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學者們看來，交口稱贊不該是文學評論的常態。做文學批評要認真，甚至要較真。所謂較真，就是實事求是，給作家作品以客觀而真實的評價，真正承擔起“批評”應有的功能。只有這樣，文學評論才能找回應有的尊嚴，文學創作也才能獲得應有的尊重

在出版近一年后，因為一篇評論文章，作家賈平凹的長篇小說《山本》這兩天重新刷了一波屏，引發關注和熱議。

在這篇刊發于2018年最后一期《文藝研究》雜志的文章中，作者魯太光以“價值觀的虛無與形式的缺憾”對《山本》提出批評，認為其沒有能給人以正面價值和情感出路，背離了創作者宏大的創作意圖，同時多處出現了《浮躁》《秦腔》《廢都》等前作的影子，是一種自我重復。

這篇評論之所以引發關注，有一個很重要的背景：在此之前，《山本》幾乎收獲了評論界的一致好評。不過，此次再度刷屏，大家的關注點并沒有過多地停留在對《山本》本身的優劣判斷上，而是聚焦于這篇評論背后的話題：對于文學創作，尤其是對于已經成為名家的文學創作，我們到底應該持什么樣的批評態度？在很多人看來，這是關系到“批評究竟何為”的大問題。

名家作品收獲一片叫好，不是正常的評論生態

記者了解到，在發表這篇文章之前，文學博士、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魯太光曾經召集過一次關于《山本》的內部研討會。他當時在開場白中這樣表示：賈平凹是新時期以來的重要作家，對他的討論，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對新時期以來中國當代文學的一種認識與把握。昨天他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再次強調了這一態度。

而這也是此篇評論引發關注的一個重要原因。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羅崗告訴記者，在國際書評界，通行的規則就是越是大牌作家，越容易得到專業嚴苛的評價。批評家詹姆斯·伍德對于保羅·奧斯特、埃德蒙·威爾遜等名家從未筆下留情，充分了解他們的缺陷，永遠在他們的七寸處下手。尤其是大牌們的新作，比如伊萬·麥克尤恩，他的很多作品在初問世時評價并不高。

相比之下，由于某些眾所周知的原因，我們的評論界對于大牌往往過于溫和，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評論家的話來說：“每一次都聲勢浩大，每一部作品都被抬上一座新的高峰。為什么不能對這樣的寫作做更加專業嚴苛的批評和討論呢？”在羅崗看來，對于那些在文學史上已經有了一定地位的作家，應該以他們曾經達到過的最高水平來要求，至少不能低于自己曾經的水準。魯太光則表示，創作是很難的，我們不能要求作家的每部作品都是好作品；但這并不是說對每一部作品都要點贊。我們要尊重作家的勞動，但更要尊重文學標準，特別是對于那些被視為標桿的名家，有時候真誠的批評甚至沉默，可能都比泛泛而談的“表揚”更有價值。

“批評”應該給作家作品以客觀而真實的評價

在一個健康的評論生態里，名家沒有免于批評的特權。也只有在一個健康的評論生態里，評論才能真正發揮功能。由此引發出的另一個話題就是：文學評論的功能究竟是什么？

魯太光把文學評論的功能分為兩層：從初級層次來說，就是文學生態的保護者，要盡量好處說好，壞處說壞，甚至保持沉默。從較高層次來說，文學批評擔負著發現、清除落后的文學生產力、生產關系，召喚先進的文學生產力、生產關系，即催生文學未來的責任。

羅崗同樣以“面向當下”“面向未來”的兩重維度來審視文學評論的功能。在他看來，文學評論一方面承擔了塑造當下時代閱讀生態的功能，具體而言，就是引導讀者對自己所要閱讀的作品作出參考性判斷。在文學批評的歷史上，有不少對讀者產生過重大影響的批評家。與此同時，更重要的是，文學評論是一個經典化的過程，決定了哪些作品可以進入文學史，從而為后人展現一個時代的文學風貌?！盀槭裁次覀儠X得上世紀九十年代的文學是面貌模糊的？就和當時批評力量弱化有關。而上世紀八十年代，文學批評一派蓬勃強勁，很多作品正是在那樣的環境下被經典化了?！?/p>

正是因為如此，在學者們看來，交口稱贊不該是文學評論的常態。做文學批評要認真，甚至要較真。所謂較真，就是實事求是，給作家作品以客觀而真實的評價，真正承擔起“批評”應有的功能。只有這樣，文學評論才能找回應有的尊嚴，文學創作也才能獲得應有的尊重。

相關鏈接：賈平凹談《山本》

這本書是寫秦嶺的，原定名就是《秦嶺》，后因嫌與曾經的《秦腔》混淆，變成《秦嶺志》，再后來又改了，一是覺得還是兩個字的名字適合于我，二是起名以張口音最好，而“志”字一念出來牙齒就咬緊了，于是就有了《山本》。山本，山的本來，寫山的一本書，哈，“本”字出口，上下嘴唇一碰就打開了，如同嬰兒才會說話就叫爸爸媽媽一樣，這是生命的初聲啊。

關于秦嶺，我寫過，一道龍脈，橫亙在那里，提攜著黃河長江，統領了北方南方，它是中國最偉大的一座山，當然它更是最中國的一座山。

我就是秦嶺里的人，生在那里，長在那里，至今在西安城里工作和寫作了40多年，西安城仍然是在秦嶺下。話說：生在哪兒，就決定了你。所以，我的模樣便這樣，我的脾性便這樣，今生也必然要寫《山本》這樣的書了。

……

作為歷史的后人，我承認我的身上有著歷史的榮光也有著歷史的齷齪，這如同我的孩子的毛病都是我做父親的毛病，我對于他人他事的認可或失望，也都是對自己的認可和失望。《山本》里沒有包裝，也沒有面具，一只手表的背面故意暴露著那些轉動的齒輪，我寫的不管是非功過，只是我知道，我骨子里的膽怯、慌張、恐懼、無奈和一顆脆弱的心。我需要書中那個銅鏡，需要那個瞎了眼的郎中陳先生，需要那個廟里的地藏菩薩。

未能一日寡過，恨不十年讀書，越是不敢懈怠，越是覺得力不從心。寫作的日子里為了讓自己耐煩，總是要寫些條幅掛在室中，《山本》時左邊掛的是“現代性，傳統性，民間性”，右邊掛的是“襟懷鄙陋，境界逼仄”。我覺得我在進文門，門上貼著兩個門神，一個是紅臉，一個是黑臉。

終于改寫完了《山本》，我得去告慰秦嶺，去時經過一個峪口前的梁上，那里有一個小廟，門外蹲著一些石獅，全是砂巖質的，風化嚴重，有的已成碎石殘沙，而還有的，眉目差不多難分，但仍是石獅。

(原載于2018年2月2日《文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