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用文字，筑一座城

一

面對故宮，我總會涌起一種言說的沖動。宏偉的事物總是讓我們心潮澎湃，無論自然的，還是人工的。但故宮又太龐大，我必須穿越層層疊疊的史料，才有可能把它找回來。那些密密實實、實實在在的歲月，最終變成了只言片語，甚至，連一個字也沒留下。

在故宮，生命的參照系太大，一個人置身其中，就像宮殿里的一粒沙，不值一提。即使乾隆這位中國歷史上最長壽的皇帝，坐擁中國歷史上第二大帝國，依然會感到茫然，也會像一個哲學家一樣自問：我是誰？我從哪里來？要到哪里去？因為這幾個問題，內植于一個人的生命中，在浩大的宮殿里，更容易被喚醒。總之，作為一座建筑，故宮顯然是太過龐大了。

故宮不只是用來住的，更是用來嚇唬人的，如漢代丞相蕭何所說：“非壯麗無以重威”，以至于紫禁城肇建六百年后，每當我面對它，依然會感到膽戰。這些建筑氣勢壯闊、復雜深邃。在日本設計師原研哉看來，對復雜與宏大的追求是人類文明史上不可回避的階段，以至于“現存的人類文化遺產都是復雜的”，而不是簡約、低調的。因為在生產力相對落后的階段，只有復雜宏大的工程(比如中國的青銅器、長城、故宮)，才能顯示出統治者的能力與力量，也才能有效地整合族群與國家。原研哉說：“如果中央君臨天下的霸者沒有具備強而有力的統率力的話，因著力量不足，將會被擁有更強力量的競爭者取而代之，也會被其他兵強馬壯的集團所吸收。”而這些“超級工程”的出現，“就是為了讓敵人看了心生畏懼感，于是如此豪壯、絢爛、甚至怪奇的樣貌才會應運而生”。

二

故宮的宏大，不僅使營造變得不可思議，連表達它都是困難的。這讓我的心底升起來的那股言說沖動，每次都鎩羽而歸。它太大了，它的故事，一千零一夜也講不完。我們常說，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從何講起。其實《二十四史》有頭，也有尾，但故宮沒有。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古物遠達新石器時代，甚至比新石器時代還要早，像《紅樓夢》里寫的，“不知過了幾世幾劫”。故宮里藏過一部《二十四史》，那是《四庫全書》中《史》部的一部分，而三萬多卷的《四庫全書》，又只是故宮的一部分，很小很小的一部分。故宮有墻，但故宮又是沒有邊際的。我們說什么，都是掛一漏萬，我們怎么說，都如瞎子摸象。因此，故宮所帶來的那種話語沖動，帶來的只有失語。我的講述還沒有開始就已經結束。在故宮面前，話語是那么無能為力。

站在故宮巨大的廣場上，望著飛檐上面青藍的天空，我總是在想，故宮到底是什么？歷史學家、建筑學家給出的所有定義，都不足以解釋它的迷幻與神奇。在我看來，故宮是那么神奇的一個場域，是現實空間，卻又帶有神異色彩。它更像是一只魔盒、一座迷宮，或者命運交叉的城堡。因為它的內部，人影幢幢，魑魅交疊，有多少故事，在這個空間里發酵、交織、轉向。故宮是不可測的——它的建筑空間是可測的，建筑學家早已完成了對它的測繪，它的神秘性卻是不可測的，用深不可測、風云莫測來形容它，在我眼中都比用具體的數字描述它更貼切。它用一個可測的空間，容納了太多不可測的事物，或許，這才是對故宮的真正定義。

簡單說，故宮就是一座城。它的外圍有城墻，在它的內部，有辦公場所(三大殿、養心殿等)，有家屬宿舍(東西六宮等)，有宗教設施(梵華樓等)，有水利工程(內金水河等)，有圖書館(昭仁殿等)，有學校(上書房等)，有醫院(太醫院等)，有工廠(造辦處等)，有花園(御花園等)，除了沒有市場，故宮幾乎包含了一座城的所有要素。但故宮里又是有市場的，故宮本身就是一個大市場，忠誠、信仰、仁義、道德，都可以標價出賣。這些交易在這座城里一刻也未停止，因此，在史書里，我常常聽到各種叫賣聲，這座城的內部成員，個個都是交易高手，漫天要價，坐地還錢。因此這座城，培養了許多商業奇才，比如萬歷皇帝，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企業家兼財迷，為了掙錢，他下令停止民間采礦，所有礦產只能由皇家專營，皇帝因此成為這一壟斷行業的最大老板，試圖將天下財富集于一身。他賺錢太多，沒地方放，于是下令在養心殿后面挖了一個大大的銀窖，把掙來的銀子統統藏在自己的銀窖里。關于萬歷銀窖里的“存款”總額，歷史學家說法不一。清代康熙皇帝說：“明代萬歷年間于養心殿后窖金二百萬金，我朝大兵至京，流寇(指李自成)聞風而逃，因追兵甚迫，棄之黃河……”

從建筑形態來說，這座城里，宮殿樓臺、亭閣軒館、庭院街道一應俱全，因此它具有著一座城應有的物質形態。在這個物質空間里，也容納著各色人等，包括皇帝、后妃、太監、文臣、武士、醫生、老師(皇帝及皇子的講官)、廚師、匠人等等，他們在各種建筑中生存和相遇，合縱連橫，各種各樣的社會關系應運而生。故宮是一座名副其實的城，是物質的城，也是人群的城。它是一個社會，是世界的模型，是整個世界的縮影。

三

2020年，故宮迎來建成六百周年，我自然不會沉默。我要寫故宮，寫故宮的十個甲子。只是故宮六百年，無論空間，還是時間，都過于龐大，這個題目把我嚇住，我在心里盤桓了許多年，遲遲沒有落筆。

2014年，冬日來臨的時候，我終于寫下了第一行字。像一個旅人，整理好了行裝和心情，開始了遠行。由于其中交叉著其他書的寫作，使本書的寫作變得斷斷續續、遲遲疑疑，到2016年，因為我策劃大型紀錄片《紫禁城》的關系，才開始變成一項持續而穩定的工作。但它仍然是一部個人化的著作，與紀錄片無關。唯有個人化，我才能將個人的認知與情感發揮到極致。我試圖用文字筑起一座城，一如北島在散文集《城門開》的自序中寫下的第一句話：“我要用文字重建一座城市，重建我的北京”。

六百年的故宮，那么沉重。我不想沉重，我想輕靈，想自由，像從故宮的天際線上劃過的飛鳥。為此，我找到我自己的方法。

首先可以明確的是，我不準備把它寫成一部編年史，那樣太容易成為一本流水賬。我要尋找一種更親切、更妥帖的敘事結構。經過一次次的嘗試，我還是決定采用以空間帶時間的結構。這不僅因為我們對故宮的認識，首先是從空間開始的，我們會站在某一個位置上，看那浩瀚的宮殿，攜帶著它所有的往事，在我們面前一層層地展開。本書的講述，也像所有走進故宮(紫禁城)的人一樣，開始于午門，然后，越過一道道門，從一個空間走向另一個空間。全書共十九章，除了前兩章綜述了它的肇建過程和整體結構以外，在其余的十七章里，我把故宮(紫禁城)分割成許多個空間，然后，帶著讀者，依次領略這座宏偉宮殿。

其次，也是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國人的時間意識，最早是通過空間獲得的。在周代，中國人通過立表測影以知東南西北，進而劃分出四季：正午日影最長的為冬至日，最短的為夏至日，那么在這最長最短之間的中間值的兩個日子就是春分與秋分。除此，中國人還通過觀察星象(北斗星)來確認季節：“斗柄東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東南西北四個方位，分別對應著春夏秋冬四個季節的中間日期，也就是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其他節氣的日子，也就可以推算出來。根據表桿和北斗星斗柄的指示，把一年分成四個季節、十二個月，又同樣使用立表測影，把一天分成十二個時辰。太和殿前的日晷，晷面上刻畫著“二十四山地平方位圖”，在平面上分出四隅(東南西北)、八天干、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然后根據晷針在十二地支的投影確認十二個時辰(二十四小時)。

古代中國人先有空間觀，后有時間觀。

時間產生于空間，空間就是時間。

故宮(紫禁城)是空間之城，同時也是時間之城。故宮的中軸線(從午門中心點到神武門中心點)是子午線，南為午，北為子，與夏至、冬至分別對應；而北京城的日壇與月壇的連線則剛好是卯酉線，與春分、秋分相對應——明清兩朝，春分行日壇之祭，迎日于東；秋分行月壇之祭，迎月于西。自河姆渡文化以至明清，這套時空一體的意識形態貫徹始終，數千年不曾走樣，故宮也因此成為中華文明源遠流長的偉大見證。分別懸掛在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的三塊匾，內容都取自《尚書》，分別是：“建極綏猷”“允執厥中”“皇建有極”，皆象征著三大殿乃立表之位。

故宮的平面圖里，其實也包含著一個“二十四山地平方位圖”，可以分出四隅、八天干、十二地支。從某種意義上說，故宮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日晷。它的空間系統里，暗含著一套完整的時間系統。故宮的歷史、人物活動，都圍繞著它特有的空間和時間秩序展開。

四

我到底想寫什么呢？我寫了它的建筑，寫了發生在它內部的一些事件，寫了裹挾在這些事件中的權術、陰謀、黨爭、宮斗，寫人性的撕裂、變異與掙扎。

應當承認，這些構成了中國歷史中不堪的一面。但即使如此，在故宮，依然找得見日常生活，找得見最樸素的親情與關愛，更找得見神圣的奉獻與犧牲。我們依然可以看到，人不僅是利己的，更是利他、利群的。或者說，唯有做到利他，才能實現利己。

四大文明古國中，唯有中華文明未曾斷流，其中的原因，須從文明的內部去找。毋庸置疑，在我們的世界里，有罪孽與墮落，但也有拯救與飛升，就像這輝煌浩大的故宮，無數次幾乎被摧毀，又無數次地涅槃重生。中國人能穿越黑暗與血腥活到今天，中國歷史沒有中斷在某一個黑暗的時刻，不是因為這黑暗太強大，而是因為我們文明中的正面價值比這黑暗更加強大，這些正面價值包括：隱忍、寬容、犧牲、仁愛，儒家所說的仁、義、禮、智、信，道家所說的上善若水、道法自然等，幾乎包含了我們文明正面價值的所有內涵。與充滿經營算計的王朝政治相比，文化具有更強的整合力。

就此我們看到了兩個故宮，一個是王朝政治意義上的故宮，另一個是文化意義上的故宮。站在現代的立場上，我們可以對王朝政治進行抨擊，而對故宮的文化價值，我們不能不頂禮膜拜。紫禁城表面上是一座城，背后是一整套的價值觀。是中國人價值觀的偉大，成就了這座城的偉大。一切的恩怨、宮斗都是速朽的，縱然像朱棣、乾隆這樣的不世之君，也只是匆匆過客，只有故宮(紫禁城)，超越了個體，超越了王朝，得以永恒。

現在我來回答文章此前提出的問題：故宮是什么？我想說，它是一座凝聚了中華文明之美的城池。萬萬千千的勞動者成就了它的美。它不是帝王的私產，更不是什么“逆產”，而是體現了整個中華民族的文明成果。世界遺產委員會對故宮的評價是：“紫禁城是中國五個多世紀以來的最高權力中心，它以園林景觀和容納了家具及工藝品的9000個房間的龐大建筑群，成為明清時代中國文明無價的歷史見證。”它的美，來自時間的孕育，來自萬物的和諧，來自我們文明中真善美的賜予。每當有惡與丑的力量試圖挾持這座城，這座城中都會自生出一種力量與之抗衡。在這樣的博弈中，這座城并沒有被摧毀，而是變得愈發硬朗和健康。

五

關于書名，出于慎重，我專門請教了鄭欣淼先生，以及趙國英女士，他們一致認為無論叫《紫禁城六百年》還是叫《故宮六百年》都沒有問題，只是角度不同而已，紫禁城偏重于建筑，故宮則側重于這座“舊宮殿”及后來的故宮博物院，它們的歷史都是六百年。反復思量，我覺得用《故宮六百年》作書名更切合我的本意。

書寫完了，書里的時間和現實中的時間，都來到了2020年。

合上書稿，我想起了德國作家托馬斯·曼說過的一句話：

“只要能完成，它也就是好的。”

我愿意用這句話來自勉。

作家路遙也喜歡這句話，把它寫進自己的創作手記《早晨從中午開始》。

寫完《平凡的世界》，路遙把他的筆從窗子扔了出去。

我想他那時一定會輕松許多，像是告別了一次孤寂的長旅。

(作者：祝勇，系作家，紀錄片導演，故宮文化傳播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