出版社陸續出版五卷《埃德蒙·雅貝斯文集》)，但從我十幾年前發現這個作家之后，他的作品就成為了我的案頭書。

他是用法語寫作的猶太思想家，作品在文類上很難歸類，你很難斷定他的作品是詩，還是散文，還是哲學，還是宗教思考，但是又深邃又美麗，每次讀讓我心都砰砰直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