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地壇》首發于1991年第1期《上海文學》

《我與地壇》被收入各種作品選集

《我與地壇》被收入各種作品選集

青年時代的史鐵生在地壇公園門口

輪椅上的史鐵生

【我與地壇】

1991年1月，《上海文學》雜志發表了作家史鐵生的新作《我與地壇》，盡管發表時沒有標明這部15000字左右的作品究竟是散文還是小說，但由于它與史鐵生個人經歷與生命的緊密關聯，而被視為史鐵生的散文代表作。它被文學界公認為是20世紀中國最為優秀的散文之一,是一個詩性散文的經典文本，是一篇經得起反復細讀的作品。在《我與地壇》中，個人乃至全人類的遭遇和命運被反復叩問；生與死，時間與空間，有限與無限，命運與意義，這些重要的思想命題，也得到了深入的思考和細致的表達。看透生活后繼續熱愛生活，這是史鐵生在《我與地壇》中所灌注的理想主義。因為這部廣為流傳的作品，在廣大讀者心目中，史鐵生已與北京地壇公園血肉相連，成為地壇的一部分，堪稱地壇的當代之魂。

“史鐵生來稿了！寫得實在太好了！”

“就是散文，不能作為小說發；如果《上海文學》有難處，不發也行。”“要是有些事我沒說，地壇，你別以為是我忘了，我什么也沒忘，但是有些事只適合收藏”“一個做了母親的人說：‘史鐵生的作品是最可以放心地推薦給兒女的。’”

1990年12月，《上海文學》的編輯姚育明到北京組稿，專門去拜訪了作家史鐵生。

在這之前，史鐵生和姚育明就已經認識，和《上海文學》亦有交集。他的短篇小說《毒藥》發表于《上海文學》1986年第10期，還獲得了第三屆《上海文學》獎。1988年，負責去北京接史鐵生到上海領獎的，正是姚育明。這次在北京見面，史鐵生問姚育明是否愿意去地壇散步，姚育明欣然說好。黃昏時分，史鐵生和姚育明，還有中國作協的陳國華一起去了地壇。史鐵生說，他與地壇很有緣分，家搬來搬去總是圍繞著它。

地壇對于那時候的史鐵生而言，意義非常特殊。史鐵生1951年1月4日出生于北京，1967年初中畢業。1969年1月13日，他和眾多知識青年一起踏上了從北京開往陜西的列車，到延川縣關莊公社關家莊大隊插隊。他曾和當地的老鄉一同起早貪黑地勞作，掙工分，不久后身體出現腰腿疼的疾病，改為當飼養員。1971年，史鐵生病情加重，行走出現困難，只得回京治病，也就此結束了插隊生涯。1972年，史鐵生21歲，開始以輪椅代步，又找不到正式的工作，內心苦悶，甚至出現了非常嚴重的精神危機。也正是在這樣的時刻，史鐵生與地壇相遇了。地壇安靜的環境讓他逐漸安定了下來，精神的危機也逐漸得到緩解。

1990年12月，姚育明和史鐵生又見面了。她趕到史鐵生家的時候，已經是晚上十點半左右。許多年后，姚育明在文章中這樣回憶起見面的情景：“史鐵生剛從地壇回來，正在小院里倒輪椅車，隨著動作，他的身上散發出蒼松、柏楊的清涼氣息，一個年輕女子撩著門簾背光而立，身上同樣散發著好聞的地壇之味。她就是史鐵生的新婚妻子陳希米。這位姓名帶著音樂之聲的太太很年輕，很美麗，很溫柔，很明朗，她的腿雖有微疾，但動作之敏捷一點也不亞于健康人。”

雖然有約稿任務在身，但是這次見面，姚育明和史鐵生主要是閑聊。直到臨別時，姚育明才問了一句：“最近在搞什么呀？”史鐵生似乎有話想說，遲疑了一下，最終說道：“嗯，算了，以后再說。”

對于這次登門約稿，姚育明并沒有抱太大的期待，考慮到史鐵生的身體狀況，也不忍心催逼。沒想到的是，她回上海不久，就接到一封厚厚的信，打開一看，其中竟然有史鐵生的來稿。

這篇稿子就是《我與地壇》。它的初稿寫于1989年5月5日，修改于1990年1月7日。史鐵生在其中記錄了他如何與地壇相遇，以及在地壇中的所思所想。他曾這樣談到當時的精神狀況：“我那時脾氣壞到極點，經常是發了瘋一樣地離開家，從那園子里回來又中了魔似的什么話都不說。”他一度把家視為需要逃離的世界，地壇則是“可以逃避一個世界的另一個世界”，它的存在有利于史鐵生平息痛苦與焦慮。史鐵生一度渴望死，用了很多時間來思考“活著還是死亡”這一命題，后來又覺得，“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個必然會降臨的節日。”這使得他不再那么害怕死亡。然而，如何活，如何活出意義來，對史鐵生來說依舊懸而未決。這是史鐵生終其一生都在追問的問題。這些思索，在地壇中有所展開，也在地壇中有所完成。他不單是在思考個人的遭遇和命運，也在思考他的母親、愛唱歌的小伙子、中年夫婦、長跑者、漂亮而不幸的姑娘等人乃至全人類的遭遇和命運。生與死，時間與空間，有限與無限，命運與意義，這些重要的思想命題，都得到了深入的思考和細致的表達。

《我與地壇》一共15000字左右，當時《上海文學》發的散文字數都不長，一般是六七千字。了解這一情況的史鐵生在信中顯得忐忑不安，問是不是太長了，對不對《上海文學》的路子。姚育明在讀這篇散文時的心情卻是萬分激動的。她沖到副主編周介人的辦公室，用近乎喊叫的聲音對著周介人說：“史鐵生來稿了！寫得實在太好了！”周介人看完后也非常興奮，說：“發！馬上發！明年第一期。”

“就是散文，不能作為小說發；如果《上海文學》有難處，不發也行。”

很多雜志對每年第一期的稿子都會相當重視，考慮到這期的小說分量還不夠，缺少重點稿，周介人曾提議把《我與地壇》當小說來發表。他認為，《我與地壇》內涵很豐富，結構也不單一，作為小說來發是成立的。姚育明就此和史鐵生商量，史鐵生的態度卻非常堅決，不同意以小說的形式發表：“就是散文，不能作為小說發；如果《上海文學》有難處，不發也行。”

最終，《上海文學》定的欄目標題既不是小說也不是散文，而是以“史鐵生近作”這種相對靈活的方式刊登，史鐵生接受了。就這樣，《我與地壇》這一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重要篇章正式面世了。然而，關于《我與地壇》的文體之辯并沒有就此結束。

《我與地壇》發表后，很快就被多家選刊轉載——它有時候被視為小說，有時候又被視為散文。評論家在討論它時也如此。1991年，苑湖在關于《我與地壇》的評論中指出：“這顯然是沒有先例的文體，對于史鐵生自身的作品；同時，這也是史鐵生進行了長時間調整后，進入的一個新的小說及生命空間。”1992年，韓少功發表了一篇題為《靈魂的聲音》的文章。他在其中談到小說在當下的處境以及存在的問題，也談到了張承志和史鐵生。他說：“我以為一九九一年的小說即使只有他的一篇《我與地壇》，也完全可說是豐年。”韓少功也把《我與地壇》視為小說，他的這一說法流傳甚廣。十年后的2002年，史鐵生憑借《病隙碎筆》獲得“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杰出作家獎，記者對史鐵生進行專訪時，提及韓少功的這段話。史鐵生以開玩笑的口吻回應說：“韓少功這句話快成了我這篇東西的廣告語了。他這話比我的作品傳播得還廣。”這是后話。汪政、曉華在1993年發表的文章中則將之視為散文：“史鐵生是一位有相當成就的青年小說家，但我們這里介紹的《我與地壇》卻是他的散文。毫無疑問，史鐵生的這次‘客串’相當成功，散文界甚至公認它是近年不可多得的優秀作品。”

有一種看法認為，《我與地壇》之所以出現這樣一種文體屬性曖昧不明的狀況，是發表時編輯部的做法導致的，是因為編輯部沒有按史鐵生的建議來進行清晰的文體界定，結果既對讀者構成了誤導，也帶來了比較混亂的文體歸類。然而這不是全部的原因。

2003年，王彬彬在《小說評論》第4期上發表了文章《〈我與地壇〉的小說嫌疑》。他認為，《我與地壇》雖然被視為當代散文的名篇，卻帶有某種小說嫌疑。“史鐵生此前已是小說名家，因而編者把出自史鐵生之手的敘事性作品都習慣性地看作小說，這是一層原因。但除此之外，《我與地壇》本身也確乎提供了一份讓編者‘誤認’其為小說的理由。一般說來，‘散文’的手法比較單一，所表達的思想、情感也比較單純、清晰；小說則總會有比較多樣的‘敘事手段’，所表達的思想、情感也比較復雜、曖昧。而《我與地壇》比起一般的‘散文’來，所表達的思想、情感顯然要斑駁、豐富得多……寫《我與地壇》時的史鐵生，畢竟是已寫慣了小說的人，他會不知不覺、自然而然地把一些小說的常用手法用在‘散文’的寫作上。《我與地壇》雖然‘散文’的特色十分鮮明，但它的剪裁結構、布局謀篇，卻顯然是經過精心權衡算計的；而這種權衡算計體現出的確實是一個‘小說家’的匠心。在這個意義上，《我與地壇》這篇出自‘小說家’之手的‘散文’，確實與出自‘散文家’之手的‘散文’有所不同，它帶著明顯的‘小說’的痕跡。”陳福民也持類似的觀點，認為《我與地壇》“在敘事手法、人稱轉換以及對人物的刻畫處理上，都帶有小說意味。除了對母親形象的傳神刻畫之外，像那對十五年如一日來地壇的夫婦，像那個漂亮的不幸的小姑娘與她的哥哥，像那個業余歌唱家等等，寥寥幾筆便神形兼備栩栩如生，這種寫人物的手法完全得益于史鐵生作為小說家的訓練。”

在王彬彬看來，史鐵生之所以堅決地認為《我與地壇》是散文而不是小說，是因為史鐵生本來就是把它當作散文來寫的，它在所思所感和所見所聞上極有真情實感，故而無法把它視為小說。如今，《我與地壇》更多被看作是散文。它被看作“史鐵生的散文代表作，也是20世紀中國最為優秀的散文之一”，“是一個詩性散文的經典文本，是一篇經得起反復細讀的作品。”陳劍暉的這一看法，相信很多人都會認同。關于《我與地壇》所形成的文體之辯，始終很難有一個絕對正確的答案。因為《我與地壇》的確具有某種跨文體的氣質，而散文和小說之間的文體邊界本來就不是十分分明的。

后來，隨著史鐵生寫作的進一步展開，這種文體上的問題，他不再那么重視了。史鐵生甚至認為，他的作品不屬于“文學”而只是“寫作”。如何有效地勘探存在，如何抵達存在，如何追問存在的疑難，日漸成為史鐵生首先考慮的問題。他在寫作中更是經常打破文體的界限，拒絕遵從文本的固定格式。比如《關于詹牧師的報告文學》和《關于一部以電影作舞臺背景的戲劇之設想》，光看題目就能感覺到它的跨文體屬性。2007年，史鐵生甚至完成了一個題為“地壇與往事”的“準劇本”。“不久前，有位制片人來找我，問我是否愿意把我一篇散文——《我與地壇》——改編成電影，或者電視劇。”把一篇散文改編成電影或電視劇，可以說是非常特別的改編，這也是非比尋常的寫作——《地壇與往事》主要由引文連綴而成。相關的引文，主要出自他之前所寫的《我與地壇》《想念地壇》《老屋小記》《給友人的一封信》《比如搖滾與寫作》《輕輕地走與輕輕地來》《我之舞》《務虛筆記》《合歡樹》《關于廟的回憶》《重病之時》《墻下短記》《復雜的必要》《秋天的懷念》《老家》《沒有太陽的角落》《病隙碎筆》，其中既有小說，也有散文。至此，史鐵生作品的文體就變得更加難以辨認了。

“要是有些事我沒說，地壇，你別以為是我忘了，我什么也沒忘，但是有些事只適合收藏”

在《我與地壇》之后，史鐵生還寫了一些與地壇密切相關的作品，如《想念地壇》和《地壇往事》。它們對于理解《我與地壇》，理解史鐵生的人生和寫作，理解史鐵生思想的轉變，都不可忽視。

在《我與地壇》中，史鐵生寫道：

要是有些事我沒說，地壇，你別以為是我忘了，我什么也沒忘，但是有些事只適合收藏。不能說，也不能想，卻又不能忘。它們不能變成語言，它們無法變成語言，一旦變成語言就不再是它們了。它們是一片朦朧的溫馨與寂寥，是一片成熟的希望與絕望，它們的領地只有兩處：心與墳墓。比如說郵票，有些是用于寄信的，有些僅僅是為了收藏。

史鐵生的這段話，說得極其隱晦，隱藏的到底是什么，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成為一個令人費解的問題。它所隱藏的，是社會歷史層面的記憶，還是私人化的記憶？如何解讀這個細節，構成了理解《我與地壇》乃至于史鐵生的思想整體的一個分歧。

直到寫作《地壇與往事》，史鐵生才明確地說出《我與地壇》中埋藏著一個愛情故事并以相對清晰的方式回憶起昔日的戀人以及他們在地壇中戀愛的情景。這段戀情的女主角，史鐵生的好幾位朋友在回憶文章中都稱之為H。《我與地壇》中那位長跑者的原型人物李燕琨在關于史鐵生的回憶文章中寫道：“我與他認識三十多年，無話不談。性、金錢、朋友與緣分、婚姻與愛情、貧困與富有、體育與政治、環保與動物、哲學與文學、人性與教育。但唯獨不談或很少說到他與H。”

這一次戀情的開始，給遭遇殘疾的史鐵生帶來了希望和熱情；它的終結，在當時又給史鐵生帶來了沉重的打擊，讓他有種無法言說的痛苦，就連面對李燕琨這樣無話不談的好友他也不愿意訴說。在《我與地壇》發表六年后，史鐵生終于在《老屋小記》中講述他不止一次地想告訴這位長跑者朋友的：其實他有愛情，只是他很怕去看這愛情的未來。

這樣一種愛與怕的感受和狀態，成為史鐵生作品反復言說的主題，也是他對人的情感結構的揭示——人是有限之在，有所愛，亦有所怕，愛與怕則時常交織。這樣一種書寫和認知，始于個人經驗，又超越了個人經驗，具有普遍的意義。在《地壇與往事》中，史鐵生對待愛情的態度也有進一步的變化。他已經能夠更坦蕩地、更有勇氣地面對這段感情，也認為愛情的意義在于過程而不在于結果。史鐵生和陳希米之間那種互為知音而又相濡以沫的情感，彼此間那種心魂相通的、無可替代的愛，在《地壇與往事》中也得到了正面而直接的書寫。

在《我與地壇》中，史鐵生曾用了不少筆墨寫他母親在他患病期間的種種思緒和際遇。這位母親的堅韌和大愛，還有史鐵生對他母親的愛與悔，通過史鐵生的文字而打動了無數的讀者；有讀者更把這些文字視為《我與地壇》中最為感人也最為難忘的部分，視為描述母子之情的經典。關于史鐵生父親的情況，《我與地壇》中很少談到。《地壇與往事》則直接寫到了史鐵生的父親。這位性格隱忍的父親，同樣令人動容：“一向老實、憨厚、缺乏魅力的父親，在母親走后獨自撐起了這個家——那是一段更長、更難的時日呀！那些個孤獨的白天和夜晚，不知他是怎樣在要求著自己、鼓勵著自己……二十年的日日夜夜，父親是怎樣熬過來的？一定就是在那些困苦甚或危難的時刻，從天上他聽見了妻子的囑托，在心里，他的愛長成為信仰。”

“一個做了母親的人說：‘史鐵生的作品是最可以放心地推薦給兒女的。’”

從1991年《我與地壇》發表到現在，時間已經走過了18年。在這18年間，《我與地壇》的魅力并沒有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減少，如陳福民所說的：“作為一篇散文，《我與地壇》所取得的成就及所達到的高度是無與倫比的……《我與地壇》堪稱整個中國當代文學的重要收獲，而其影響，也不限于‘文壇’。它在各個階層的讀者那里都引發了強烈持久的震撼、回味與思考。”

《我與地壇》曾入選多個版本的高中語文教材，也被改編為電視散文。這些傳播方式和傳播渠道，無疑擴大了《我與地壇》的閱讀范圍，也為史鐵生贏得了不少年輕讀者。史鐵生曾因此與廣東南海一中的師生有過書信往來。師生們在書信中談到了閱讀《我與地壇》的感受，也圍繞《我與地壇》能否改成別的題目等問題對史鐵生進行提問，史鐵生給出了相應的回答。張新穎、趙勇、申霞艷等大學教授則時常在大學課堂上用專門的課時對《我與地壇》進行講授、細讀和討論。有一次，張新穎想去地壇走一走，“我想起幾年前在釜山、在芝加哥講《我與地壇》的課上學生們稚氣的問題：‘這個人怎么會想得這么多，想得這么好？’”

不少學者和評論家都寫過專文來解讀《我與地壇》，如陳劍暉的《〈我與地壇〉：詩性散文的經典文本》，程光煒的《關于疾病的時代隱喻——重識史鐵生》，陳福民的《超越生死大限之無上歡悅——重讀史鐵生的〈我與地壇〉》，趙勇的《〈我與地壇〉面面觀》，汪政、曉華的《生存的感悟——史鐵生〈我與地壇〉讀解》等。這些文章，從立意、語言、結構、思想、藝術特色、時代底色、文學史意義等方面對《我與地壇》進行了闡述。

對于《我與地壇》，對于史鐵生的為人與為文，很多作家、學者、評論家都評價甚高。王安憶說：“史鐵生的意義在于代表了我們這一代人的理想。”許紀霖則認為，“看透生活再熱愛生活，這是史鐵生的理想主義，一種過程論的理想主義。盡管它是從個人的苦難中得出的人生真諦，盡管它僅僅是一種個人化的人生哲學，然而，它的意義建構規則和理想落實方式，對于信仰危機以后虛無主義蔓延的世紀末中國，無疑具有普遍的啟示。”鄧曉芒、許紀霖、何懷宏、趙毅衡、周國平等從事哲學史、思想史或理論研究的學者，都注意到史鐵生和他的作品，先后寫過文章。由此也可以看出，史鐵生的影響并不局限于文學界。

據作家劉慶邦回憶，“在中國作家協會召開的第五、第六、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鐵生都是唯一一位以全票當選全國委員的作家。這表明鐵生同樣贏得了全國作家、讀者的愛戴與敬仰。”通常而言，作家在寫作時是很忌諱用“最”字的，這會顯得過于絕對。很多人在評價史鐵生的時候，卻禁不住用上“最”字。胡河清說：“史鐵生是我在當代中國文學界最有親切之感的作家之一。”周國平把史鐵生視為“中國當代最有靈魂的作家”。謝有順認為，“他是中國當代最關注內心的磨難，進而到達了一種深淵境遇的作家。”謝璽璋在文章中這樣寫道：“一個做了母親的人說：‘史鐵生的作品是最可以放心地推薦給兒女的。’”

如今，《我與地壇》已不僅僅是史鐵生的作品之一，而是被視為史鐵生的文學世界和精神世界的重要標記，甚至是最為核心的意象。

2010年12月的最后一天，史鐵生因病逝世。此后一些天，不少讀者自發地在各地舉辦追思會，以表達對他的緬懷、思念和敬意。《天涯》雜志在2011年第2期雜志刊出《關于在北京地壇公園塑造史鐵生銅像的倡議書》，倡議“由全國作家與讀者自愿捐款，在北京地壇公園塑造一座史鐵生銅質雕像，以凝定我們共同的敬重與景仰，供所有思念他的人與他日后相逢。”“史鐵生以《我與地壇》為代表的眾多作品在讀者中廣為流傳。在廣大讀者心目中，他已與北京地壇公園血肉相連，成為地壇的一部分，堪稱地壇的當代之魂。考慮到這一點，將他的銅像立在地壇公園，既是我們對一個杰出作家最隆重、最崇高、最誠摯的禮贊，也將留下一份寶貴的精神財富，豐富后人對地壇公園的理解和詮釋，延伸中華文明遺產中代代相傳的真誠與高貴。”

這一倡議得到了不少人的響應，最終卻沒有成為現實。這或許是一種遺憾，所幸的是，經由凝結著思與詩的文字，史鐵生早已與地壇建立起一種精神上的聯系。對于眾多的讀者來說，《我與地壇》將永遠充滿魅力。2011年，華夏出版社出版了一部關于史鐵生的紀念文集，題為“永遠的史鐵生”。史鐵生永遠在他的文字當中，也永遠在讀者的心靈世界中。

(作者：李德南，單位：廣州文學藝術創作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