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論壇】

小說命名是小說創作最直觀、最明顯的外在形式之一。明清時期是中國古典小說創作的高峰期，名家輩出、名作眾多，考察明清小說命名的整體狀況，對于我們當今文學作品的創作、出版、傳播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

明清小說的命名方法豐富多樣，不同時期、不同作家采取的小說命名方法各不相同，主要有以下幾種：

寓意法命名。清代張新之《紅樓夢讀法》揭示《紅樓夢》人物寓意式命名方法：“是書名姓，無大無小，無巨無細，皆有寓意。”《西游記》《金瓶梅》《紅樓夢》等都是充滿寓意法命名的小說，《西游記》又名《西游釋厄傳》，表明作者希望世人消除雜念，清心滅欲，修身養性。《紅樓夢》中人名“甄士隱”(真事隱)、賈雨村(假語存)揭示了真幻結合的創作筆法，茶名“千紅一窟(哭)”、酒名“萬艷同杯(悲)”寓含色空觀，同時預示小說的悲劇結局。

明清小說往往通過命名的形式加強宗教宣傳，體現濃郁的宗教色彩，如《西游記》《鐵樹記》《飛劍記》《咒棗記》等作品都是如此。還有些小說通過命名表達遺民思想，或自寓個人的人生經歷、生活境遇，表達自己對社會、現實的看法，如《草木子》《女仙外史》《野叟曝言》等。

諧音法命名。諧音是漢民族語言文化獨特的修辭方式，明清小說命名中普遍存在諧音現象。《金瓶梅》中西門慶號“四泉”，象征著“酒色財氣”樣樣俱全，一些幫閑人物的諧音法命名也體現諷世精神，例如，吳典恩諧音“無點恩”，作者通過這個幫閑人物的塑造譴責忘恩負義的行徑。清初小說《金云翹傳》中總督府使者華仁諧音“滑人”，意謂奸滑之人；總督府所屬將領取名“卜濟”“裘饒”諧音“不濟”“求饒”，揭露明朝將領昏庸無能、貪生怕死的形象。《紅樓夢》中秦鐘諧音“情種”，賈薔諧音“假墻”，賈蕓母舅卜世仁諧音“不是人”，清客詹光諧音“沾光”、單聘仁諧音“善騙人”等等。近代小說諧音法命名現象也相當普遍，例如，《老殘游記》第四、五、六回描寫的曹州知府玉賢，諷刺晚清著名酷吏毓賢。明清小說作品諧音法命名與人物外貌、舉止、身份、性格、人物和家族命運關系密切，《紅樓夢》中賈家四姐妹元春、迎春、探春、惜春合在一起諧音“原應嘆息”，既預示著這幾位女性不幸的命運，也是對賈府由盛而衰的家族命運的深深嘆息。

以數字法命名也是明清小說常見的命名方法之一，從“一”“二”“三”到“百”“千”“萬”等數字都出現在小說命名之中。明清小說數字法命名與續書、仿作現象有一定的關系，同時，體現豐富的文化內涵，以“九”為例，“九”表示多次或多數，引申而言，象征著知識淵博、見多識廣。《鏡花緣》提到“多九公”，“九”與“多”一起表示此人見多識廣。與此同時，“九”這一數字還表明歷經磨難、終達理想境界，《西游記》第九十九回《九九數完魔盡滅三三行滿道歸根》，唐僧師徒經歷九九八十一難，終于修成正果，作者以“九九”作為回目名稱，寓意深遠。

除寓意法、諧音法等命名方法以外，明清小說命名方法中還有疊字法、諧音法、拆字法、諷刺法、摘錄詩詞法、因夢而命名法、慕古人姓名而取名、引經據典法、取形法等等，還有些作品以東、南、西、北、中等方位為小說命名，《紅樓夢》中四大郡王：東平王、南安王、西寧王、北靜王，比喻“東南西北，平安寧靜”；又有小說以赤橙黃綠青藍紫等顏色詞語命名等，命名方法豐富多樣。

明清小說命名方法呈現多元化的現象，站在我們今天的角度來看，其命名對我們當今的文學尤其是小說創作、出版、傳播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

首先，小說命名體現鮮明的中國特色和中國元素。不少明清小說以“忠”“忠烈”“孝”“義”“喻世”“警世”“醒世”“型世”“省世”“覺世”“照世”“戒”“鐘”“鏡”“針”等作為小說書名，藉以宣揚儒家倫理道德規范，強化小說社會功用，例如，《金瓶梅》以“孝哥”“愛姐”作結，寓含孝義和仁愛的儒家之旨。《紅樓夢》第四十二回提到，鳳姐之女因是農歷七月七日所生，所以劉姥姥為她取名“巧姐”，反映出小說創作與民間風俗文化的關系密切；《水滸傳》《金瓶梅》《紅樓夢》等小說中反映不少民間寄名、綽號等風俗習慣，這些均體現著鮮明的中國特色和中國元素，為我們當今的小說創作、出版、傳播提供了借鑒意義。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更好構筑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應該成為我們當代包括小說在內的文學創作、傳播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

其次，小說命名關注現實，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小說創作與當時的社會背景和時代風氣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這從小說命名方面可以得到一定的印證。明末奸臣當道，黨爭激烈，面臨著內憂外患。在這種特定的歷史形勢下，實學思潮十分興盛，提倡經世致用、崇實黜虛。這在明清小說命名中有著集中體現，《魏忠賢小說斥奸書》《遼海丹忠錄》《皇明中興圣烈傳》《警世陰陽夢》等明末時事小說將“斥奸”“忠”“烈”“警世”等詞語嵌入小說書名，體現出歌頌忠臣、貶斥奸佞的創作意圖。

近代中國內憂外患，文人志士積極入世關注國家命運，因而在小說書名上普遍運用“痛”“恨”“恥”“慘”“血”“淚”“仇”“地獄”等字眼，表達對國家、民族的擔憂、對外敵入侵以及對腐敗無能的清政府的仇恨，如《恨海》《血淚痕》《痛史》《仇史》《慘女界》《活地獄》等。同時，近代小說多以“新”命名，反映當時人們渴求變革的心理，如《新紀元》《新三國志》《新水滸》《新西游》《新中國未來記》等。從事文學創作，應該善于聆聽時代聲音，密切關注時代、關注現實、關注社會，生產更多、更好的文化精品。今天的中國已經邁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我們當今的文學創作包括小說命名，應當充分反映這一偉大時代變遷。

再次，小說命名注重讀者和市場，注重廣告宣傳。明清時期小說編刊者喜歡用“第一”“第二”“奇書”“才子書”等字眼，吸引讀者注意，體現鮮明的廣告意識。《三國志演義》經金圣嘆評點并稱為《第一才子書》之后，竟將《三國志演義》的原名湮沒不聞，可見，“才子書”之名影響深遠。

明清小說編刊者經常在書名中增加修飾語，例如，建陽熊沖宇種德堂萬歷刻《三國志傳》，全名為《新刻湯學士校正古本按鑒演義全像通俗三國志傳》，清代文英堂刊《列國志傳》全名為《新刻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國志傳》。

明清小說出版市場競爭激烈，書坊主為吸引讀者注意，占有圖書市場，采用豐富多樣的廣告手段，小說命名是他們進行廣告宣傳而采取的重要方法之一，這些也可為我們當今的文學創作尤其是小說創作、出版、傳播提供啟示。

最后，明清小說命名中也存在不少缺陷與不足，應引起我們足夠關注。因為市場競爭、牟取利潤等原因，明清小說命名中假托名家創作、評點的現象較為突出。楊守敬撰《日本訪書志補·文章正宗》篇指出：“明代書估好假托名人批評以射利。”利用名人效應，在小說書名之前加上名人“評注”“批評”“評釋”等字樣，這種做法相當常見，被假托的對象包括李贄、陳繼儒、楊慎、鐘惺、徐渭、馮夢龍、李漁等人。受明代空疏學風的影響，隨意更改書名的現象也很嚴重，明人編書喜好隨意改名，何良俊所撰《語林》被改為《世說新語補》即為一例。我們在當代小說創作、傳播過程中應該引以為鑒，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樹立精品意識，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生活需要。

(作者：程國賦，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明清小說命名研究”負責人、暨南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