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流——即為“物的流通”。中國古代為農耕社會,商品意識淡薄,談不上全面的“物的流通”。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在讀鐵路學校時,老師講過鐵路貨物的流通,我記住了一個名詞:位移。“位移”與“物流”,“名異而體同”罷。

 1921年,美國人阿奇·蕭在《市場流通中的若干問題》一書中言,“物資經過時間或空間的轉移,會產生附加價值”。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英國人成立了“即時送貨股份有限公司”,把商品及時送到用戶手中,或為“物流活動的早期文獻記載”。

 如今,人們對“物流”已不生疏;有不少大學尤其是職業院校,都開設有“物流專業”。我工作的大學校園里,各個快遞公司各顯其能,每日清晨,快遞堆積如山,及至傍晚,小山消失,物流之快件,各尋到各的主人,于人于物,便利至極。而其中的“快遞小哥”“快遞小姐”,正是物流專業的大學生,同學們利用課余時間兼職,既掙了生活費,又體現了“學以致用”。有的因為上過我的課,我去取快遞時,服務態度特別熱情,讓人暖意融融。

 中國古代雖沒有物流的概念,但并非沒有物流之物。從古詩詞中,大抵能看到它的影子。

 最出名的一首“物流詩”應是杜牧的《過華清宮》,其中幾句讀者都很熟悉:

 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

 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

 此處之“騎”,便為物流運輸之工具。那時最快的是馬。官方的快遞小哥騎著快馬,從南方出發,一路向長安(今西安)疾馳。至于“南方”究竟為嶺南還是蜀地,學界仍有爭議。司馬光《資治通鑒》載:“妃欲得生荔枝,歲命嶺南馳驛致之”;《唐國史補》載,楊貴妃雖生于蜀,但“嶺南所生(荔枝),尤勝蜀者”。“巴蜀”一說,指的是嶺南離長安遠,巴蜀距長安近——遠近,相對而言,按彼時的運輸條件,縱然“八百里加急”,不管是舍近求遠,還是舍遠求近,楊貴妃想吃到原汁原味的“鮮活食品”,是不容易的。而普通百姓,于日用飲食方面,想第一時間嘗到南方的新鮮果蔬,縱是涎水垂三尺,也只能干瞪眼,無計可施。

 “胃口”無法滿足,“情義”又何嘗不是?

 唐朝詩人杜甫的《春望》詩,讀者仍然熟悉,其中有:

 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

 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家書”自然指親人之間互報平安的信件。一封信,何以能值“萬金”?有文學夸張的成分,更因為戰爭,驛路不暢,信送不出去,也送不過來,眼巴巴、望眼欲穿,聽不到親人的消息,心急如焚。

 其實,即便沒有戰爭,百姓之間的書信往來也走不了官方“快遞渠道”。郵驛屬于官方機構,傳遞官府文書、軍事情報,民間書信,搭不上車。

 杜牧有一首《旅宿》詩,“遠夢歸侵曉,家書到隔年”。——一封家書,寄到旅館時,已是一年之后的事情。縱然家里出了天大的事情,游子也只能望“信”興嘆。古代交通之不便可窺一斑。

 民間物流,可走的“路”不多。若有,也許就是我們從電影電視中經常看到的“鏢局”。但鏢局押送的都非一般貨物,與百姓日常關系不大。

 其實,我國郵政業務歷史悠久,《秦郵律》便是我國最早的郵驛法規。而在此之前,上推至商周,官方也有傳遞信息的組織。傳遞的形式有兩種:乘車和騎馬。但乘車送信慢,快馬加鞭快,逐漸,“馬遞”代替“車遞”。而在水系發達之地,則靠“船遞”。

 無論何時,道路狀況好壞,是物流能否暢達的關鍵。周朝時,道路的規模和水平有了很大的發展。《小雅·大東》記載:“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指通往周京城的道路如磨石一樣堅硬平坦。但此“周道”是“周的軍用公路,禁止小民行走”。

 從某種意義上說,古代中國真正的國際長途物流運輸之路,最早應為漢武帝派遣張騫走出的古絲綢之路。這條路聯通中國、印度、希臘三大文明,長達數千公里。借助此路,漢朝使者、商人接踵西行,西域使者、商人紛至沓來,讓中國的絲綢制品、西域的奇珍異寶實現互通,進出兩旺。

 正是物流,促成了司馬遷筆下的“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正是物流,讓如今的人們足不出戶,“坐享其成”。

 流者,活也。

 《光明日報》( 2021年05月14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