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生死十日談》，沉迷于娛樂的人們不宜讀它。一個作家，在昏暗的農舍中傾聽令人抑郁和心碎的講述，有關一個一個的自殺。孫惠芬寫道：“在我越來越狹窄，只能通過媒體了解世界的專業作家生活中，小人物的自殺，平民的自殺，似乎很少撞入我的視線”，但是現在，她走向田野，聽到了平凡生命在寂靜中的隕滅。

田野調查的方法，在社會科學中廣泛運用。但是，在文學中，懷著某種意向，走進他人的生活，面對具體的聲音和面容，這有時會使作家本能地抵觸。似乎是，當一個作家承認他直接依靠生活材料，那么，他的創造性、他的精神上的內在性都會暗自受到損害。孫惠芬大概也曾這么想，但是，她終于“跨出去”了，她發現，世上發生的事情已經遠遠超出了她經驗和思想的邊界。

《生死十日談》究竟是非虛構作品還是一部具有非虛構品質的小說?孫惠芬自己可能也拿不定主意。這不僅是文體問題，這是敘事倫理問題。不管怎樣，每一個讀者都深切地感受到了她的非虛構態度：我在向你講述這些人的傷心事，他們不是我“創造”的，是我用“心”看到的，我的講述不僅是為了完成一部作品，更是對這些人承擔著一份責任。

也正因此，《生死十日談》不能被輕輕放下，我們不僅由此感悟生死，同時，我們也尖銳地意識到，那些死得輕易的人，他們活得艱難，壓垮他們的最后一根稻草的重量，也在考驗著我們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