燈謎這種古老文化可以說是中國人婦孺皆知，人人都有過體驗的。每個人小時候恐怕都受過燈謎文化的熏陶。在兒童時代，中國燈謎一方面是兒時游戲的重要形式，一方面也是兒童識字、接受各種社會生活知識、經受思維訓練和文化熏陶的重要形式。不管你生活在古老的城市還是所處窮鄉僻壤，謎語這種游戲是你生命中的一個必定程序和必然歷程。人類學家說，當人類創造文化以后，人類就被文化所塑造。我看燈謎文化就是這樣一片人生歷程必經的文化地帶。

在燈謎文化源頭，應該是人類遠古的神話。神話時代是人類文化發生的時代，而所有文化的發生都源自于人類的問題意識。當人類具備意識之初，人類意識的主題便是考究天地形成、萬物生長、四時變更、陰陽交替、風雨雷電、生命何為、人類何來等等。向世界的一切提出問題，用盡早期人類的智慧去解釋世界，這就是神話時代的文化責任。由于神話有故事、敘事式的言說，也有歌謠、說唱式的詩說，所以，其中的問與答的形式和尋問、拷問、追問，都孕育著我們今天的謎語這種文化形式的各種要素。在神話思維的追問下，遠古的先人們一點點地積累起關于世界的解答(知識) ，這些解答構成和支撐起原始社會的信仰、知識、意識、精神的文化結構，也成為后來人類和社會的思維與意識的深度模式和底層文化。當先人們要將這些知識傳授給他們的下一代時，兒童游戲中的謎語形式便誕生了。把先人們的文化問答通過新穎、曲折、變形、變化了的游戲問答加以傳授和銜接，這就是謎語的應運而生。設問與回答是后世猜謎活動的本體，謎語的一切文化的發生，都是從這里出發的。所以說，古老的問答文化是謎語文化的母體。

我國古代見于史載的謎語，有人以為春秋《左傳》中的“有麥麴乎?有山鞠窮乎” ，是較早的謎語，所謂“ ‘鞠窮’ ，作廋詞嚆矢” 。 (清末張玉森《百二十家謎語敘》 )也有人認為東漢趙曄《吳越春秋》所載黃帝時代的《彈歌》也是關于制彈弓以獵鳥獸的謎語。到了漢魏六朝時代，劉勰《文心雕龍》已經專辟了“諧隱”篇，他指出：“自魏代以來，頗非俳優，而君子嘲隱，化為謎語。 ”劉勰還提出了謎語隱語的表現與功用：“隱語之用，被于紀傳，大者興治濟身，其次弼違曉惑。 ”同時，他從詩學、美學、藝術學、文學的高度，概括了謎語的特征：“謎也者，回互其辭使昏迷也，或體目文字，或圖像品物，纖巧以弄思，淺察以炫辭，義欲婉而正，辭欲隱而顯。 ”從劉勰的這段文字看，謎語在《文心雕龍》時代已經相當成熟了，它在此之前應該有一個相當長的發展過程。中國謎語在它的發生發展成長成熟過程中，與人生的理想、情趣、知識、游戲緊緊相隨，是人生的重要體驗。

事實上，中國謎語文化的發展自中國文字創立后與文字的發展同步相生，從此又走上了特立獨行的文化歷程。甲骨文的出現是基于中國古代的占卜文化(也算得上是一種猜想的文化) ，謎語與此相生，出現了離合隱語與讖語。比如人們耳熟能詳的漢代的“千里草，河青青;十日卜，不得生” (隱“董卓當死” ) ，就是拆字、測字與文義隱語相結合的產物。東漢文學家蔡邕所寫曹娥碑中以“黃娟、幼婦，外孫、齏臼”隱“絕妙好辭”也是在字形字義上大做迷惑的文章。這種文字性謎語，在形式上主要圍繞拆字、離合、會意、諧音、別解動腦筋。也正是在漢代，關于漢字的造字法，有了“六書”之說。“六書”之說與謎語的技術技巧其實具有高度的關聯性。“六書”中的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也是謎語的基本原則與方法，只是有更多生發與引申，所以劉勰還說謎語的美學風格是：“夫隱之為體，義生文外，秘響旁通，伏采潛發，譬爻之變互體，川瀆之韞珠玉也。 ” ( 《文心雕龍·隱秀》 ) 。總之，是中國文字的形、音、義的多變性，給中國謎語特別是字謎提供了形式基礎。自此以后，字謎的傳統綿延未絕，形式與內容都向無限生發的境地擴張，形成中國謎語文化特別的一路，達到了曠世無雙的文化地位。其中一個支脈還反過來為兒童的識字服務，成為狹義的字謎，即以識別漢字為目的的謎語。這類字謎在傳播漢字文化上發揮了歷久不衰的作用，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漢字的象形性、圖畫性與猜謎的形象性、象征性，兩者之間其實就是以形表意和以意表形這樣一個精神本質上的逆反過程。也因為此，中國的歷代文人都有制字謎猜字謎的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