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革命的初心與本心——《紅旗譜》的當代意義

我們一直憂心忡忡，當今中國正不可避免地受到理想信念失落和“精致的利己主義”的干擾。這似乎已成事實，似乎也印證了查爾斯·泰勒的憂慮，現代性的持續發展正不斷帶給我們意想不到的后果，因此他提出的“需要被挽救的本真理想”之命題也就顯得頗為重要。但他所說的“本真理想”，顯然需要置于民族國家的框架內加以理解。就中國而言，我們不能因為進入“后革命”時代，就把革命倫理中內涵的革命初心與本心與革命一起棄之不顧。同樣，我們也要認識到，這革命初心與本心所代表的“本真理想”是與共產黨的領導及其革命實踐聯系在一起的，是共產黨賦予其以新的內涵和蓬勃生機，認識不到這點，便會陷入歷史虛無主義和絕對主義的陷阱。今天的中國雖早已進入和平時代，紅色革命歷史題材小說仍舊帶給我們持久的感動，其對革命初心與本心的表現某種程度上正是這種感動的來源。

電影《紅旗譜》海報

一

一直以來，圍繞梁斌《紅旗譜》的評價形成了兩種截然對立的觀點。肯定者從“被壓抑的現代性”的角度試圖尋找作品中隱而不彰的豐富性和異質性，異質性的存在成了這部作品頗受肯定的重要原因。批評者則從革命現代性的必然邏輯出發否定這些異質性，進而對作品提出質疑。歷史地看，不論是批評者還是肯定者，不管是當時還是現在，其實都注意到了一點，即這部作品所具有的多義性特質。這種多義性，既讓批評者們不安，小說中異質性的存在有損害革命的純粹性之可能；也讓肯定者憂慮，“被壓抑的現代性”如果只能在革命現代性的邏輯下才能顯示其價值，這樣的現代性實際上并不純粹。但也是這種多義性，讓他們各取所需，他們從彼此不同的立場和態度出發，總能從這種豐富多義性中得出自己想要的結論。

應該說，這種分歧背后，體現出來的其實就是本真性命題的復雜性內涵。本真性是查爾斯·泰勒特別看重的東西，雖然在他那里，這一范疇始終語焉不詳、模棱兩可，但正因其界限模糊，才為他特別看重，因為一旦界限明晰，不容僭越，這一本真性也就面臨著失去其再生和重新激活的可能性。

在泰勒那里，本真性命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盡管現代性帶來社會的巨大發展，但也潛藏著巨大的隱憂，比如說個人主義的過度膨脹帶來目標的喪失，工具理性的擴張導致我們的生活被全面支配并助長了社會的平庸化和狹隘化等等（《現代性的隱憂》，第21-33頁，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泰勒并沒有因此否定現代性，而是從歷史和現實對話的角度出發，提出了本真性這一命題：“我正在提供的圖景是關于一個已經退化了的理想的圖像，這個退化了的理想本身是非常有價值的，實際上我想說它是現代人不可拒絕的。”“我們需要的是一種補救性的工作，通過它，這個理想可以幫助我們恢復我們的實踐”（《現代性的隱憂》，第49頁，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這個理想即本真性命題。泰勒的思路，對我們在今天的語境重讀《紅旗譜》及其他革命歷史小說尤其具有啟發性。《紅旗譜》在表現革命的邏輯時雖常常有逸出和偶然的成分在，但也正是這種逸出蘊含著樸素的本真性因素，使我們在21世紀的今天重讀這部作品時仍覺得可親可愛，并被深深感動。

《紅旗譜》

二

這種本真性的閃光，在小說伊始小虎子的目光中有極為鮮明的呈現。小說中，有一個細節可能會被研究者所忽略，但其實極具癥候性，那就是小說開頭小虎子的視角。小虎子是朱老忠孩童時的小名，小說中，其父朱老鞏為四十八村護鐘的全過程是在朱老忠彼時十幾歲的目光中展現的。小說是這樣開頭的：“平地一聲雷，震動鎖井鎮一帶四十八村：‘狠心的惡霸馮蘭池，他要砸古鐘了！’”顯然，這里用的是第三人稱全知視角，而且是那種宣喻式的，這里用了“狠心的惡霸”這個判斷。但緊接著第二段，小說又說：“那時小虎子才十幾歲，聽說鎮上人們為這座古鐘議論紛紛，從家里走出來”，而后是“走回家去”“聽得父親響亮的喊聲”“聽得兩個人在小屋里暴躁，小虎子扒著窗格欞兒一望”。至此，都是用的第三人主觀限制視角。但很快就在不經意間變回到第三人稱全知視角：“朱老鞏，莊稼人出身，跳噠過拳腳，轟過腳車，扛了一輩子長工！”這里視角的轉移，有著多層含義。其一是表明了敘述者的立場和態度，因此對馮蘭池用的是“惡霸地主”的稱呼，對朱老鞏用的則是帶有情感色彩的感嘆號。其二是表明，小虎子的視角只是插曲，小說整體上采用的是第三人稱全知視角。但恰恰是這插曲，顯示出了本真性的辨認與傳承的隱喻意義。

小虎子視角的使用當然是為了引入小說的重要人物朱老忠，但其實也帶來一重疑惑，即何以要短暫地引入第三人稱主觀限制視角？顯然，限制視角的使用，在于一種觀察效用。這是通過小虎子的目光所觀察到的，因而也是體認到的，和需要被命名的。通過這種凝視，小虎子朦朧而樸素地認識到他爹朱老鞏何以要衛護古鐘：里面有著傳統意義上的打抱不平的“狹義心腸”，有著公而忘私的公心，有著為公心舍生忘死的大無畏精神。這可以說就是樸素的本真性的閃光，而凝視所體現出來的就是其辨認和傳承的轉換意義：小虎子正是在這種凝視的影響下慢慢長大，最終成長為共產黨員朱老忠。這也表明，中國共產黨雖是現代意義上的政黨，但其實是根植于優秀傳統之中的，與中國傳統之間有著血脈相承的緊密關系。

通常，我們會認為革命邏輯與斷裂性緊密聯系在一起，革命邏輯通過否定傳統和連續性而完成其現代詢喚。事實并不如此。小說伊始，朱老鞏大鬧柳樹林，而后帶領妻兒被迫遠走他鄉。這是朱老忠返鄉的前史。小說的主要部分是幾十年后朱老忠帶領妻兒返鄉。一個是離鄉，一個是返鄉。小說正是在這種時空的交互關系中開始敘事的。在這當中，故鄉對于朱老忠而言既是熟悉的，同時又是陌生的，因此需要重新接續和再度認同。可以說，正是這種時空關系蘊含了小說的豐富性內涵。如果說革命不僅僅是一種全新關系的建立的話，其對于朱老忠而言，還必須激起他身上的歷史記憶和文化基因，只有這樣，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才能不斷壯大自己的隊伍和同盟軍，才能走向一個又一個的勝利。而恰恰是這種記憶和基因表明了革命的本真性內涵之存在。革命的意義正在于辨認、離析、強化和升華它。

小說中還有一個地方也多被忽略，即朱老忠與江濤兄弟之間的情感關系。小說中，朱老忠的革命本真性是在江濤兄弟革命行動的促發下被激活、強化并被認定的，這并不是簡單的血緣代際遺傳，而是有其超越性。即是說，本真性是一種群體認同，具有超越血緣關系的抽象性內涵。它是一種不會隨著時間繼替而消散的精神，這種精神在時代的感召下會重新激活并升華為革命精神和階級感情，最后在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實踐中集中彰顯；因而同樣，也能在民族復興的今天重新煥發生機。

三

在對《紅旗譜》的研究中，就誰是小說的主人公頗有爭議。研究者大多傾向于認為朱老忠是小說的主人公。另一種有代表性的觀點則認為：朱老忠“更像是傳統鄉村秩序中一個具有俠義心腸的長者和一個革命的同路人和支持者，而不是一個從不成熟走向成熟的革命主體。”（《革命與“鄉愁”》，見賀桂梅著《書寫“中國氣派”》，第158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這頗有點像柳青《創業史》中塑造最為成功的到底是梁三老漢還是梁生寶存在爭論一樣，這種爭論的核心都在于革命主體的確認上。在賀桂梅看來，現代革命中，傳統農民顯然是不能具有革命的主體地位的。拋開爭論不論，我們會發現，兩部小說其實都觸及了一個核心命題，即革命（某種程度上，合作化運動也是一場革命）如果不能激發傳統倫理所體現的本真性，這樣的革命其實是并不可親可愛的：是現代革命激發了傳統倫理，才使其成為革命本真性的。這里面，體現著一種重新發現和命名的過程。小說中，我們對朱老忠幾乎所有的贊譽，可以說都與本真性有關。他豪爽、義氣，他具有仁愛精神，胸懷寬廣，但又樸素。他不自私，重義輕利。這是一種素樸的本真性，需要被發現和再度確認。回鄉后的朱老忠，很早就樸素地認識到江濤的與眾不同之處，但具體不同在哪里他并不清楚；他也清楚地看到了江濤的革命行為中所蘊含和代表著的巨大力量，這力量是他們和他們父輩的單打獨斗，以及鄉親們抱團斗爭所無法比擬的。江濤所代表的力量，嚴萍和朱老忠們一時“還不能了解這是一種什么力量”，但他們能感到其中的無私、大愛和奉獻精神，所以才能感動廣大群眾，即“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這是感動朱老忠和嚴萍的力量之所在，也是促使他們不斷去努力思考和尋找的力量之源泉。朱老忠正是在共產黨領導的反割頭稅的斗爭中，看到了這種力量的強大和其背后的思想資源——共產主義學說，才最終加入共產黨的。

從這個角度看，共產黨和共產黨員（江濤和賈湘農）的意義就在于，即使他們認識到自己的局限并努力改正自己；同時也激發起他們身上蘊藏著的本真性力量，從而堅定地跟著共產黨走。可以說，沒有共產黨（員）的領導和引導，他們的反抗精神及其革命行為就只能是自發的和必定要失敗的。這樣看來，朱老忠入黨是在正月十五燈節這一天，就顯得意味深長了。它具有聯結傳統和現代的象征意義，本真性正是在這聯結中顯示出其意義和被重新激活的：這種本真性最初是在小虎子（朱老忠）的眼睛里和他的凝視中逐漸顯現的，最后在朱老忠們入黨時江濤的革命話語中得到確認和命名。

但我們同時也要清楚一點，本真性不是傳統性。這樣就能理解春蘭的“革命”及其失敗的原因之所在。她把“革命”二字繡在懷褂上，但她并不知道何為“革命”，因此其行徑頗有點阿Q鬧革命的味道。但春蘭顯然不同于阿Q，因為她有著變革沉悶現實的朦朧渴望，有著“迎‘新’反‘舊’”的樸素想法。“革命”二字正表達了她的這一想法。但也正因為其素樸性，所以在她與運濤的愛情關系中，他們不斷遭到挫敗，被春蘭父親的鐵拳給硬生生拆散了。春蘭有著一種對“新”的變革的渴望，這是一種發自本心的變革現實、實現幸福生活的愿望，是一種渴望愛情實現的本真性。但她不知道如何解釋和闡釋它，因此把“革命”二字繡在了懷褂上，而不是縫合進心里。因此不難看出，這里的本真性，不是守舊，而是求新，是與時俱進，是響應時代的召喚，是重新激活潛在的生活熱情。只是，這一樸素的本真性狀態，在彼時彼地，在她那里，還沒有被命名，沒有成形。這一命名和成形的過程，需要有革命現代性的觸發和啟發，需要有共產黨（員）的引導和領導；春蘭的“革命”行為再一次為共產黨的歷史必然性與合理性奠定了基礎：沒有共產黨的出現及其領導，春蘭的革命行為注定要不斷走向失敗。所以朱老忠們入黨的時候，需要江濤給他們講“共產黨是誰們的黨”和“黨的鐵的紀律”；這是革命得以成功的首要前提和重要保證。

在關于《紅旗譜》的研究中，有研究者把《紅旗譜》視為革命的起源神話寫作，雖然這一研究視角有內在解構革命的嫌疑，但其實是把握住了這一小說的內核。這一革命起源，其實就是本真性的表現。這種革命起源敘事使得以下兩點凸顯出來。一是，革命不是憑空而來，革命建立在舊有的情感結構的基礎之上。小說中朱老忠所代表的利他精神和無畏精神是這一情感結構基礎。朱老忠從其父輩那里繼承來，又傳遞給子輩——大貴們，它具有傳承性，需要被不斷激活和重新釋放。或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才顯示出泰勒的本真性命題的價值：挽救范疇所顯示出來的正是其傳承性和歷史性。第二點，也是最重要的，革命起源于本真性，成功于共產黨的領導。在這當中，是共產黨及其代表著的最先進的生產力賦予這本真性以新的時代內涵和蓬勃生機。只有把“小我”和小群體、小范圍的利益糅合進“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當中去，革命才能最終走向成功。而事實證明，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做到。

本真性雖然被泰勒定義為“對我自己真實”，但“我自己”卻是一個具有道德深度的存在，即是說，這是“真正的和完整的人”，“我”當中有著集體之“我們”的存在。這并不是一個原子式的自由主義個體，而是一個道德主體。它是“我們”之“同一性”的體現：“我們對生活中的美好事物的理解，是如何能夠通過我們與我們所熱愛的人們一起欣賞這些美好事物而轉變的”，“有些善之所以為我們所理解，乃是因為此類共同欣賞才有可能”（《現代性的隱憂》，第64頁，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紅旗譜》之所以在今天的很多研究者和讀者眼里，仍感到可親可愛，乃是因為它保留了很多具有本真性的因素。這種本真性的因素，可以稱其為“革命初心”或本心，即是說，既需要我們發揚光大它，也需要我們不斷去激活它和重新賦予它以新的意義，只有這樣，“革命初心”才能顯示其永恒的魅力與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