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古譜資料圖片

敦煌古譜資料圖片

陳應時解譯敦煌古譜音樂會上海音樂學院供圖

【熱點觀察】

敦煌，古代絲綢之路上璀璨的明珠，東西方文明交匯的咽喉，孕育了千年藝術寶庫——莫高窟。當敦煌壁畫上的古老樂器和精美服飾走出洞窟，和中國民樂一道，走到人們身邊時，會是一種怎樣奇妙的相遇？

在上海音樂學院，記者見到了“古樂·新聲——陳應時解譯敦煌古譜音樂會”的主創(chuàng)團隊。繼去年首次亮相“上海之春”國際音樂節(jié)，隨后參加上海市文廣局大型舞臺藝術作品展演、赴敦煌參演“古樂重聲”音樂會，再赴奧地利參演維也納中國新年音樂會，一路收獲中外觀眾的熱情和學者的真誠建議，讓團隊成員興奮不已。最近，他們正在對音樂會的曲目和舞臺呈現(xiàn)進行第三輪打磨，4月15日剛剛完成作曲部分的修改。

“我們希望將陳應時教授通過數(shù)十年研究解譯出的敦煌樂譜進行‘再創(chuàng)造’，既遵循古譜的原來含義，讓觀眾能領略到古代韻味，又通過民族樂器，按現(xiàn)代人的審美需求進行配器創(chuàng)作。”擔綱音樂會總策劃的上海音樂學院院長辦公室主任、東方樂器博物館館長史寅說，這也是音樂會定名為“古樂·新聲”的考慮——千年古樂出新聲，敦煌古譜“活”起來。

破譯千年“天書”

敦煌古譜，距今有1000多年的歷史，是我國現(xiàn)存最早的樂譜之一，在中國古代音樂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敦煌樂譜P.3808全卷現(xiàn)存25首，為唐代世俗歌舞樂，抄寫于長興四年(公元933年)前，其譜式為琵琶譜，封存于敦煌莫高窟。清光緒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重見天日，但又輾轉流落到了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古譜有《品弄》《傾杯樂》《急曲子》《撒金砂》《又慢曲子西江月》等樂曲。

這些古譜素有“千年天書，百年解釋”之謂，譜字與符號極其晦澀，解譯困難。百余年來，世界各地的學者皓首窮經(jīng)，孜孜不悔。

最早致力于敦煌樂譜解讀的，有法國漢學家伯希和、日本古譜學家林謙三，接著中國學者也開始著手研究。其中，上海音樂學院教授陳應時的研究獨樹一幟。從1982年發(fā)表《解讀敦煌樂曲的第一把鑰匙》至今，陳應時已公開發(fā)表近40篇敦煌古譜研究論文，在中國古譜學、樂律學等領域作出了杰出貢獻。2007年，憑借專著《敦煌樂譜解譯辯證》，陳應時獲中國音樂金鐘獎理論評論獎一等獎，2014年獲第26屆小泉文夫音樂獎。

“敦煌樂譜是認識中國古代音樂極為重要的窗口，上海音樂學院的敦煌古樂研究在學界一直處于領先地位，并產(chǎn)生廣泛影響。”史寅介紹，上世紀80年代初，上海音樂學院教授葉棟發(fā)表《敦煌曲譜研究》一文，并將25首樂曲根據(jù)自己研究所得，全部解譯付諸演奏錄音，在國內(nèi)外引起強烈反響。而陳應時發(fā)現(xiàn)，“這些譯譜無疑都各具價值，但仍沒有達到令人滿意的結果”，比如敦煌古譜中的符號，究竟代表什么還沒弄清楚。陳應時由此開始了自己的研究。

陳應時對敦煌古譜研究的一大貢獻是首創(chuàng)“掣拍說”理論。他從北宋沈括《夢溪筆談·補筆談》和南宋張炎《詞源》中得到啟發(fā)，于1988年發(fā)表論文《敦煌樂譜新解》和25首譯譜，對敦煌曲譜的定弦、節(jié)奏、同名曲重合等疑難問題作了合乎邏輯的解譯，樂句結構謹嚴，旋律運行通順，調(diào)性、調(diào)式感清晰。

當這些古譜譯成現(xiàn)代樂譜之后，它們便不再僅僅是紙面上的文物了。沉睡千年的古曲，穿越時間隧道悄然回到人間。

賦予古樂新生

古樂譜“解碼”之后，能否真正“活”起來，在當代進行舞臺呈現(xiàn)？

這一次，當《品弄》《傾杯樂》等陳應時研究成果中的敦煌古譜解譯精品，經(jīng)過數(shù)位專家學者尋律編配后，以竹笛、琵琶、揚琴、古箏等中國民族樂器奏響時，有專業(yè)聽眾感慨：千年前的敦煌古樂終于重獲新生。

將古譜用舞臺藝術呈現(xiàn)，也是陳應時敦煌古譜研究的著力點之一。1989年，他發(fā)起成立中國古樂團，舉辦《唐朝傳存的音樂》音樂會，奏唱了日、英、德、中等國學者解譯的敦煌曲譜及其他唐傳古譜，讓公眾對古樂有了更直接的感知和了解。

古代音樂和當時的社會生活緊密相連。日本學者林謙三將敦煌古譜按其三種抄寫筆跡分為三組：第一組10曲、第二組10曲、第三組5曲。陳應時注意到，敦煌樂譜第一組所用的音階和現(xiàn)今新疆維吾爾族音樂的音階基本相同。古老的樂譜與當下生活有千絲萬縷的關聯(lián)，這讓陳應時無比欣喜，他嘗試根據(jù)自己的譯譜探索敦煌樂譜中的西域古曲。他還拿出了一些沒有公開發(fā)表的敦煌譯譜，交給新疆當?shù)氐囊魳饭ぷ髡撸麄兘Y合民族音樂的特點譜出了新的旋律。

讓古樂“活”起來，借由古老的音符和旋律，探究社會生活史和藝術史的變遷，從中回溯歷史的源流，讓歷史走進當下，或許是古代音樂研究者的共同愿望。《品弄》為敦煌古譜第一首，明代王驥德《曲律》錄《樂府混成》有“大品小品”之謂并附《小品譜》兩首。“品”，近于古琴“品弦”“調(diào)意”“開指”，即按調(diào)弦法調(diào)好琴后的一個試奏小品或小曲，沒有特定內(nèi)容。在陳應時解譯敦煌古譜音樂會上，青年作曲家李墨以古譜為基礎進行編配，以琵琶、中阮、古箏等彈撥樂器為主奏樂器，樂曲在打擊樂和笙、笛、篳篥等吹打樂器的襯托呼應下，緊湊遞進，表現(xiàn)出鏗鏘有力、莊重肅穆的氣勢氛圍。

“敦煌古譜的文化內(nèi)涵極深、翻譯難度極高。古譜樣本本身由于原來是琵琶樂器的單旋律樂段，所以信息較少且單一，并不能夠用直接彈奏的辦法來進行舞臺呈現(xiàn)，也不符合現(xiàn)代舞臺展演的要求。”史寅告訴記者，策劃這場音樂會時，明確將工作的主要方向放在二度創(chuàng)作上，即展現(xiàn)古譜的獨特神韻，以現(xiàn)代人的認識、現(xiàn)代創(chuàng)作的意識、現(xiàn)代表演的手段，及運用多媒體展示學術成果的形式，來再現(xiàn)這一輝煌的學術成就。

值得一提的是，為了原汁原味地呈現(xiàn)古樂之“古”，作曲家們首先把每首曲子的曲調(diào)原封不動地呈示出來。呈示完之后，再根據(jù)這些音調(diào)去發(fā)展和延伸，將十幾小節(jié)構成的樂段，巧妙發(fā)揮，編配成一首首完整的作品，令人耳目一新。

展現(xiàn)國樂魅力

這場跨越千年的音樂對話，呈現(xiàn)形式豐富多樣，既有民族室內(nèi)樂，又有民族管弦樂。在樂隊編制上，打破了原有琵琶單聲部旋律，加入了竹笛、笙等吹管樂器，古琴、古箏等彈撥樂器，編鐘、排鼓等打擊樂器；還選用了二胡、中胡等拉弦樂器以及柳琴等近代民族樂器，因此旋律更具歌唱性，音效也更為活潑靈動。

“因陳出新，卓爾立派，究釋古樂之譜；應時生化，斐然成章，演繹敦煌之曲。”關于音樂會，上海音樂學院黨委書記林在勇寫下一段感言。

在他看來，對敦煌古樂的傳播還不夠。進一步開發(fā)優(yōu)質(zhì)學術資源，把中國音樂的故事講好，把多彩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呈現(xiàn)給世界，是他下決心推動創(chuàng)作這臺音樂會的初衷，也是上海音樂學院理當承擔的使命。

《長沙女引》為敦煌古譜第二十首，文學家任二北曾據(jù)唐人詩句“姑蘇太守青娥女，流落長沙舞柘枝”，推測《長沙女引》即唐代名曲《柘枝引》。音樂會上，以琵琶、古箏、揚琴、笛簫四重奏演繹這部作品，琵琶主奏旋律，配以笛簫、揚琴的長音伴奏，悠揚典雅。當舞臺燈光聚焦在舞者身上時，仿若壁畫中的女子婀娜而出，勾勒出一幅令人神往的畫卷。

民族管弦樂合奏曲《水鼓子》是整場音樂會的最高潮，由上海音樂學院教授、上海音樂家協(xié)會理事朱曉谷編配，是敦煌古譜第十八首和第二十五首的結合體。全曲氣氛熱烈，節(jié)奏急促，富有變化，樂器的演奏與舞蹈演員、聲樂演員的演繹相映生輝，展現(xiàn)出大唐盛世的宏偉氣度。

史寅告訴記者，音樂會將25首敦煌古樂編配成13首樂曲，樂隊編制各不相同，有的增加了演唱，并復原了一些當時的樂器(如篳篥、排簫、笙、古琴)，有的增加了一些宋朝以后才出現(xiàn)的樂器。主創(chuàng)團隊結合上海音樂學院東方樂器博物館、亞歐研究中心、古譜研究中心等多個部門的研究成果，加強對敦煌樂器復原的研創(chuàng)，為這臺音樂會定制了十余種“敦煌樂器”，從而讓音樂的表達更加完美。

用音符奏響神秘又古老的“天書”，不僅限于給古譜音樂進行配器，也不僅僅是演變?yōu)闃逢犘螒B(tài)，還要通過系統(tǒng)學習、實地臨摹和反復研讀古譜，進一步考察了解當時的文化背景，深挖古譜當時的音樂語境，對古代音樂的呈現(xiàn)方式作進一步思考。

史寅說，“敦煌樂譜作為琵琶曲，作曲家們巧妙地采用琵琶的伴奏音型進行發(fā)揮。但要完全達到古代樂曲的思維邏輯是很難的，還有待深入研究。我們期待通過這臺音樂會，推動對敦煌音樂和古代樂器的進一步研究，假如相關成果能引起國際社會的共鳴，對‘一帶一路’沿線樂器的傳播、演變和相互交匯帶來積極影響，那我們的收獲就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