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喜馬拉雅》,石鐘山著,花城出版社2022年12月出版,48.00元

 史詩體是書寫大事件、大歷史、大風云的敘事手法,是獨特的,昂揚的,有著巨大正能量的集體記憶。史詩敘事通常是以個體或者群體英雄為中心,在宏大的歷史背景或歷史事件中,正面描寫人物的英勇行為與精神,是國家、民族和團體的歷史記憶。史詩書寫與宏大敘事相聯,曾是作家們追求的創作信仰,《我的喜馬拉雅》的出現,使得“新宏大敘事”的歸來有了較為完美的樣式。

 擅長描繪軍旅背景下生命旅途的曲曲折折、溝溝坎坎,專注于精細揣摹人物的命運,這是石鐘山給讀者留下的最深刻印象。從《激情燃燒的歲月》《幸福像花兒一樣》《軍歌嘹亮》,到近年的《芳華頌》《五湖四海》《永不消逝的軍歌》等,基本都是曲調悠揚、聲情并茂的抒情詩,而《我的喜馬拉雅》卻激越昂揚,又催人淚下,使我們認識到石鐘山創作的另一面,以及一個優秀作家不可限量、無法預測的創作能力。作品跨越了65年的歷史長河,用生動的細節描寫,呈現出了進軍、守衛、建設西藏的歷史長卷,刻畫出顧紅旗、楊明業、冷妮、王秀麗、顧藏光、顧藏南、楊大康、楊二康、楊三康、楊戍邊、格桑頓珠、頓珠、梅朵卓嘎等眾多人物形象,在曲折跌宕的敘事中,真實再現了歷史風云、藏地異域風情。

 小說的主要人物是18軍前衛團團長顧紅旗和政委楊明業。顧紅旗是久經沙場的老兵。新中國成立之初他本已經響應號召,脫下軍裝到地方擔任了公安局副局長,在新的崗位上干得風生水起,也在準備組織自己的家庭。即將與“小許姑娘”見面的關鍵時刻,突然接到部隊征召令,立即重返部隊,參與解放西藏的任務。他所在的師,是整個18軍的“前指”,而團長顧紅旗和他的老搭檔政委楊明業所率領的三團被馬師長任命為前衛團,“前指師的前衛團,就是一把大部隊伸出去的尖刀,死死地頂在最前面。”“就像沖鋒扛著紅旗的人,那是全部隊的精神象征。”這是一副沉甸甸的千斤重擔。由此,顧紅旗與楊明業兩個人重新組建起一支特殊的“前衛團”,沖鋒在前,開路搭橋,披荊斬棘向著喜馬拉雅開始了史無前例的挺進。

 作品所描寫的英雄們個個“自帶光芒”,他們寧愿以犧牲個人的和平生活、寶貴生命為代價,義無反顧地重返軍隊,加入到西進大軍行列中。現實中的18軍軍長張國華“背女進藏”,3歲女兒難難病逝于征途,成為第一個犧牲在進藏路上的“戰士”。18軍的所有進藏者幾乎都有著相似或相同的經歷。像顧紅旗這樣已經到地方工作的軍人,在進藏的3萬名軍人中不是個案,許多人都是被臨時從地方召回的。“若有戰,召必回,戰必勝”的誓言不是今天的軍人才喊出的,70年前的西進大軍就用行動、用熱血吶喊出了這個口號。“有召必回”是軍人難以蛻變的天性,誰都能想得到,這是一場必定在歷史與戰史上留下深深刻痕的光榮進軍。

 正面描寫行軍、打仗,正面描寫戰場上的攻與守,傷亡與救護,交火撤離,這在石鐘山的作品里并不多見。《我的喜馬拉雅》彰顯出石鐘山對空間敘事的出色控制能力,寫每一場戰斗都做足了歷史功夫,體現出作者游刃有余的敘事邏輯與布局策略,轟轟烈烈,震撼靈魂。小說寫的是故事和人物,但同時也是在寫歷史,在故事推進和人物塑造中,自然地把西藏的過去、現在與對未來建設的設想都融入到敘事中。歷史活了,人物有了厚度,故事變得更扎實。大背景下的人物命運,歷史風云中的軍人使命,在我們面前高高地樹立起一座豐碑。他在展現了作品的大氣度、大格調的同時,也對個體軍人的“私情”——戀愛、友誼、家庭生活的運程進行了精雕細刻。

 在宏大與私人化的敘事中,石鐘山找到了一種平衡。顧紅旗是小說的主角,這個人物身上充滿了傳奇。打仗勇敢,有勇有謀,雷厲風行;情感豐富,敢作敢當,性格豐滿。作品寫顧紅旗的婚姻生活曲折而生動。在公安局“那局長”的撮合下,顧紅旗次日就要去見“許姑娘”了,激動不已的他卻突然接到歸隊令,只見了“許姑娘”一張照片的顧紅旗不得不遺憾地放棄了。到了部隊,馬師長給他介紹文工團演員冷妮時,他只是遠遠地看到那位舞臺上姑娘一眼,剛剛有了感覺就突然接到緊急會議的命令。結婚的第一個夜晚,他僅僅給新娘冷妮蓋了一下被子就出發了。約好了與新娘見面的時間,也一次次因戰事而不得不放棄。在顧紅旗的戀愛史中,運氣一次次錯過,又一次次降臨,個人的歷史總是在國家軍隊的推進中交錯、匯合。顧紅旗妻子冷妮的形象也相當鮮活,從一個小姑娘被黃河大決口的洪流沖擊而失去家園,一路隨著戲班流浪,到跟隨韓團長加入部隊,經歷了人生的大起大落,她靠著執著與聰慧完成了成為軍人的行走,直至遇見了她生命的另一半顧紅旗。在小說的人物塑造中,冷妮是個亮度相對比較高的形象,樂觀、上進、敢愛敢恨,生命力旺盛而執拗。《我的喜馬拉雅馬》是石鐘山創作的一次突圍與重建,更是他創作轉型的新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