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則臣一直夢想著寫一部關(guān)于運河的大書。不僅寫它的歷史，也寫它的當下。從古至今，無論中西，河流都與人類的生活息息相關(guān)，但將河流作為創(chuàng)作的主要題材的，尚不多見。上世紀八十年代，作家張承志的小說《北方的河》曾以六萬多字串起四條北方大河，眾多北方河流在激情奔涌的文字中迸發(fā)出雄健的氣魄，引起很大反響。與張承志描繪自然河流的壯闊不同，徐則臣耗時四年寫就的最新長篇小說《北上》，以三十萬的寬闊篇幅講述了人工開鑿最早、流貫?zāi)媳薄⒋┰綒v史的京杭大運河。

大水湯湯，溯流北上，“北”是地理之北，亦是文脈、精神之北。大運河是中國地理南北貫通的大動脈，也是中國歷史的一面鏡子。小說跨越運河的歷史時空，從漕運廢止的1901年，到申遺成功的2014年，通過中西不同背景下兩代人的命運與際遇，探討大運河對于中國政治、經(jīng)濟、地理、文化以及世道人心變遷的重要影響，書寫出一百年來大運河的精神圖譜和一個民族的舊邦新命。

運河上，時間在回響

在《北上》的扉頁中，徐則臣引用烏拉圭作家愛德華多?加萊亞諾的名言：“過去的時光仍持續(xù)在今日的時光內(nèi)部滴答作響。”近日，在十月文藝出版社主辦的《北上》研討會上，小說中所體現(xiàn)的“時間性”成為與會專家們談?wù)摰慕裹c之一。

評論家邱華棟將這部作品稱作“站在新時代看百年歷史和千年運河的文學(xué)佳作。”小說寫作特點之一即展現(xiàn)攝影這一現(xiàn)代工具與運河歷史敘事之間的對照，如人物小波羅、孫宴臨的攝影行動，孫宴臨的攝影課程等等，他們仿佛從時間深處和以大運河為背景的畫框里浮現(xiàn)出來，成為時間的主人，映照出20世紀中國社會歷史的變化發(fā)展。“《北上》里真正的主人公是這條大運河，徐則臣想表達很多東西，同時以若隱若現(xiàn)、草蛇灰線的方式處理，這是其寫作的巨大突破。”

評論家張莉認為，在《北上》中，時間變成了容器，這個容器是西方公歷時間、清朝時間和當下時間，是不同意義的匯聚，也是文明的碰撞。小說運用“雙線并性、上下交匯”式的時間敘事，1901年和2014年兩個時間點作為重要意象被頻繁提及。徐則臣站在運河文明自信的角度書寫《北上》，將運河作為時間的主體和史詩本身，而非以時間為主體，為讀者帶來閱讀驚喜，也成為小說陌生化的表達方式之一。

會上，評論家楊慶祥提到數(shù)字114，包括114年，114查號臺……114是一種雙向數(shù)據(jù)鏈，串起著世界和民族、歷史和現(xiàn)實、文化和人性。時間的層疊和積壓成為奇觀式的景象，《北上》顯示了一個后發(fā)國家在時間上的混亂性，而時間的混亂性恰恰是一種創(chuàng)造力，在這種混亂的時間里面可能創(chuàng)造出一種新的歷史或者新的發(fā)展。

評論家賀紹俊對小說的結(jié)構(gòu)布局表示贊賞。在小說布局中，徐則臣既不把故事講滿，也不拘泥于故事，所有的線索都是草蛇灰線，留下很多空白讓讀者想象。“在1900年，小波羅坐著船北上，一路走運河，遇到幾個中國人。關(guān)于這些中國人后代的歷史，徐則臣并非是畫一條清晰的線，而是通過虛線，為讀者留下很多想象的空間，當歷史和現(xiàn)實形成呼應(yīng)，文學(xué)的魅力就出現(xiàn)了。”

“到世界中去”

作為當代中國最具世界視野的作家之一，“到世界去”始終是徐則臣文學(xué)譜系中最為重要的主題之一。

邱華棟在與徐則臣聊天時不斷地講，中國作家在創(chuàng)作時要將人物和題材變得更為廣闊。中國作家應(yīng)該像大英帝國時期毛姆那些作家，寫關(guān)于全世界的故事。關(guān)于“到世界去”，徐則臣曾這樣解釋，“眼睛盯著故鄉(xiāng)，人卻越走越遠。在這漸行漸遠的一路上，腿腳不停，大腦和心思也不停，空間與內(nèi)心的雙重變遷構(gòu)成了完整的‘到世界去’”。

在作家寧肯看來，徐則臣開始于樸素的《跑步穿過中關(guān)村》，到《耶路撒冷》開始有巨大變化，《北上》是其創(chuàng)作的一個高峰。在這部小說中，他開始以國際化視野看待世界，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構(gòu)筑小說，從世界來看運河，也從這個運河看世界。

同時，評論家賀紹俊也借用“魚、熊掌、大龍蝦”的比喻指出徐則臣創(chuàng)作走向世界所面臨的兩難處境。“假如運河是魚，歷史是熊掌，要反映中國近百年的歷史風(fēng)云，這是很宏大的主題；同時還要很好的回答運河作為申遺成果的價值、意義在哪里，這又是一個主題；除了魚和熊掌外還有一個大龍蝦，這個大龍蝦就是世界。徐則臣的心很大，他要將大運河放在世界的格局中寫，要從運河看世界，同時也要用世界的眼光回望看運河，這是一個更大的格局。三者如何兼得，徐則臣暫時還沒找到結(jié)合點。”

將土地與河流寫在紙上，成為精神家園

在評論家李林榮的記憶里，大運河在很長一段時間都是充滿惡臭、被廢棄的狀態(tài)，周遭野草蔓生，無人問津。“通過《北上》看到的運河，和通過《北上》讀到的運河，完全不一樣。《北上》的出現(xiàn)讓長篇補史和述史的傳統(tǒng)變得非常閃亮。長篇小說在當下各種話語密集的情況下，不光可以記述歷史、留住歷史本身的狀態(tài)和一些記號，還可以挖掘歷史，更重要的是可以拯救歷史。”有了《北上》，運河又復(fù)活了，和運河有關(guān)的真實的歷史、人文、傳統(tǒng)再次被拯救出來。

李林榮還談到，徐則臣的小說從《耶路撒冷》《王城如海》再到《北上》，一條紅線貫穿到底，他一直在寫我與世界，我與非我。這個世界和非我意味著世界的遠方，陌生的文化、陌生的價值觀，我與非我、我與世界之間的規(guī)劃與反規(guī)劃，張力如何消解，這是他在創(chuàng)作世界里的生存情結(jié)，也是整整一代“70后”共同的精神特質(zhì)。

“運河作為一個象征體與中國的歷史形成奇妙的對話。”楊慶祥這樣形容《北上》，如果不寫運河，那么運河就不存在，就是一灘死水，所以這部作品是長期的心靈之物。“《北上》這部小說既歷史又審美，既當代又過去，既中國又世界，是綜合性的文化表達”。

張莉也認為，《北上》在某種程度上恢復(fù)了中國長篇小說應(yīng)該有的長度、寬度和密度。“徐則臣有文化自信和寫作自信，更有作為運河兒女的自信。小說家最大的光榮就是給予養(yǎng)育你的土地與河流以回報，將它寫在紙上，成為無數(shù)人的精神家園。”

人物小波羅在去世的時候說：“京杭運河究竟有多偉大，你在威尼斯永遠想象不出來。”這句話不是豪言壯語，而是具有生活氣息和強烈隱喻性的“實在話”。大運河就這樣神奇地溝通了古與今、中與外，通過講述時間與河流的秘密，展現(xiàn)“一條河流與一個民族的秘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