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廣網北京5月27日消息  近日召開的亞洲文明大會上，《詩經》《論語》與《塔木德》《一千零一夜》《梨俱吠陀》《源氏物語》被列為是亞洲文化交流第一級別的經典。那么，豐富燦爛的華夏文明成果中，為何是《詩經》《論語》成為代表性的文化名片？

要弄明白這個問題，我們得從中華傳統文化經典的生成、框架和流變著眼。

先秦時期，是我國源遠流長而又豐富燦爛文化經典的生成時期，商代晚期文字成熟以前，我們已經積累了豐富的、活態的、多元的文化資源，而整個周代則是得力于發達的文字符號(超過當下)、熏染于濃郁的禮樂文化氛圍，對文化資源進行整合提升進而形成“元典”的“軸心時期”——這也正是“元典”包含豐厚的闡釋資源的內在原因。自漢至宋，我們形成了以“五經”“四書”為核心的儒學經典傳承系統，也形成了“經、史、子、集”這“四部”分類的經典傳承框架。

實際上，所謂的“經部”，即是從史部、子部、集部中精選出來的歷史、哲學、文學經典代表，而所謂的“經學”，即是對這些經典的傳習之學。所以我們今天傳承傳統文化，經過歷代選擇和發揮的“五經”“四書”，顯然是第一級別的綱目(其局限后面再論及)。

眾所周知，《五經》，包括《周易》《詩經》《尚書》《春秋》《禮記》。《尚書》、《春秋》與《禮記》歷史文獻價值更高，《周易》的哲學意味更為濃厚，而《詩經》的文學色彩則更加鮮明，在孔子的時代，“詩三百”本來都是合樂可歌的，從思想傳播的角度上來說，《詩經》既在體例篇幅上易于承繼，又在音律韻味上利于遠播，本身就具備優越的質素。文學形式對于思想傳播的有效助力，使得《詩經》歷來為蒙學所重，即便在日本、韓國、越南等亞洲國家也是如此，16世紀前后，《詩經》也經法國耶穌教會傳教士金尼閣等人翻譯成拉丁語傳入西歐。

我們今天來學習《詩經》，一方面當然不能無視其生成時代的禮樂文化氛圍，但另一方面也不能不清楚《詩經》學術史上片面依托儒學精神解經的偏頗。從整體華夏文化的生成系統上來說，如果不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反而會加劇對儒學經典的質疑，不僅不利于《詩經》的傳播，也不利于“一帶一路”背景下的文明對話。客觀地說，《詩經》主體還是華夏民族在黃河流域以農耕生活為主的背景之下的質樸歌謠，因為這種生存方式和生活場景并未中斷甚至對于人類的未來還是至關重要，所以《詩經》依然是我們認知自身并幫助其他民族理解中華文化的重要載體。

《論語》本為子部之書，很早即傳入朝鮮半島，4世紀后期經朝鮮又傳入日本，對日韓文化影響極為深遠。在中國，唐代古文運動的領袖韓愈、柳宗元在儒學復興思潮中已經大力推揚孔子、孟子，到了南宋時期經由朱熹將《論語》《孟子》連同《大學》《中庸》一并提升為一級經典，元代進入科舉考察范疇，此后即受到特別的重視，而《論語》以其作者更為重要，體例精煉雋永，更適于記誦傳播。

從世界文化范圍的傳播來看，《論語》并非是子學中唯一受到廣泛關注的智慧經典，據統計，《道德經》翻譯語種超過50種(何海明，2018)，數量僅次于《圣經》；而《孫子兵法》在世界范圍內的影響也不容小覷。然而，若我們需要在諸子百家中首推一種，則非《論語》莫屬。其原因何在？主要是因為《論語》是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記錄，而孔子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代表。

我們需要客觀審視儒學經典的局限性，但縱觀儒、墨、道、法、兵、縱橫等各家思想，儒家思想，還是與世界各民族文化傳統具有最大公約數和重合度的一種文化，因為他聚焦的是人的生存繁衍的問題。從批判的角度講，道家思想和法家思想，可謂是“目中無人”，一者視生民為草木，一者視生民為禽獸。而墨家思想，正如莊子所論，從某種角度上來說是“奴隸人”之道——盡管這個“奴隸主”并不是天子，而是“天志”，所以墨家思想高尚而近乎宗教，但卻無視了個人的生活和情感。相比而言，只有儒家思想，離開了所謂的天道自然，尊重了人的血親和情感。孔子的理論體系，李源澄先生在《諸子概論》中歸納得最好，叫做“本仁”“依位”與“復禮”，也就是一本于仁愛之心，在不同的關系中恪守不同的道德綱目，例如父子是慈孝、君臣是惠忠、朋友是信義等等，這些情感與觀念落實在行為上，就是一套秩序化的禮儀。

從今天的立場來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無疑是最具有先進性的理論體系，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框架來反觀傳統文化，儒家思想在個人和國家層面上的關鍵詞中占據較大比重的融通點，然而在社會層面上幾乎全面的“失語”的。即便在個人層面上，儒學在封建社會漫長實踐中也有值得警惕的后果，概括來說就是“任情”與“無能”。所謂任情，就是在“情感正當”的前提下放任自己的自私行為。自孟子闡明性善四端至王陽明“致良知”與“知行合一”，儒學不斷向實踐論發展，但皆是在人的良好本性上下功夫，要抵抗自身及他人的惡性侵襲，尚需其他學說的輔助，否則難以避免因無能為力而導致的虛偽甚至背反。這些問題，需要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框架下重新思考，以正確傳播其經典內涵。

綜上所述，《詩經》《論語》作為華夏經典代表中一級綱目中的首選，有其自身的價值基礎，不容置疑，然而，其共同依托的儒學背景，有必要在世界各民族文化傳統的比較中得到清醒認知。(作者系中國傳媒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中文系黨支部書記兼副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