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愛吟誦唐詩，也自然而然將唐詩轉換成日常的修辭。春夏秋冬，二十四節氣，似乎唯有一首雋永的唐詩，才能將每一個時間節點演繹得動人透徹。

“春天的一絲和風到了，那是‘淑氣催黃鳥，晴光轉綠蘋’；夏天的一縷荷香來了，那是‘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響’；秋天的一滴露水凝了，那是‘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冬天的一片雪花飄了，那是‘終南陰嶺秀，積雪浮云端’。順時而動，就是天人合一。”

中央民族大學歷史系教授、隋唐史學者蒙曼，專門研究了浩瀚唐詩中的“四時之詩”。近日，蒙曼教授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中國古代是傳統的農業社會，古人對于季節的變換，對于天氣和大自然，要比今人敏感許多；同時古人的血液里流淌著詩意，大自然本身富有詩意，這些因素融合在一起，造就了唐詩對四時二十四節氣的熱情聚焦、美妙書寫。

沒有現代鐘表的精確報時，古人的春種、夏鋤、秋收、冬藏，全都按照自然的節奏，接受著老天的安排。“他們是看到春天的風吹起來了，才會產生那么多屬于春天的心情，傷春也罷，惜春也罷；看見冬天的爐火紅了，才產生那么多有關冬天的心情，苦寒也罷，溫暖也罷。天氣和人，在中國古人心目中是結合在一起的。”

而在唐詩的“四時之詩”中，古人對天時的敏感，又是與自己的人生追求、心靈世界相互關照的，蒙曼以書寫夏天的唐詩舉例。

蒙曼指出，縱覽呈現四時特色的唐詩，我們會發現寫春天和秋天的詩居多，似乎春花秋月、傷春悲秋，才是四時唐詩的“主旋律”，面對夏天，唐代詩人貌似顯得“詩興不活躍”。但不能否認的是，夏日之詩蘊含了專屬大唐文人的特殊況味，除了清幽剔透之美，更含一番酣暢淋漓的快感與風骨。

何為酣暢淋漓？蒙曼說，有一種是李白在端午時節寫的《江上吟》，“興酣落筆搖五岳，詩成笑傲凌滄州。功名富貴若長在，漢水亦應西北流”，表現了唾棄富貴與世俗的大唐風骨。

夏天還有一種酣暢淋漓的爽快，是元結喝酒的真性情，凡人的快樂。如他的《石魚湖上醉歌》：“石魚湖，似洞庭，夏水欲滿君山青。山為樽，水為沼，酒徒歷歷坐洲島。長風連日作大浪，不能廢人運酒舫。我持長瓢坐巴丘，酌飲四座以散愁。”

蒙曼說：“元結寫，我們家旁邊也造了一個小景，那個景就是石魚湖，你看著是石魚湖，我看著像洞庭一樣浩渺，夏天雨多，水漲起來了，我覺得這個小小的石頭魚像洞庭湖的君山一樣。人要善于造景，眼前很熱，一想廣闊的草原，茫茫的冰川，這時心里會覺得好一點。”

蒙曼說，時任道州刺史的元結，這首《石魚湖上醉歌》寫足了夏天的痛快，更寫足了唐朝的痛快，“詩人拿著一個瓢，酌飲四座以散愁，像食堂大師傅那樣，我給你一勺，給他一勺，大家都喝得高高興興”——但是，此間不僅僅只有夏日享樂的膚淺痛快。

在《四時之詩：蒙曼品最美唐詩》里，蒙曼這樣解讀：和李白、李賀等“神童”相比，元結是更接地氣的“人”，小時候是個浪蕩子，到了十五歲大字還不識幾個，十七歲才折節讀書；但元結又絕不是一介凡夫俗子，考中進士，曾親臨戰場，抗擊安史之亂的叛軍，保全了十五座城池免遭摧殘。

元結做道州刺史時，安史之亂剛剛結束，道州殘破不堪，四萬多戶人家經戰亂只剩不到四千戶。而此時，朝廷依然向道州征稅，連下了兩百多道詔書，恐嚇元結若不交賦稅，就得面臨貶官。“元結說，我們這個地方已如此殘破了，你再征稅，我的老百姓就不要活了，所以兩百道詔書下來跟他要稅，他兩百次回復不行，這要巨大的勇氣。”元結該行為受到杜甫等一干同代詩人的高度贊賞，說他讓“萬物吐氣，天下稍安”。

蒙曼感慨，結合元結當官為民做主的經歷，再讀他書寫的夏日之詩，能從中看出唐代文人的“大節和小節”。“大節是什么？他能文能武，能夠保境安民，能有作為儒家官員愛民養民的操守；然后再看小節，他還有生命的樂趣，大夏天狂風大浪的時候，他到處拿著酒給朋友們喝。”既要堅持“有為”，秉持君子濟世安民的情懷，也要追求快樂，找到發泄憂愁的出口。唐代文人鮮明的氣度和豪情渾然天成。

蒙曼指出，唐詩有風骨，有自由，每個詩人都擁有一種活脫脫的靈魂。“這種靈魂在夏天狂風暴雨、炎炎烈日之下，沒有被壓平，反倒把它催生得格外挺拔，格外銳利，這本身也是唐詩留給我們的一種難得的感覺。”

唐詩、天時、精神叩問，三者相互交纏，密不可分。在蒙曼看來，二十四節氣，就好似古人在漫長的年頭、平凡的生命中所設立的二十四個鼓點，“敲一下，人的頭腦會清醒一下，心靈會透亮一下；再敲一下，又清醒一下，透亮一下”。

敲打著自我生命的鼓點，呼應著天時的鼓點，古人循著“節氣線索”行走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