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現代史料筆記叢刊·十卷本》上海書店出版社，2020年12月出版

筆記作為一種文體或者史料，在今天看來，大概并不太為人熟悉。這當然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時代的變遷，現今一般民眾的生活中，是基本接觸不到這樣一些文字的（有例外，之后會提及）。相應的，讀書人或者學者，又基本不再以這樣的方式去寫作，否則且不說教職，可能學位都難以獲得。所以只存在于過去，如今不太易見，且不太有參照物的東西，理解起來的確不太容易。另一個涉及時間線索而更具有結構性的變化，在于現代學科的形成后，割裂了傳統的書目學術體系，不同內容的筆記會被切割分到各個現代學科中。此前說到的一些例外，主要就是被歸入文學領域的一些筆記，以三言二拍、《聊齋志異》《閱微草堂筆記》等為代表的，或許頂著“文學名著”的招牌，或許選編入語文教科書，在普通人里有著一定數量的閱讀者，當然這些閱讀者很可能也不清楚此類書籍的筆記屬性。

其次，由于其自身特點，筆記的面目本來也不那么清晰，在今人看來更是如此。從形式上來說，筆記沒有詩詞曲賦的格律限制，也沒有章回小說等主題上的連貫，更不似公文因涉及具體事務而有相應的流程規范。從內容上來說，筆記又顯得包羅萬象。即便從最簡單的“望文生義”字面意思來理解，筆記也是比較不親近讀者的。就拿當代的幾套筆記叢書的命名來看，或如上海書店社這套稱之“史料筆記”，或又有稱之“筆記史料”，另有別種形式相類者，或稱之“筆記小說”，或直接稱之“筆記”皆有。至于每種的名稱，則更是各種齋號加上“筆記”“札記”，乃至“叢脞”“脞錄”“摭憶”等現代漢語中不太出現的詞匯，很難讓讀者預判其中的內容，容易產生疏離感。相比之下，某某日記、文集、往來書信或者公文、報刊就比較容易一目了然，盡管現在電報已經不復存在，將來報刊等可能也有一樣的命運。

正因為如此，筆記作為文體，基本上在大眾的視野中消失，而作為史料，根據自身的經歷，不少歷史專業科班出身的本科生甚至碩士生都聞之茫然。

筆記一體，根據來新夏的觀點“始于漢魏，興于唐宋，盛于明清”，正如他所言，筆記出現在漢魏，當時無論從字義還是文體來說都算方興未艾。從一開始，筆記大抵就具有了“散”和“雜”的特性，在成為一類之前，“筆記”一詞即表示與詩賦相對之無格律文字。若以后世的四部分類法看，筆記則較近于子部文獻（此處承同事羅琴教授提示），拋開對于先秦諸子的固有印象，《呂氏春秋》之類篇幅較長的書籍與后來的筆記觀之相差無幾。以今日的標準來看，兩漢魏晉之間，類似《十洲記》《搜神記》之類的志怪筆記和《世說新語》之類可作為史料筆記的文獻已經出現。至于唐宋明清，則筆記蔚為大觀，內容上也千差萬別，或可謂包羅萬象。當然，從廣義上來講，一些今天被視作學術札記的著作，或也能包納進筆記之中，這些札記相較而言，無論是內容還是條目都更有條理和統系。

盡管筆記一體包羅萬象，但可能正因為此，既“散”又“雜”，且從其起源來看，即與志怪和傳說脫不開干系，故而當筆記作為一種史料的時候，往往和所謂“稗官野史”聯系在一起，被看做級別比較低的史料，可靠性不太高。以至于有些初學者，被告誡或自覺地不太敢用其進行說明分析，害怕自己的文章一旦使用這些材料，就被認為是段位比較低者，其實大可不必。因為筆記中大量神秘主義或因果報應的內容，在今人觀之，確實可能不具有事實上的真實性，不過倒是也有思想史層面或人心層面的真實性，可挖掘之處非常豐富，此處不贅。

即便拋開這些陰陽五行、往生輪回的部分，筆記所載“故事”的真實性也常被懷疑，這可能是緣于對筆記內容多為“道聽途說”的固有印象。所謂“道聽途說”，當然多指市井故事、坊間傳言，但若細究之，何人所說，聞于何道，恐怕卻也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印象中，清代不少今天看來帶有志怪色彩的筆記故事，作者敘述完結后，常常會有這樣一個表達：這是聽某某所說，某某一生謹慎，故而大抵不虛云云。這樣的表達說明，一些作者在講述完光怪陸離或匪夷所思的故事之后，是會有意識地去介紹故事信息來源，即前謂聽道上何人所說，而且為了增加故事的可信度，要將此人說得非常誠實嚴謹。筆者沒有專門研究，不知這樣的表達是否與清代樸學的征實風格有一定關系。不過此類情況的確可以引導出進一步的思考，即不簡單將“道聽途說”視為一種否定性的標簽，而去深究筆記究竟如何“道聽”，這實與歷史學中一個重要命題暗合，即史源。史源一學，大成于陳援庵，可能更多地強調從歷史文獻出發，尋找某一段材料或者敘述的“史源”及流衍變化過程。如果能拓寬思路，是可以帶著這樣的意識和敏感，去上溯筆記的內容來源。一方面，近代筆記史料的數量相當龐大，互相之間常常有“借鑒”之處，這當然是比較接近以文獻對讀求“史源”的固有作法。另一方面，不少筆記所載內容是獨一份的，并不能從其他文獻尋得線索。因此，考究乃至推斷其信息來源和傳達方式，或能對其可靠性問題有全新認識和更細致的判斷。

春秋公羊學中有著著名的“三世說”，其源即《公羊傳》中出現的“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一句。后董仲舒將此“見、聞、傳聞”作為三等不同的時代，去平分《春秋》。此后從東漢何休到清末康有為，“三世說”經過多番演繹，與治亂及各種社會性質勾連，讀者必不陌生。若單單以所見世、所聞世、所傳聞世作為時段劃分的話，可以發現，這是以孔子作為參照標的作出的。簡單來說就是孔子“作《春秋》”（《 孟子》語），書中最后的部分正是其所生活的時代，為所見世；再往前則是未見而有所聞，為所聞世；最早的部分則只有傳聞流播，為所傳聞世。

如果不考慮高奧的經學大義，回到之前對于筆記“道聽”問題的考究上，所見、所聞、所傳聞正可以被借鑒為史料史源判斷的一種標準。約略判斷之：同光人寫同光事，某地人寫某地事，某衙門人寫某衙門事，大抵可以被視為“所見世”；同光人寫道咸事，某地人寫鄰地事，京中人寫宮中事，又可被看成“所聞世”；至于同光人寫康乾事，又有天南海北、漫無邊際者，或只能當作“所傳聞世”了。當然，正如前述，清代開始不少筆記中也會給出消息來源，或曰親歷目睹，或曰聞自某某，或曰據傳乃至不言消息所自。相對而言，這三世的可靠性是依次遞減的。

“所見世”，最好理解，主要即筆記作者的親身經歷、觀感。比如《近現代史料筆記叢刊·一》收入金梁撰《光宣小記》即可佐證。庚子之變后，因為《辛丑條約》的所謂“懲辦”條例，京師不能舉辦科舉考試，就把原先在京舉行的會試移到河南開封貢院。金梁親歷此事，前往開封考試，其《光宣小記》中記述這次考試并拜謁房師、座師時的言談，大抵可作為該年會試的“所見世”資料，亦可作為房師、座師的人物側寫使用。況且，金梁自述《光宣小記》是“檢舊篋得昔年日記數冊”擇錄而成，則更說明其來有本。有些筆記未必是記錄一人一事，而是作者對于其所生活時代的現象描繪或總結感悟。比如汪康年在《汪穰卿筆記》（見《近現代史料筆記叢刊·七》）中曾謂：記者喜以“拿破侖不畏三千枝毛瑟槍，但畏一紙日報”之言沾沾自喜，而實際上根本沒有此效果，僅僅相當于竹杠一桿（吳語中敲竹杠即敲詐訛錢之意）。汪康年自己就是報人，如此激烈言辭想必是對報界一些同仁所作所為較為失望，即便帶有有怒其不爭的夸大，卻同時也能證明上述所謂拿翁言論在當日的流行。

“所聞世”，主要是指筆記所述內容有著明確的消息來源，而此來源當為親歷親見者，“道聽”只隔了一層，而說者又有切身體驗和觀察，相對來說也比較容易對可靠性有所判斷。比如《夢蕉亭雜記》的作者陳夔龍，本是榮祿的心腹，后又攀上慶親王，筆記多有榮祿親口告知的同光間朝局內幕和大臣傾軋之事。當然榮祿作為親歷者，又與陳關系親密，能較為詳細地告知內情，信息來源比較直接，但同時也存在言者有選擇性地說和聽者為尊者諱地記的情況。此時就需要一些其他材料來佐證這些事情，或者根據陳夔龍的表述來判斷。陳氏總體還是一個比較謹慎的人，所以有些故事并不直說人名，而是用類似“南中某侍郎”之類代稱，盡管須辨明此究竟為何人，但是卻也說明其充分考慮到了影響，事情本身或許更為可靠。與之相仿，《古紅梅閣筆記》（《近現代史料筆記叢刊·二》）的作者張一麐，曾長期作為袁世凱幕僚，袁對其也較為器重，所以筆記所載袁世凱所言，可能也比較可靠。

“所傳聞世”，相對而言情況比較復雜，而且大部分筆記內容可能就屬于此類。或者不寫信息來源，或者不知是經多少口舌的坊間流言，又或者東拼西湊，為了吸引眼球故作驚人語。在閱讀筆記的過程中，大抵會發現，有些作者或是小說家之流，或是邊緣報人，顯然沒有什么太多的消息來源，但說起宮闈秘事或朝堂內情，往往如身臨其境，描摹似惟妙惟肖，細至一舉一動皆記錄在案者。這樣的筆記可能就與所述之事沒有多大關系了，只能反映某小說家某報人喜歡這么寫，而此等寫法又受市面上的讀者歡迎，成為一種社會心態史的材料了。當然，另一種筆記，雖說從直接的消息來源而言，也算是幾手傳聞，但作者往往接觸了大量的相關史料，甚至有些筆記已經具有一定的研究性。其中最著名者大概即是陳寅恪都稱贊不已的《花隨人圣庵摭憶》，自然不能以“所傳聞世”框限之。 

筆記一種，“散”“雜”而包羅萬象，實是研究歷史的絕佳資料寶庫。當然，如何研判和利用其中所載，情況也異常復雜，絕非有幾條簡單的標準和則例可以盡述，而須逐條考證明辨。此處想說的只是，千萬不要因為筆記“道聽途說”的屬性而一概否定之，而恰恰應該從“道聽”問題入手，增加一種辨析筆記史料的角度和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