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讀者在解放碑新華書店內閱讀。新華社發

讀者在湖南省邵陽市一處圖書館內閱讀書籍。新華社發

“大家小書”系列圖書（部分） 光明圖片

一名讀者在北京市西城區模范書局·詩空間內選書。新華社發

編者按：

2020年，我國有196萬種書沒有賣出1000冊，圖書質量良莠不齊。與此同時，隨著人們的閱讀越來越碎片化，書反而越出越厚。有人問：以往老一代學者寫的“小而可貴”的書，今天還在嗎？“大家寫小書”的傳統，如何延續下去？圍繞讀者關切，記者進行了深入采訪。

北京，王府井書店。最顯眼的書架上擺放著一些看似“大部頭”的歷史類圖書。翻開一本封面寫著“理想讀本

經典藏書”的《史記故事》，全書42萬字，卻并沒有一段《史記》原文，主編名為“青宛”，責任編輯名為“千尋”，基本等于“查無此人”。這本書旁邊還陳列著一本《中國歷史上的那些女人》，字數超過80萬。

走向書店一角，歷史學家顧頡剛《中國史學入門》默默豎立著，這是一本不足10萬字的小書，重量還不及上述《史記故事》的一半，卻是公認的經典。

這是2021年中國圖書市場的一瞥，大數據則更為宏觀，據開卷調查顯示，2020年全國圖書零售市場規模首次出現負增長，新書品種降至17萬種，同比下降近12%，與此同時，一年中多達196萬種書沒有賣出1000冊。我國圖書品種增長正在放緩，但即便是這樣，仍有大量讀者在浩瀚的書海中迷失，被包裝和噱頭吸引，錯過樸素的經典。

改革開放40余年，從“書荒”到“書海”，閱讀的核心問題早已改變——我們不再無書讀，而是要讀好書；書店里不是缺好書，而是讀者不知如何選好書。北京大學教授陳平原也曾發出過這樣的疑問：今天大家的讀書時間越來越少，書怎么反而越出越厚？以往老一代學者寫的“小而可貴”的書，今天該如何尋找？

讀者之惑：茫茫書海如何遇見對的它

繁忙的北京地鐵一號線，是菲菲用手機讀書的地方。這是菲菲從北京大學畢業后進入職場的第一年，為了不丟掉在學校里養成的閱讀習慣，她擠出通勤時間，“逼著自己在地鐵上讀書”。

常用的手機讀書軟件里藏著她的興趣：《世界繪畫圖鑒》《如何看一幅畫》……讀人文學科的菲菲很想系統地了解藝術史，卻苦于找不到權威著作。“我對版本知識了解比較少，也不是很懂不同出版社有什么不同的特色，所以選書時通常是按圖索驥。”她覺得，找書自學是“一件花時間、走彎路的事”。

于是，困惑來了——“很多書的內涵一兩頁就能說完，卻非要寫那么厚一本。”擁擠的地鐵上并不適合帶一本權威的大書，可是書店里賣的那些名為“半小時讀懂××”“極簡××史”的書，菲菲卻覺得很不靠譜，像英國、日本地鐵上人們讀的那種小開本的“口袋書”，為什么我們的書店里很少見？

出版界流傳著這樣一種說法：華人世界沒有一本口袋書是成功的，做口袋書等于“自取滅亡”。現實也是如此，在偌大的北京書店一層，只有一個書架可憐地陳列了幾本漫畫口袋書。

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菲菲開始認為，“厚重”約等于“權威”，但她回憶起大學時老師推薦的一些書單，許多名家經典都是輕薄的一本。“這就像現在流行的‘內卷理論’，五千字能說清的事，有人寫到一萬字，甚至兩萬字，書就越來越厚了。”

菲菲的“選書之惑”不是個案。

在外企工作的80后青年潘景華有著廣泛的閱讀興趣，他常常徘徊在偌大的深圳圖書館里，找書花費了大量時間，想了解的專業領域很難找到入門之法，潘景華對記者說：“你們能不能建議圖書館為讀者選一些權威書目？”

據2020年開卷監控數據顯示，圖書零售市場動銷品種達214.5萬種。而2017年開卷發布的一份滯銷書報告，年銷售數量小于10本的圖書，占全部圖書品種的45.19%，這充分說明了圖書市場的良莠不齊。信息爆炸的時代，在書海泛舟，越來越需要讀者具備超強的選書能力。

學者之思：書籍不應以“厚薄”定“大小”

提倡“小書”這件事，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平原已經做了十多年。

圖書該如何減肥？早在2006年時，陳平原就發表了一篇名為《懷念“小書”》的文章，指出現在的圖書過分臃腫，已成為中國出版業一大通病，如果評獎，評委一般傾向于“厚重”的——既然你我都沒時間細讀，那就只能看“分量”了，十萬字的，肯定不如百萬字的，人家書寫那么厚，肯定下了功夫，以致養成這么一種風氣，似乎沒有四五十萬字根本拿不出手。十幾年里這種情況并沒有改變。

陳平原認為，書不應以“厚薄”定“大小”，一本十幾萬字的書籍也能被稱為“大書”。三十年前，陳平原和幾位學者一起編選的“漫說文化叢書”就是計劃做一套“小書”。2020年9月，他主編的“人文書系系列叢書”由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序言的主題也為《小而可貴之書》。可謂將“提倡小書”踐行到底。

哪些是優秀的小書？陳平原認為，日本的“巖波新書”主旨就是追求“專門知識的通俗化”、標榜“現代人的現代教養”。在國內，三聯書店出版“三聯精選”、北京出版社的“大家小書”系列，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的“袖珍經典”都是“小而可貴”的書籍。

“大家小書”這個中國讀書領域的專屬名詞，源自北京出版社的“大家小書”書系。北京出版社副總編輯安東介紹，“大家小書”是北京出版集團的注冊品牌，是受到商標法保護的名品，這在出版業大概是首例。

“大家小書”編委會成員、北京大學教授袁行霈很滿意自己為這套書撰寫的總序。他認為，“大家小書”是“大家寫給大家”的書，“在信息爆炸的時代，人們要學的東西太多了，補習，遂成為經常的需要。如果不擅長補習，效果未必很好”。袁行霈說，“大家小書”的開本不大，讀者可以揣進衣兜里，隨時隨地掏出來讀上幾頁，在路邊等人的時候，在排隊買戲票的時候，在車上、在公園里，都可以讀，這樣的讀者多了，會為社會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學習的氣氛。

據了解，2002年開始出版至今，“大家小書”系列已經出版了200種圖書，有的引導文學欣賞，如袁行霈先生的《好詩不厭百回讀》；有的介紹入門路徑，如葉圣陶先生的《寫作常談》；有的傳道授業解惑，如費孝通先生的《鄉土中國》；有的是學科概述，如張慰慈先生的《政治學大綱》；有的是文化歷史掃描，如程應镠先生的《國學講演錄》；有的貫通科學與人文，如竺可楨先生的《天道與人文》。

“大家小書”也深受讀者歡迎，2020年，我國有196萬種書沒有賣出1000冊，但“大家小書”中沒有一種書的銷量低于1000，年銷量最高的達到七八萬冊。2015年，“大家小書”全品種入選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首屆向全國推薦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普及圖書書目”，曾連續三年獲譽“中國好書”。

在大家小書百種紀念會上，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王寧說：“我就看著這些小書十本十本地擺在我的書桌上，我差不多每一本都瀏覽。這些看起來薄薄的小書，讀者從中獲得的東西卻很豐厚。”

編者之守：希望把知識殿堂變為文化日常

北京出版集團人文學術編輯部主任王忠波拿起了他編輯的一本《新建筑與流派》，講得“如癡如醉”：“童寯和梁思成只差一兩歲，當時他們都去了賓夕法尼亞大學學建筑……”在王忠波說了二十分鐘童寯的故事后，記者打斷了他：“可是，很多人并不像了解梁思成那樣了解童寯，他為何進入‘大家’行列？”

事實上，童寯的《新建筑與流派》是中國近代最初針對西方現代建筑進行系統性研究的成果之一，該書1977年首次出版，曾是許多建筑學人的啟蒙讀物。但童寯是板凳甘坐十年冷的低調學者，很少走進大眾視野。

“童寯‘藏’太深了。”王忠波說，我做這本書的時候，公眾幾乎不知道童寯，只是建筑學界知道他，但當這本書出來后，建筑學界已經開始深入地討論童寯了。“大家小書”做了一個工作，就是拾遺，圖書編輯的工作是一個發現的工作，把像童寯這樣的人從專業領域“打撈”出來，推到公眾面前。

知名的如王國維、馮友蘭、顧頡剛等，少為人知的如童寯、常任俠等，在文字中，王忠波看到了前輩學人遠去的背影，他希望讓大家知道，這些小書可以出現，能夠流傳，是因為有過這樣一批人，他們曾為啟蒙奔走，曾為公眾寫作。

“‘大家小書’的傳統不能丟，就是我們做文化普及的傳統不能丟。”“大家小書”總策劃高立志認為，當下必須有人來做文化普及的工作。

高立志認為，現在出大全集的風氣似乎淡了，但極簡風勁吹，我們怎么可能奢望半小時讀懂中國史，一本書讀懂世界史呢？希望讀者相信大家、大專家寫的東西。我們需要一些體量較小的可靠的小書，大家小書的初衷便是解決讀者揀選之難，讀多了這些書，可以理解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能對20世紀以來的中國文脈有個大致概念。書系遴選書目的標準是選一些真正的專家認可的書，然后請專家寫導讀，引導讀者讀書。高立志說：“但我們現在也碰到了當代的‘大家小書’遴選難的問題，因為當代的學者寫小書的越來越少。”

近20年出版了200冊圖書，這并不是一個很快的速度，編輯團隊拿出了十足的“工匠精神”打磨這些精品，一點點文字細節都能展開一場討論。王忠波說：“我曾經也有7天出一本書的時候，我們可以做到，但是我不選擇。大家小書是有價值觀的。”

“大家寫小書”的傳統不會丟，高立志說，出版界有一批具有同樣文化追求、文化定力的同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蓬萊閣叢書”、商務印書館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等等，都是為當代人遴選的經典。其實，只有作者、編輯、讀者進行良性互動，才能進入寫好書、出好書、讀好書的良性循環，最終形成全民閱讀好書的氛圍。

“讀書就是一顆種子，通過普及思想文化，慢慢地把殿堂變為日常。”王忠波說，“這是我們做編輯工作的意義。”

附采訪：

瞿林東：小書有很強的生命力

（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從當今的學風來看，我們常常說某某學者有“大部頭”的著作，大部頭的著作很重要，但是小書對我們今天過分追求的那種“大”是一個很好的補充，甚至于是一種調劑。

真正的學問，用小書就可以表現出來，小書有很強的生命力。比如李大釗的《史學要論》，這本書最早是1924年出版，由于當時一直處于戰亂狀態，這本書當時沒有被很多人注意到。改革開放后，這本書得到了越來越多人的關注。今天我們看看這本書，很小的小冊子，但是講了文物史觀，講了什么是歷史，什么是史學，而這個問題直到今天還有許多人分不清楚，可是李大釗在1924年就講明白了。

我經常跟學生講，這本小書兩天就讀完了，可以好好想一想對我們治學、做人有什么幫助。歷史學里面還有顧頡剛先生的《中國史學入門》等等，讀起來會有很大的啟發，很多的收獲。

付帥：書店選書要有講究

（北京外研書店總經理）

如何在有限的物理空間，挑選并展示出符合書店定位、格調的圖書，這對所有的書店人來說都是頭等大事。除了大型綜合性書城，實體書店一般都會有自己的特色定位，以滿足特定讀者群的需求。比如，北京外研書店的北外店，二十多年來一直以外語為特色，在人文社科圖書方面，則會選擇一些經典通識讀物，比如重點陳列了外研社出版的“博雅雙語名家名作”，該書系有《鄉土中國》等一批經典讀物的雙語版，此外還有“牛津通識讀本”等。

具體選品還要多靠“外腦”。外研書店從2018年起成立了一個“選品委員會”，邀請出版社編輯、作家、讀者和采購團隊共同薦書、選書，并且密切關注各類榜單，以保證選書視野的開闊。

實體書店的存在，很重要的一點是給讀者和作者提供了一個偶遇的場域。線上購書，豆瓣等平臺評分、讀者評價，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一本書能否被購買的命運，但是在實體書店，讀者可以“看得見摸得著”，更能憑借自己的判斷而不是他人的評價來選書。茫茫書海，選書很難，但是對于書店來說，其實每一本書能夠被選中、擺放出來，背后一定有故事和理由。

田小果：書海無涯，小書做伴

（北京讀者 ）

這些年來，每每逛書店都不禁感嘆，“大如磚頭”的圖書是越來越多了，然而靜下心來讀書的時間是越來越少了。俗話說“書山有路勤為徑”，書架上的書確實已經堆積如山，不是默默在角落吃灰，就是翻開了前幾頁之后就作罷了。想要系統性獲得某項知識，可謂難上加難。

去年十一假期我準備去河西走廊旅游，計劃從蘭州一路向西到敦煌。出發之前感覺自己大腦空空，急需補課，就趕赴書店，無意間買到了北京出版集團的“大家小書”系列中的兩本，白化文《漢代佛教與佛寺》和姜亮夫《敦煌學概論》。一路上，只要有空時我就捧起這兩本一百多頁的小書反復閱讀，時不時還拿出筆來寫寫畫畫。書中知識可以立刻解答我在旅途中遇到的疑惑，一路上現學現賣，我竟成了朋友們的“臨時導游”。

百十來頁的小書，為何有如此大的魅力？我想一方面，這套書的作者是名人大家，如費孝通、周汝昌、翦伯贊、白壽彝等，他們畢生潛心治學令人敬仰，讀起來有金牌教師當面授課的感覺；另一方面，書中成體系地收納了這些大家的講稿，循循善誘，深入淺出，一些普通人感覺艱深難懂的學問，只需幾頁紙就可以講明白，書的體量自然也就小了很多。

“入坑”之后，我發現市場上其實有不少這樣的“大家小書”：商務印書館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收錄了柏拉圖、黑格爾、叔本華等大家的名著，更讓我的“老師”們從國內拓展到了世界。無論是日常通勤，還是睡前枕邊，總是能夠出現這些“小書”的身影，連周圍朋友也慢慢吃下了我這顆安利。

打好“地基”之后，再去啃大部頭時似乎也沒那么頭疼了，曾經被“打入冷宮”的那些大書也開始回歸書桌核心位置，重新散發出生機。書海雖無涯，如今于我卻不覺得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