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時代，“學習強國”學習平臺等聚合大量優質內容的數字平臺成為廣大黨員干部群眾開展數字閱讀的重要途徑。

“這里的馬克思被翻譯成了馬格斯。”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歐洲學院院長蔣璐用手機拍下了1907年世界社出版的《近世界六十名人》中馬克思1875年拍攝于倫敦的照片。照片下面印著“馬格斯”三個字，這也是馬克思像第一次出現在中國。

7月22日上午，《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記者看到蔣璐時，她和丈夫李迅已經在展館細細看了兩個多小時。蔣璐當晚發的朋友圈顯示，他們用時8個小時參觀展覽，感到很受教育。

自7月15日向公眾開放預約后，中國共產黨歷史展覽館每日人流如織。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中國共產黨歷史展覽”展出的2600余幅圖片、3500多件套文物實物中，記者看到了不少動人的讀書故事，更遇到了不少像蔣璐夫婦這樣的愛書人。

“它猶如一團熊熊烈火”

走入展覽“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單元，首先映入眼簾的是新文化運動。

1915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志》，新文化運動由此開端。從第2卷第1號起，《青年雜志》更名為《新青年》。李大釗在《新青年》第2卷第1號發表《青春》，號召中國青年站在時代前列，做有為的新青年。

從展覽中可以看到，文學革命在新文化運動中扮演了急先鋒的角色。陳獨秀執編的《新青年》第4卷第1號，開始全面嘗試白話文和新式標點。1918年5月，魯迅在《新青年》發表中國第一篇白話文小說《狂人日記》。

在擺有《青年雜志》和《新青年》的展示柜前，中國青年作家網總編輯汪鑫久久肅立。

“陳獨秀在創刊詞《敬告青年》中提到六方面要求，如今讀來，仍有醍醐灌頂、振聾發聵之感。”汪鑫表示，將在今后的工作中積極引導青年作家們，以科學的觀點、世界的目光、進取的精神，積極從事愛黨、愛國、愛人民的文學創作，謳歌共產黨，書寫新時代，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貢獻文學力量。

在黨史學習教育中認真閱讀相關圖書的汪鑫，最近重讀了《共產黨宣言》，記憶最深刻的是書中“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這句話。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政黨，代表著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自誕生之日起，就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作為自己的初心使命。”汪鑫表示，看到展柜里展示的《共產黨宣言》，它猶如一團熊熊烈火，照耀著中華大地，照亮著中國革命的光輝前程。

“這樣做更便于讀者閱讀”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栩栩如生的雕像前，馬克思《布魯塞爾筆記》第四筆記本手稿在上、馬克思致法文版《資本論》出版人的6封信在下“一字排開”。

《布魯塞爾筆記》是1845年馬克思旅居布魯塞爾時研究政治經濟學的筆記，這份馬克思原始手稿為《布魯塞爾筆記》中的第四本筆記本，有27張紙54頁，其中49頁寫有字跡。觀眾用手機掃描展品名稱旁的二維碼可以看到，該手稿的紙張和筆跡經德國柏林—勃蘭登堡科學院和荷蘭阿姆斯特丹國際社會史研究所專家鑒定，為目前中國收藏的唯一一份相對完整的馬克思原始手稿。

展覽展出的馬克思致《資本論》法文版出版人拉沙特及其后任奧里奧爾的6封書信原件，均為從未公開發表過的珍貴文獻，它們真實記錄了馬克思為《資本論》法文版翻譯出版所付出的大量心血。

其實，德文版《資本論》第一卷剛寫完不久，馬克思就有了把它翻譯成法文出版的想法，但是直到1872年年初，才確定法文版翻譯由約·魯瓦擔任。

魯瓦的譯文雖然非常忠于原文，但不易讀懂。于是，馬克思親自擔任了校訂譯文的工作，他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對譯文進行修改，而且為了使法國讀者更易讀懂和接受，還對原文的許多地方進行改寫，連篇章結構也有變動。

在這6封信中，馬克思表現出對翻譯工作精益求精的追求以及對讀者閱讀感受的高度重視。

在1872年1月30日致拉沙特的信中，他寫道：“盡管對于一部學術著作來說，分冊出版并非最為有利，我還是同意您的看法，在目前情況下，這樣做更便于讀者閱讀。在您請我親自做出的聲明中，我會用幾句話向法國讀者予以解釋的。”

同年11月14日，他在致拉沙特的信中再次指出：“在給我寄來的兩個印張里，我做了許多改動——凡我認為自己的翻譯較之魯瓦先生的翻譯更好的地方都改了。”

“經典著作常讀常新”

右側臥床看書就戴有左腿的眼鏡，左側臥床就戴有右腿的眼鏡。展覽中，毛澤東用過的單腿眼鏡成為毛澤東晚年仍癡迷讀書的見證物。

毛澤東一生愛讀書。在1936年與美國記者斯諾的談話中，毛澤東說：“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間，讀了許多關于俄國情況的書。我熱心地搜尋那時候能找到的為數不多的用中文寫的共產主義書籍。有三本書特別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

這三本書分別是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這也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以及考茨基的《階級爭斗》、柯卡普的《社會主義史》，展柜里的這三本書，格外引人注目。

“不為別的，單為一件事：向同志們建議讀兩本書。一本，斯大林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本，《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1958年11月，毛澤東在送給中央、省（區、市）、地、縣這四級黨的委員會的委員同志們《關于讀書的建議》中“薦書”，并建議每人每本用心讀三遍，隨讀隨想，加以分析。讀時，三五個人為一組，逐章逐節加以討論，有兩至三個月，也就可能讀通了。

1944年7月，晉察冀日報社編輯出版《毛澤東選集》，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編輯出版《毛澤東選集》提供了最早的參照藍本。此后，淡黃色封面的《毛澤東選集》，成為“人民的好公仆”焦裕祿的“隨身之物”。

在一幅名為《留給女兒的紀念物》的版畫中，展示了這樣的場景。焦裕祿的大女兒守鳳去醫院看望他，他叫著守鳳的小名深情地說：“小梅，你參加工作了，爸爸沒有什么送給你。這塊手表給你，要嚴格要求自己，遵守勞動紀律，努力工作。家里那套《毛澤東選集》，你要認真學習。那里面，毛主席會告訴你怎么做人，怎么工作，怎么生活……”

有兩位觀眾在毛澤東著《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以及《井岡山的斗爭》展柜前看得認真。來自公安系統的他們沒有透露姓名，卻鮮明地表達出“經典著作常讀常新”的觀點。

“現場看到毛主席修改多次的手稿，感到十分震撼。”二人表示，隨著工作經驗與人生閱歷的增加，重讀包括《毛澤東選集》在內的經典著作，能讓人看得更深、看得更遠，不但能夠指導實際工作，對當前國際國內形勢的清晰判斷也有重要的意義。

“不斷提升講好中國故事的能力”

交流中，從事黨務工作的李迅向記者推薦了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黨史學習教育中央宣講團成員、原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著的《中國共產黨歷史通覽》，并向記者展示了閱讀此書做的讀書筆記。

“我們想帶著讀書后的問題來尋找答案。”李迅“按書索驥”，看到那些珍貴的圖片與文物，感悟與收獲更加深刻豐富。

以文化人，潤物無聲。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文化建設。展覽中，一幅習近平總書記2013年11月26日在山東省孔子研究院參觀考察的照片引人關注。照片中，桌子上擺放著展示孔子研究院系列研究成果的書籍和刊物，他一本本饒有興趣地翻看。

一張在安徽銅陵亮相的全國首家書店與圖書館綜合體的照片，以明亮開闊的設計“吸睛”。通過加快構建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的體制機制，日益“親民”的公共文化服務，保障了人民群眾讀好書的權利。

展覽中的數據顯示，中國文化產業增加值及占GDP比重統計情況（2012—2019年），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導，文化產業持續健康發展，截至2019年全國文化產業實現增加值44363億元，文化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由2012年的3.36%提高到2019年的4.5%，在國民經濟中占比逐年提高。

觀展接近尾聲，擺放著《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多語種版本、《梁家河》、《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等總書記相關著作的一組書架，令不少觀眾感到意猶未盡。“這本我讀過”“那本我學過”“你看過那本嗎”……大家指著擺放在書架上的一本本著作，討論聲此起彼伏、不絕于耳。

“我們正在實施《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多語種版本進高校、進教材、進課堂的工作。”蔣璐告訴記者，通過把《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的內容，融入歐洲學院俄、德、法、西、葡5個語種的教學當中，通過閱讀與翻譯，加深青年學子對國情的了解，增強文化自信與認同感，不斷提升講好中國故事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