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事

《拔蒲歌》

沈書枝人民文學出版社

維舟在《永遠在還鄉》一文中曾寫過，“所有的鄉土文學幾乎都是在城市里寫就的”。“田園將蕪”，鄉村日漸凋敝。一個明顯的特征即是春節過后，多少人又踏上了離鄉的旅途，再一次奔向城市。在城市，異鄉人模糊的自我定位以及與故鄉真實的距離，又讓鄉土成為了可供抒情的遙遠存在。

抒情性一直是散文寫作的特征，以文寫物、人、情，或記錄或追憶，坦誠度和現場感尤為重要。這一點，被評論家何平稱為“故鄉的女兒”的沈書枝做得不錯。從第一本散文集《八九十枝花》開始，到后來的長篇非虛構作品集《燕子最后飛去了哪里》，再到最近出版的新書《拔蒲歌》，她一直都在書寫皖南的故鄉：寫故鄉的物候、草木、飲食，寫于鄉村中度過的童年和少年。不過，對她而言，故鄉并不僅是她在北方安家后的“精神鄉土”，更是她的肉身依舊經常往返的實體存在，“直到現在，鄉土的自然也仍然在滋養著我，每次回家，看到熟悉的花草樹木，心里都感到充盈”。

沈書枝的文字多以“綿密貞靜”和“情感克制”為人稱道，她的“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也令人印象深刻。《拔蒲歌》的輯一“紅藥無人摘”即檢點從前鄉下的野草花樹。她說，“如果真正認識了一些植物，就會知道我對身邊植物其實不過停留在很入門的水平，我從小在鄉下長大，自然會熟悉一些植物，但只識得地方土名”。雖然沈書枝自稱“只識得地方土名”，她曾在網上抄錄過自己喜歡的周作人的《野草的俗名》一文，該文記錄多種花草的紹興土俗名，兼以作者自己的兒童經驗作旁注。在周作人看來，這是“民俗志的好資料，可見平民或兒童心理，不單是存方言而已”。在《拔蒲歌》里，沈書枝同樣細致地描寫了童年在山間常吃的紅果子“糖罐子”(金櫻子)，還有那些“極平常”的花花草草：喇叭花(牽牛花)、指甲花(鳳仙花)、洗澡花(紫茉莉)、蜀葵(端午槿)……

很多讀者都能看出沈書枝的“師承”，說她的筆法有廢名、周作人的影子，又受到了沈從文、汪曾祺的影響。沈書枝也坦言，自己之所以對風物散文開始感興趣，完全是因為大學時讀周作人的結果，“意識到了鄉土的意義和價值”。作為古代文學的碩士，她亦同樣接續了中國古典散文的傳統，有著對“傳統詩文的深切體悟和掌握化用”。沈書枝說，“我寫散文時其實很少引用古詩詞，古代文學對我的影響可能比較難一眼看出來”，但在字詞的選擇上，她很感激專業的滋養；另外，專業對她的影響大約則是一種對古典情致的偏好，比如這本《拔蒲歌》的書名，即來自南朝的民歌：“青蒲銜紫茸，長葉復從風。與君同舟去，拔蒲五湖中。朝發桂蘭渚，晝息桑榆下。與君同拔蒲，竟日不成把。”她很喜歡其中“婉轉的情歌意味”。雖然自己寫的并不是情歌，但她還是“希望那種搖曳纏綿的風致能夠浸入其中”。

廢名同樣是沈書枝特別偏愛的作家，“他的作品尤其使我感覺難得的一點是童趣的保留。他是一個愛護兒童的人。這一點周作人也是，但周作人的文章更偏于理論的闡述，而廢名則是在描摹自己做兒童時的心理，并給予理解、同情”。沈書枝很受這一點的觸動，想在自己的寫作中也做到這一點，“在我國，即使是現在，兒童的心理需求還是常常被忽視的，很少有大人真的把兒童當作平等的對象來溝通”。

《拔蒲歌》的開篇《兒童的游戲》即是在寫童趣，不過起因卻是因為沈書枝讀了周作人介紹柳田國男所寫的《幼小者之聲》。柳田國男感慨過去日本兒童所玩的一些游戲在都市生活中“斷掉而失去了”，于是沈書枝也想記下小時候皖南鄉下一隅的一些游戲。這是讀起來尤其有趣的一篇文章，也勾起了我在兒時跳皮筋、踢毽子、打“四角”、打畫子、扎小刀、下五子棋、抓石子等鮮活的回憶。還有一些同樣的稚子淘氣：背著大人，把四指并緊，蒙到手電筒前的玻璃片去，“黑暗里光透過手指，照得沙沙一片鮮紅，仿佛半透明的樣子，是很有意思的事”——世間孩童的心理如此相似，令人發噱。

曾有人在文章中總結道，在2018年的散文寫作中，植物散文是一個引人注意的面向，寫到植物或者說是自然萬物的時候，“行文都會更加從容而氣壯，而顯出超越個人哀樂的微妙的想象力”。談瀛洲的《人間花事》、舒行的《山里來信》(沈書枝也是本書的策劃人之一)等都是其代表。從這個角度看，把沈書枝的鄉土寫作劃入植物散文中似乎也適合，但又不限于此。不過，關于自然、植物和故鄉的寫作當然不是一個新的寫作方向，不少作家都嘗試記錄過一年中居住地的花木和物候的變化。

如果說沈書枝的鄉土寫作有什么特殊之處，我想，或許是即使在她寫完以“在北京定居”為內容的《安家記》之后，她在身體與靈魂上仍和南方有著割不斷的依戀。她與鄉村和城市的關系是共生共長、不斷變化的：從《拔蒲歌》開始，“環顧望舊鄉”之書不但包含過去，也寫及現今，相信將來它們依舊會是值得開掘的主題。

讀《八九十枝花》，讀者或許會對其文字中飽含的“南方雨水”印象深刻；在北京的七年歲月則給《拔蒲歌》攜來了北方的風。其中的情緒，竟也不全是“望舊鄉”的懷念了。正如前日與沈書枝聯系，她不無欣喜地說道：“我這次在南方，(過年)大半個月一直在下雨，現在在回來火車上，終于見到了久違的藍天。”

【書鄉專訪】

書鄉：你之前的散文集《八九十枝花》和長篇非虛構作品集《燕子最后飛去了哪里》寫的都是童年和故鄉。在這本《拔蒲歌》里，“北京”或者說“北方”開始出現。看到有評論說，此時“南方”已經成為了一個意象，一個精神上的慰藉。寫現今和寫過去，感受有什么不同？

沈書枝：差不多是這樣，我在北京寫南方，常常是為了獲得一種慰藉，使自己免于情緒的孤獨與沉淪。因為南北風物、氣候、飲食等種種的不同，我人生的前三十年又從未在北方生活過，剛到北京來時，是很寂寞的。這種時候，把自己所思念的風物寫出來，是一種紓解感情的方式。這也就是古詩中常有的思鄉之情，只不過我的“思鄉”是擴大到常見的江南地區罷了。與前兩本書不同，這本書里開始寫到在北京的生活，一個很自然的原因是我在這里生活漸久之后，有了相對豐富一些的生活經驗與經歷，不再像以前那樣，對許多都不甚了解。今年是我在北京生活的第七年，對北京的四季也已經很熟悉，北京也在不知不覺中改變了一部分的我，比如我因為習慣了北京冬天的暖氣，在回鄉下過年時，成了家中最怕冷的人，每天穿得厚厚的躲在房間里，要靠著取暖器才能活下去。寫過去和寫現在，都是真實生活的一部分。如果說有什么不同，那可能是過去因為時間的久遠，不快樂的經歷多半被記憶屏蔽模糊，留下的大多是可珍惜的往事。現今則沒有這層舊歲月的濾鏡修飾，記憶更為清晰，因此可能更接近真實。

書鄉：在書的序里，你寫道，在北京生活四五年后，逐漸寫下一些北京的植物，對它們的喜愛也交織在對南方的念想中。這些年在北京生活，對北京究竟持有什么樣的感情呢？

沈書枝：我挺喜歡北京的春天、夏天和秋天的，北京的春天城里有很多南方不多見的高大花木，比如丁香和海棠，長得非常好，春天時走在路上，常常看見路邊一大棵丁香樹欹斜出來，非常美。北京夏天多雨水，與南方差別不大，秋天則有很好的銀杏，高大金黃，南方因為氣候多雨，銀杏是黃不到那樣透徹的，常常半綠半黃就被雨水打落一半了，因此遠不如北方的好看。唯一覺得冬天太漫長、太干燥，室外太寒冷，除了松柏，幾乎看不到一點綠色。每當春天來臨，南方的朋友們紛紛曬起花來的時候，就更覺得北京的冬天漫長了。一些喜歡的植物，在北京也很難看到，比如春天的映山紅、夏天的梔子、秋天的桂花、冬天的蠟梅與梅花，每當這些花開的時候，我就會開始想念南方。

書鄉：在《燕子最后飛去了哪里》的后記里你曾說過，自己寫的東西是一種類似于“消失的小路”一樣的東西，而你的寫作就是“繪出這樣發光的小路”，以免回望時一片模糊。這樣的想法，在《拔蒲歌》里是不是同樣一以貫之？為什么一個可供回望的精神鄉土這么重要？

沈書枝：《燕子》這本書的內容和《拔蒲歌》不同，它寫的是我從小到大家里姐妹五個的故事，希望的是從一家的經歷中見出一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皖南鄉下一隅人事的變遷。因為這種歷史是如此普通而普遍，慣來是被忽略、被遺忘的，易于湮滅，但它曾經是我們真實的生活，兼具溫柔與痛苦在其中，所以覺得有記錄下來使人看見的必要，因而有“小路”的譬喻。而《拔蒲歌》中大半文章是風物散文，是寫南方的植物與飲食，與之性質不同。我的鄉土對我來說不只是精神的，也是現實的，因為它仍然存在，我也試著時常回去生活。我比較幸運的地方是從小長大的地方，這二十多年來幾乎沒有什么大的改變，除了變得更荒蕪一點、人少了很多之外，自然風景的變化很小。我的爸爸也還在家里住著，種田種菜，養鴨養魚，一年四季都很忙碌。我常常想回去看他。有一個隨時可以回去的鄉土對我很重要，因為正是過去的生活塑造了現在的我。我的生命的一部分，是由我從小在那片土地上的經歷所構成的，它形成了我性格的輪廓，我之不能拋棄它，正如不能拋棄自己部分的生命。

書鄉：也有一些作家是從散文寫作開始起步，然后往虛構領域拓展，以后會有虛構文學的寫作計劃嗎？

沈書枝：我大學時讀的是中文系，寫了一些青春小說。大學畢業時，因為讀了沈從文的小說，受他的影響，寫了幾篇學他的語言痕跡很深的鄉土小說(姑且這么稱呼吧)。但后來較為正式地開始寫作時，就變成寫散文了。這兩年我其實也寫了一點小說，它似乎更容易使我貼近城市與同代人的生活。因此，也打算從今年起，努力多寫一些小說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