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爾克斯曾在《霍亂時期的愛情》一書中說，哪里有恐懼，哪里就有愛。一段時間以來，這本書一下就擊中了讀者的“軟肋”。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與疫情有關的非虛構和虛構作品，引起了讀者的熱切關注，“疫情文學”閱讀成為一個特殊的文化現象。

一本《花冠病毒》，舊書網喊價800元

新冠肺炎疫情來襲，讓讀者不由想起2003年的非典，中國作家畢淑敏的長篇小說《花冠病毒》甚至一度成為熱搜，在舊書市場其價格更是一路攀升。

畢淑敏作品《花冠病毒》

許多讀者重新捧起《花冠病毒》，他們被書中關于病毒形態及其殺傷力的描寫所震撼。而書中有關封城、市民搶購等等的描寫，和現實似有驚人的“對應”之處。“12年前買的紙質書，過年的時候把它拿出來又看了一遍，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不少讀者在微博提到了閱讀感受。

《花冠病毒》于2012年2月首次出版，關于這本書的銷售，中南博集天卷副總編輯毛閩峰說，目前該書版權已不在博集天卷，不過他提到，在疫情初期消化了不少《花冠病毒》庫存。更讓人吃驚的是，《花冠病毒》2012年版，在孔夫子舊書網最高喊價已達800元，還有500多元、400多元、300多元等不同價位圖書在售。在京東圖書，二手書價格也高達200多元至300多元。

“20NN年3月。一種來歷不明的病原體強烈襲擊燕市，初步命名為花冠病毒。主要癥狀是發燒、咳嗽、血痰、腹瀉，全身各系統崩潰。罹患人數達數千，死亡病例累計已數百。”書中的文字描寫被網友們驚呼為“神預言”，而畢淑敏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說，沒想到在她有生之年如此兇險的疫情會再度來襲。

作家畢淑敏

2003年非典來襲，中國作協組織8人作家團在非典一線進行采訪，這個采訪團中只有畢淑敏一位小說家，其他都是報告文學作家。畢淑敏回憶說，她并沒有像有的作家一樣寫下請戰書，但中國作協選上了她，一是因為她當過兵，二是她曾是醫生，有專業背景。畢淑敏說，當年作協電話打來的時候，家里所有人都豎起了耳朵，那個時候她的媽媽正身患重病，需要照顧。

至今想來，畢淑敏記憶最深刻的是，每天晚上列席北京市防疫會議，“會開得驚心動魄，討論各種復雜關鍵的防疫問題。比如是否要把疑似病例確認為確診病例。”開完會，畢淑敏從臺基廠走到長安街上，曾經充滿生機的大街，死一般寂靜，人類的悲壯感沖撞著她。

報告文學作家基本在一年內完成作品，但畢淑敏沉思了整整8年。她說，這相當于一個抗日戰爭的時間了。8年當中，她一直在想到底從什么角度寫人類和病毒的戰爭。等待寫作靈感是痛苦的，當年梁萬年博士送給她一套隔離服，她保存了8年，“小說還沒寫完，我時不時拿出來穿在身上感受一下。”陳薇院士當年送她干擾素，說她到一線采訪用得上，這兩個小瓶子同樣保存了整整8年，藥品雖已失效，但這些一線采訪留下來的實物，“我一看再看，提示自己使命尚未完成。”

寫作過程中，畢淑敏讀過人類進化史、人類瘟疫史、人類災難史等大量相關著作，她記不清自己在夢里看到多少次病毒，那本《病毒學詞典》，她寫完小說后決然扔掉，再不想看到那些病毒的模樣。曾經的經歷更讓畢淑敏堅信，新冠肺炎疫情的發生絕非偶然事件，“病毒會一再和人類血戰，和人類多次交鋒。這是我們逃不過的劫難。”

一個月后，《花冠病毒》將再版上市，出版社到底是哪家？畢淑敏說是一家中央級出版社，出版方想暫時保密。

《鼠疫》《血疫》雙雙加印5萬冊

2020年春天，國外作家關于疫情的作品，同樣成為焦點。新冠肺炎疫情快速發展，法國出版界突然發現，法國文學家加繆的著名小說《鼠疫》銷量突然上升，比去年同期翻了好幾倍。

《血疫》

這樣的情況也發生在中國，加繆代表作《鼠疫》、加西亞·馬爾克斯的《霍亂時期的愛情》、理查德·普雷斯頓的《血疫——埃博拉的故事》成為疫情期間當當新上榜的圖書，這三本書占據了熱銷電子書top20的三個席位。而在北京開卷虛構類暢銷書榜單中，《霍亂時期的愛情》位列第11位，為該書歷史上最好的位次。北京開卷相關負責人分析原因時表示，當“疫情”遇上“愛情”會發生什么，成為許多人關注的焦點。

這些書更是不約而同在各大好書推薦榜上不斷出現。一位中國讀者在微博上說：“一個星期前就下載了《鼠疫》，臨時加入閱讀清單的。”科幻作家陳楸帆疫情初期就重讀了《鼠疫》，他說人們可從書中所記述的大瘟疫中汲取力量和經驗教訓，進而反思自己的生活，以及整個社會層面存在的一些問題。

加繆

面對如此現象，北京開卷相關負責人認為，疫情文學不僅出現在各類推薦書單中，媒體也喜歡引用相關的內容，所以在市場宣傳層面上提高了這些書的曝光度，關注度自然也就提高了。而讀者身處這場疫情之中，自然也關心這個話題，所以尋求相關書籍成為一個趨勢。

對讀者疫情文學閱讀需求的攀升，出版社快速做出反應。來自上海譯文出版社的最新消息，《鼠疫》剛剛加印了5萬冊，將于近期正式上市。《血疫》也剛剛加印了5萬冊，即將投入市場。

如果不寫，才是災難

“如果不寫，才是災難，這意味著忘記。”詩人、作家于堅面對疫情，發出了漢語言寫作者的宣言，他還說如果沒有那些見證、記錄，奧斯維辛不是可以再來一次嗎？但對于作家而言，災難文學如何書寫，同樣是個問題。

疫情發生以來，作家須一瓜的《白口罩》比平日受到更多的關注。書中寫一場瘟疫突然爆發，一夜之間幾乎所有人都戴上了白口罩，恐怖到不真實的氣氛籠罩全城，災難中人性顯露殆盡。有讀者評價，該書讓人在某種程度上噩夢重溫。噩夢中，你會感到作家審視到人性深處時候，既充滿希望，又無限悲涼。盡管如此，須一瓜提醒，作家對災難的寫作不應一哄而上，不是寫急就章，而是需要傾注思想和情感，需要時間來沉淀。“小說是慢的藝術，發酵的藝術，需要再回首、再思考，就像是釀酒的過程，釀的好了，可能是美酒，釀的不好，可能會發酸。”

在畢淑敏看來，寫災難文學、疫情文學是作家的使命和職責所在，但經驗告訴她，沒有第一手資料，沒有親臨一線的感覺，很難寫好。那段非常歲月，畢淑敏采訪了梁萬年、陳薇這些專家領導，也采訪了外交部長李肇星，更采訪了大量一線的醫務工作者、康復的患者、殯葬工人，親歷了當時搶購的情況。畢淑敏說：“作家不能隔岸觀火。”

身在廣西的作家東西則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講，作家是預告災難的人，他們常常虛構未曾發生的災難，這不是詛咒，而是一種警示。而災難發生后的寫作大都是反思。如果作家對這兩者都無感，那說明這個作家與災難題材無緣。他說：“當我們真的寫不出優質的災難文學時，不如就喊一聲：加油！這比硬寫、瞎寫、亂寫要強。”

身在武漢的作家宋小詞坦言，疫情發生以來，荒誕、無奈、疼痛、分離、真誠、犧牲、成全、堅守匯成波浪一次次撞擊她的胸口。“我可能會寫，只是我不知道它們何時流淌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