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風骨·袁宏道傳》

曾紀鑫著

陜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中國文學史上，和陶淵明、謝靈運一樣，明代的袁宏道(字中郎)屬于開宗立派式的人物。以他為軸心的“公安派”掃舊詩之陋習，為末世之前驅，力矯明朝以“前后七子”為代表的復古派之時弊，提出“代有升降，法不相沿”，“不拘格套，獨抒性靈”等文學主張，并自覺運用于創作實踐，留下了一批格調清新、神骨兼備、趣味盎然的散文和詩歌作品。給晚明陳腐至極的文壇吹進了一股新風，誠可謂豁時人之眼目，拓萬古之心胸。

作家曾紀鑫為湖北公安人，有感于鄉賢袁中郎的文學成就和巨大影響，他從20年前就開始關注和研究袁中郎，立志要為其寫出一部全面系統的傳記。經歷數個寒暑，《晚明風骨·袁宏道傳》終于定稿出版了。

眾所周知，盡可能地占有和研究史料，是寫出一部出色人物傳記的先決條件。曾紀鑫利用其特殊的地緣優勢，早在故鄉公安縣學習和工作期間，便收集了大量有關袁中郎的家世、創作和其他的背景資料;除此之外，他還輔以田野調查;后來又到全國乃至日本、韓國等地收集資料。所有這些，為他全面透視袁中郎的精神世界奠定了堅實基礎。

如何準確地定位袁中郎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以及全面分析袁中郎文學主張的時代背景和文化淵源，是曾紀鑫的新作所要著力解答的課題。書中以專章集中展示、精辟分析了袁中郎文學主張的理論性、邏輯性。袁中郎提倡“不拘格套，獨抒性靈”，在致思路徑和創作態度上傾向于感性、自發、緣情、重趣的一面。但支撐它的卻是對歷史的通感，對人性的洞悉，對常識的尊重以及對文學持久生命力的關切。鮮活靈動的文學主張背后，閃耀著理性和邏輯的光芒。袁中郎堅信，一切有感染力、生命力的詩文必是任性而發，“通于人之喜怒哀樂，嗜好情欲。”曾紀鑫的這部《晚明風骨·袁宏道傳》，讓讀者體驗到傳主的文學主張穿越時空的生命力，知曉只有以心役法，澡雪心靈，搜剔慧根，真率為文，方能無愧于時代，無愧于文學。

袁中郎文學主張的形成和確立當然不是偶然的，而是得益于多方面的自我整合。曾紀鑫認為，除了超凡的天性、慧根和小說、戲劇、俚曲、歌謠等民間文學的長期滋養，袁中郎還深受李贄等人的影響。袁、李二人交游頗多，相知亦深，李贄的“童心說”和反叛精神，以及大量學術和文學作品，如《藏書》、《焚書》、《說書》等，給了袁中郎以斯人同懷、“吾道不孤”的精神力量。曾紀鑫精心研讀了袁中郎留存的佛學作品，對袁中郎與佛學之關系做了前所未有的精辟解讀。傳記中對袁中郎與李贄思想之同異的研判，對袁中郎“禪凈雙修”的描摹尤見功力，從而為研究袁中郎文學主張的形成開拓了新生面。曾紀鑫還在書中糾正和指出了有關袁中郎研究論著或論文中的諸多舛誤和硬傷。

袁中郎一生只活了43歲。在短暫的人生中，他做過吳縣縣令、禮部主事、吏部郎中等中下級官員，雖然官階不高，但頗有政聲。在這本傳記中，作者以不少筆墨展示袁中郎臨土治民的莊嚴氣象、清吏品格以及他對晚明官場腐敗叢生、茍且偷安的深重憂慮。這在很大程度上糾正了以往人們認為的袁中郎縱情山水、醉心詩文而淡漠民瘼國運的印象。

無論生前或是身后，袁中郎都是一個飽受爭議、是非不斷的人物。比如袁中郎評價《金瓶梅》一書“云霞滿紙”，便為當時和后世的道學家所詬病。盡管如此，袁中郎卻總能在某段歷史的沉寂之后大放異彩，特別是上世紀新文化運動興起時，他的文學主張和創作成就，更受到胡適、魯迅、周作人、林語堂、施蟄存等大家的重視和弘揚。對于這些歷史的掌故和時代風尚的流變，曾紀鑫也在傳記中作了脈絡清晰的呈現和鞭辟入里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