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80年代初的大學課堂上，文學史中的靳以留給我的印象就像文學詞典的詞條一樣簡明扼要：作家、編輯家、教授、左翼知識分子；《文學季刊》《收獲》和他的《前夕》等。我最早知道靳以的名字是上世紀70年代中期，我在表姐的一堆書中翻到了一本陳舊的《收獲》雜志，上面有巴金和靳以的字樣。巴金和靳以是誰，我在鄉下并不知道，后來讀高中偷偷讀到《家》才知道巴金是何等重要的作家。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寫作《中國當代散文史》的過程中，細讀了靳以的幾本散文集，對他的生平、創作和文學活動有了進一步的了解。在自己的研究領域不斷向上追溯時，靳以作為知識分子在由現代而當代的道路也進入我考察的視角之中。那時，我粗略的印象是，靳以是一位值得我們留意的人物。

青年靳以

家人記憶中的靳以與友朋往事

靳以在我的內心成為一個有血有肉的人物是我邂逅他的小女兒章小東和她的先生孔海立教授之后。好像是2008年，孔海立教授應季進教授之邀到我供職的蘇州大學文學院講座，我和他們夫婦是在他講座結束后寒暄的。在后來的細談中，我才知道孔海立是孔羅蓀先生的公子，章小東是靳以先生的女兒，兩位都是文化名人的后代。孔羅蓀和靳以是摯友，靳以去世時，小東才三歲多，靳以無法料到他和孔羅蓀會成為兒女親家。小東對父愛幾乎沒有什么記憶，她一直活在想象的父愛中。

我仿佛由海立和小東介紹認識了靳以先生和孔羅蓀先生。我和海立、小東成為很好的朋友，我稱小東大姐，知道小東的大姐叫章潔思。在上海魯迅紀念館舉行靳以百年誕辰紀念活動之前，我先收到了張充和先生題簽的《靳以影像》，隨后又去上海參加靳以百年誕辰紀念活動，終于有了一次正式緬懷和致敬靳以先生的機會。那段時間，我感覺靳以復活了，他戴著眼鏡，從影像里走到我們中間。就是在那次紀念活動中，我見到了章潔思大姐，她坐在輪椅上，我感覺她的神態很像她的爸爸。我再次見到章潔思大姐，是在《收獲》創刊60周年的座談會上。那天是我主持座談會，在許多作家發言之后，我請李小林老師講話，她說她不講了。我又走到章潔思大姐面前，她也說不發言。兩位的低調讓我對她們充滿敬意。我從小東大姐那里知道，潔思大姐整理靳以日記書信的工作已經接近尾聲。又過了兩年，潔思大姐整理的《靳以日記書信集》終于由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這是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現代作家文獻整理的重要收獲。

2010年6月，我在結束哈佛-燕京學術訪問之前，專程到費城，在海立和小東家住了一周。小東大姐有非常好的廚藝，那些日子除了品嘗她做的美食外，就是海闊天空談文化人，說到很多有意義或者有趣的話題。蕭紅當年從武漢去重慶之前曾向孔羅蓀告別，蕭紅和孔羅蓀夫人是同一個中學的同學。靳以和張充和曾經彼此有好感，一起看過戲。靳以沒有特別的愛好，他在1934年11月致英子的信中說，沒有煙酒及一切的嗜好，只是在閑著的時節，有時到戲園子去聽舊戲。張充和和左翼知識分子往來并不多，靳以可能是少數幾位之一。1949年4月，靳以給已經去了美國的張充和寫信，動員她回國：“看了你的信，大家都覺得你們還是回來的好。這個大場面你不來看也是可惜的。當初我就以為你的決定是失策的，可是沒有能說，也不好說。看到你的興致那么高。有機會還是回來吧。你答應過給‘黃裳’寫的幾個字也沒有影子，得便寫點寄來吧。我們都好，大家盼望你回來。”這是新中國成立前夕靳以寫給張充和的，言辭懇切坦率。靳以的政治立場清晰，但朋友圈沒有受政治的影響，相反，他以朋友的真心實意召喚張充和回國。當小東在美國見到張充和，說自己是靳以的女兒時，張充和熱淚盈眶，從此小東喊張充和“姨媽”。我在費城時，他們夫婦驅車，我們一起去耶魯看張充和先生。我在之前的寫張充和先生的兩篇文章中，都曾記述見面的場景，在場的我確實感受到那種溫暖的情誼。

讀《靳以日記書信集》，是對文學史現場的一次重返和勘探，如章潔思所說，這是一個時代知識分子的寫照。《靳以日記書信集》分為三輯，收錄《赴朝日記》《佛子嶺日記》《入川日記》《東北旅行日記》和《訪蘇日記》，書信159封，序跋30篇。這是目前最為完備的靳以在小說、散文之外的“副文本”結集。這些日記、書信和序跋中，反映了靳以從1928年發表處女作開始后的文學活動、社會活動和親友往來等細節，特別是靳以作為一個作家和編輯家由20世紀30年代到50年代的思想、生活、創作和編輯等方面有了場景式的呈現。章潔思在整理、編輯這些日記、書信和序跋時，既融入身為女兒的感情，又顯示了作為整理者在學術上的嚴謹。在談到日記整理時，章潔思說：“由于年深日久，活頁紙上有的筆跡已經洇開了，但我順著父親的筆跡跟著父親的腳印進入他的生活，與他一起經歷、感受、感嘆、歡笑……覺得無比幸福。父親的日記純粹是寫給他自己的，所以往往是字跡潦草，尤其是外文，不按規則省略，可是，正因為此，我更感親切。我跟著父親去了朝鮮，仿佛聽到炮火的轟鳴。我跟著父親去了佛子嶺，與他一起欣喜地看到佛子嶺的曙光。我跟著父親回到我的出生地重慶夏壩，看到了我們曾經避過洪水的高院子馬宗融先生的家。”本書附錄中章潔思四篇相關文章有助于我們閱讀和理解靳以的書信和日記，而她整理的《靳以年譜》簡潔而詳實，可以和日記、書信參照閱讀。為了體現文獻的真實性，章潔思整理的日記和靳以的日記手稿并列，又穿插了與日記相關的散文。章潔思對靳以的書信也做了必要的注釋和考訂。如果從上世紀90年代末收集書信開始算起，章潔思整理、編輯和出版《靳以日記書信集》幾乎用了20年時間，我們可以想象其中的艱辛與歡樂。這個過程是章潔思和他父親的一次長久的對話。

《靳以日記書信集》章潔思整理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

《靳以日記書信集》整理者章潔思

新生的喜悅，一代文學知識分子的思想與感情傳記

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進入《靳以日記書信集》。也許我們可以把這本書視為靳以這一代文學知識分子的思想與感情傳記，特別是可以藉此考察靳以從現代到當代的思想歷程，尤其是他在20世紀50年代的思想狀態。我們可以看到，靳以完全融入了新社會新生活。他熱情樂觀地在現實中穿梭，和當時許多進步的知識分子一樣，對新中國的建設抱有巨大的熱情和長遠的期待。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看到靳以是如何獲得新生的。1959年5月底，靳以成為中國共產黨預備黨員。6月10日，靳以寫信告知劉白羽他入黨的消息：“我的組織問題上月底支部開了兩個半天會通過，今天我知道市委已經通過了，我知道你非常關心這個問題，我立刻寫信告訴你，并希望以后不斷地幫助我教育我，讓我更好地為黨工作。并請轉告周揚同志和荃麟同志，我也非常感謝他們對我的關心。”靳以赴朝40天，在朝鮮戰場上，他和“最可愛的人”一樣經受如雨的炸彈；在佛子嶺水庫工地體驗生活三個月，他告訴女兒佛子嶺水庫是漫山遍野的杜鵑花；他再次入川，重返重慶，他為重慶的新變歡欣鼓舞，預言重慶人民將和全國人民一致努力共同奔向更幸福的境地；他到東北去，迎接新中國第一輛汽車的誕生；他率團訪問蘇聯50天，生動而具體地認識中蘇人民最深厚的友情。這些日記，都寫出了新中國蓬勃向上的生氣和他生活在其中的幸福快樂。用今天的話說，靳以是位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作家。

靳以未必懂多少政治，但他始終去理解政治，對政治懷有熱情，這是靳以和他們這一代知識分子的特點。1954年10月，靳以重回重慶。他在給蕭珊的信中說：“北碚我去過了，溫泉很好，黃桷樹也去了，舊居的地方都看到了，看到了以往的地方都在，而且我種過的那一方小土地也在，老馬的高院子也在，而且都比從前好了，是一件高興的事。”靳以說的他種過的那一方小土地在北碚的夏壩。1944年1月，靳以夫婦從桂林出發，經貴陽，于1月底到達重慶，重回復旦大學任教。此時他的夫人陶肅瓊正懷著女兒南南(章潔思)，一路顛簸。值得留意的是，在這封信中，靳以從政治的變化解讀了重慶城市的改變：“重慶的改變，表面是一些道路，更深入一些，是社會關系，是人與人關系的改變。我不給你上政治課，其實政治就是人生，要活得好，活得像一個人，就是政治。”靳以的話是單純和深刻的，政治確實改變社會改變人生。如果天假以年，靳以可能會覺得他自己并不懂政治，而政治也遠遠比他意識到的要復雜。郭小川1957年5月完成、11月改定的長篇敘事詩《一個和八個》曾經被《收獲》退稿，但如何被退稿，語焉不詳。郭小川自己曾說，《一個和八個》先投給《人民文學》，遲遲未登；再投給《收獲》，收到一封提出尖銳意見的退稿信。《靳以日記書信集》收錄了這封退稿信的一部分，靳以代表《收獲》寫的這封信這樣和郭小川解釋：“……主要是因為這個主題很難掌握，發表出來起到什么樣的作用很難說，從積極方面來說，作品起什么樣的教育作用？可能要引起更多讀者意見，尤其是會(有？)不良分子鉆空子……”章潔思在這封信的后面加了整理附記：“這是在1958年的形勢下。靳以在信的簽名說，《收獲》的一些編委巴金、周而復、孔羅蓀、吳強、峻青、肖岱特地開了一個小會討論了這部作品，決定還是不發表為好。靳以在信尾還希望過火速另外寄詩來，長詩組詩均可，表示‘我們迫切地等待著’。”雖然認為《一個和八個》關于共產黨員的光輝形象沒有塑造好，但靳以和巴金對郭小川是誠懇的：“尤其在目前的時候，這樣的作品發表是很不恰當的。不知道你對這些意見如何？巴金同志到北京開會，當面也會和你詳談的。”(1958年1月21日)

靳以日記手跡

一代編輯家的品格

用心辦刊，誠心約稿，是靳以作為編輯家的一大特點。1956年靳以在出訪蘇聯的途中給巴金寫信談《收獲》的創刊：“刊物事在北京談了一下，情況很好。回去就要做具體準備。”“在北京談起時，他們的意見還是偏重你我二人合編，我想不會妨礙你的工作，也希望你同意。”這封信談到的組稿情況是：老舍和曹禺的劇本、茅盾的長篇小說、蕭克將軍的長篇小說、荒煤的散文、麗尼的散文、卞之琳的小說、康濯和艾蕪的小說、沈從文的游記等。靳以在信中說《收獲》要繼承并發揚《文學季刊》和《水星》的傳統。1957年1月26日，靳以在給友人的信件中透露了創辦《收獲》的消息：“現在我正在籌備一個純文學刊物(指《收獲》——整理者按)，大約7月1日創刊，每期50萬字，到底是月刊還是雙月刊還沒有覺得，主要看紙張和稿源。主要是等長篇中篇，長詩。總會的書記處又為我安排一個書記職務，可能要時常跑來跑去，自己創作的時間該更少了。”我們從信件中可以看出他四處約稿。

1958年4月，他給在成都的沙汀寫信說：“我們一直在等著你的小說，可是一直也沒有來，連信也沒有來。可是我們知道你在人民文學上將有小說，我們的心里很難過。希望你給我們寫小說或散文，隨時寫好，隨時寄來。請千萬不要讓我們等。”這樣一種編輯家的品格，從巴金、靳以再到李小林、程永新一以貫之。

巴金和靳以的關系是文學史上的一段佳話。從章潔思的序言中我們知道，整理靳以書信最初是巴金先生的建議，在獲知羅蓀先生患病遺失已經收集到的信件后，巴金復印了靳以寫給長春一汽兩位宣傳干事的五封信，后來又復印了靳以寫給他和蕭珊的信件。正是巴金的期待和支持，章潔思重起爐灶，尋覓收集父親的信件。自從靳以去世后，每逢遇到紀念日巴金總會提醒章潔思，問她、幫助她，或者給她出主意。我們從靳以給巴金的信中，會強烈感受到兩人之間的情誼。1931年靳以和巴金相識，上一年巴金小說《愛的摧殘》和靳以小說《變》發表在鄭振鐸編輯的《小說月報》上，從此有了近30年友情。1936年靳以和巴金等12人一起為魯迅先生抬棺。1935年由北平寄往上海的信中，靳以談到了曹禺的《雷雨》：“家寶雷雨等他考完就要他好好改一下，并望他做一篇有用處的序(關于上海及腳色等等的專門話)我想不成問題。此事大約月底可以辦好。”同年給巴金的信提到有人批評巴金的譯文：“張露薇在益世報上罵了一頓你的翻譯(即指你在譯文上發表的屠格涅夫散文詩)，他的話說得極無根據，他說別人譯得不通，實際是他的話說得極無理由。”1936年2月29日，靳以從天津到上海，行前給巴金去信：“到上海動身信，只寫給你一人，所以盼你到站接我。”靳以期待他們倆在上海“先快活談談玩玩”。1957年7月11日，靳以給在北京的巴金回信：“來信收到了，這兩天上海也大熱，會也開得多……你在北京太忙了，望保重身體。‘收獲叢書’事還望你負責，許多雜事我可以幫助你做。”

1952年春，靳以(右一)與巴金一家合影

父愛如海

我們也讀到了靳以的父愛。1956年11月靳以訪問蘇聯期間，章潔思得重病癱瘓。在快結束訪問時，陶肅瓊才告訴靳以女兒生病的消息。翻譯柯愛華(俄文名克拉拉·克留齊柯娃)為此取消了靳以的一部分活動，陪同靳以去醫院詢問藥物和治療等。章潔思在很多年以后讀到了父親的訪蘇日記，在一疊小小的活頁紙上，靳以寫下了他獲知女兒患病后的心情：“我心中非常難過，熱淚盈眶。我也不愿意去參觀，下午一人在家，想法子和上海通電話。”“晚十一時去參加作協的新年晚會，羅蓀組緗也去了。因為興趣不佳，索然寡味。”(1956年12月31日)“晨發瓊和南南的信。昨天打電話的時候，忍不住哭了，可是肅瓊以為我摔了一跤。”“下午沒有出去。晚庫里克夫婦來，我和羅蓀等到了運動場，看孩子們的樅樹節。看到活潑的孩子們，我又想起南南，心境極不快。”(1957年1月2日)1月5日，靳以記下了《訪蘇日記》的最后一條：“昨晚一夜難眠，閉上眼睛就夢見南南。”靳以回國后，給他訪問蘇聯時翻譯柯愛華寫信，感謝柯愛華的幫助：“她吃了藥，很有效。抽脊髓報告和病歷過些天再寄去，現把簡單情況寫給你，請你立刻到醫生那里去，告訴他，還希望再給一個月的藥。”(1957年1月22日)關于女兒的病情，靳以列了七條之多。幾個月后，女兒的病情有所緩解，靳以又致信柯愛華：“謝謝你對我女兒的關心，她早已能夠看書寫字，現在由人扶著，已經可以慢慢走路了。等她完全好了的時候，我讓她去拍照，送給你一張。”(1957年5月14日)

1933年攝于北平，左起：蕭乾、曹禺、沈從文、靳以

永遠的紀念

正值盛年的靳以有太多的事要做，有太多的稿子要編，有太多的文章要寫。1959年1月，他在給長春的朋友寫信時說，他每天下午還到紡織廠，想寫小說。他覺得生活真像大海一樣，每天都在向前前行。但靳以的身體出現問題，夜晚頭暈發作，治療后沒有完全復原。頭暈好了，晚上又失眠，精神很差，信寫少了，文章也少了。靳以在1959年6月告知劉白羽入黨消息的信中附言中說：“我最近心力衰竭一次，搞得上氣不接下氣，到醫院急救，住了十天才出來。對我說，這是一次警鐘。”已經聽到警鐘響聲的靳以，似乎沒有在意。靳以是在第二次心臟病發作后搶救無效去世的。第一次發病是1959年6月初，第二次發病是10月24日深夜，急救后自感恢復正常，原本預備11月7日出院，但11月6日零時再發病辭世。11月7日，是我們熟悉的一個日子，蘇聯十月革命紀念日。據小東大姐說，靳以在病床上曾經按鈴，但當時醫院的很多醫生和護士還在慶祝蘇聯十月革命的活動之中。潔思大姐編的《靳以年譜》中沒有記載這一細節，關于靳以生病住院和辭世有兩段文字。其一是：“6月初，在清早參加人民公社集體勞動時，終因勞累過度，17歲就潛伏在體內的風濕性心臟病發作，致使他第一次心力衰竭。緊急送往華東醫院搶救，住院十天。出院后，即忙于國慶十周年獻禮叢書的通讀工作。”其二是：“10月24日深夜又發病，吐血、心力衰竭，又送華東醫院搶救。在這之前的13日、14日心臟病發作，曾經住進華東醫院。11月6日零時發病，歷時16分鐘，搶救無效，與世長辭。”在靳以去世的上一個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散文集《幸福的日子》。也可以說，靳以是帶著幸福離開人世的。在他去世的第二年6月，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遺作《熱情的贊歌》。這兩本集子的名稱，或許是靳以在50年代生活和創作特征的一種揭示。

在靳以辭世60年后，《靳以日記書信集》出版，無疑是對靳以的緬懷，也是對靳以110周年誕辰的紀念。2018年12月，章潔思在為《靳以日記書信集》寫序時說，昨天晚上她做夢，夢見巴金先生對她說：“明年是你爸爸誕辰110周年，你有什么打算？”我想，如果章潔思大姐再次夢見巴金先生，她一定會告訴先生說，《靳以日記書信集》出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