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譽為“國寶”的編鐘古樂是荊楚文化的典型代表之一

虎座鳳架雙面鼓：典型的戰國時代楚式風格

荊楚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楚”字本身就蘊含著不忘初心、積極進取、團結奮發、眾志成城、開放融合、自強不息的精神。這種精神深深植根于中華文明之中，散發著歷久彌新的文化魅力。

荊楚文化，是周代至春秋戰國時期在江漢流域興起的一種地域文化，繼承了許多商周文化特點，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湖北是荊楚文化的主要發祥地，古代的“荊楚”，其地域范圍大致以今天的湖北省為主體。今天的湖北人，也常將本省稱為“荊楚大地”。

從“荊”“楚”二字中，我們可以窺見古代楚人的生活之本與文化根基。從詞源上看，“荊”“楚”同義，“楚”，是一種灌木的名稱，也叫作“荊”，屬落葉灌木，或小喬木，枝干堅勁，可做杖。我們從《國風·周南·漢廣》中可以找到“翹翹錯薪，言刈其楚”的詩句，在《說文解字》里也可以看到“叢木，一名荊也。從林疋聲”的釋義。

湖北地處荊山山脈，“楚”或者“荊”這種灌木，在南方江漢流域的山林中極為常見，用作薪柴，是古代人們常用的生活資源。早在商代，北方就以荊楚來稱呼江漢流域的南方地區和南方部族，比如《詩經·商頌·殷武》中所說，“維女荊楚，居國南鄉”。

從字源演變來看，“楚”是形聲字，甲骨文中的“楚”字由“林”和“足”構成，“足”既表聲又表意。“楚”的一種解釋是，穿行于草莽荊叢之中。可見，“楚”字很可能本身再現了楚國先王帶著楚人在山林中艱苦開辟國土的場景。當年，楚先君熊繹率領楚人，在自然條件比較差的荊山墾地，經過數十年艱苦奮斗，楚國的疆土不斷擴大，財富日益增多，軍事力量不斷增強，一躍成了江漢霸主，從而開創了楚國波瀾壯闊的歷史與燦爛豐富的文化。

“篳路藍縷”典出《左傳·宣公十二年》，“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篳路藍縷”，也可寫作“蓽路藍縷”。“篳”同“蓽”，指荊條等，也泛指荊條、樹枝等編織物。在今天這個成語的使用頻率也頗高，不過常常會出現一些誤寫、誤用的現象。誤寫、誤用的一個重要原因，可能就是對這個成語與荊楚文化淵源理解不夠。

中華民族歷史上經歷過很多磨難，但從來沒有被壓垮過，而是愈挫愈勇，不斷在磨難中成長、從磨難中奮起。荊楚先民“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艱苦創業精神和自強不息的斗志，早已經深深烙印在中華文化中，為中國人民迎難而上提供了強大的精神資源。今天，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嚴峻考驗下，全國人民上下一心不畏艱難共渡難關，不正是這種精神的體現么？

楚國波瀾壯闊的歷史，既是文化不斷融合的歷史，也是自強不息的歷史。從春秋開始，楚國迅速強盛起來，尤其是到了楚莊王時，楚兼并了周邊的許多小國，成為南方大國。作為春秋戰國時期的大國和強國之一，楚國在800多年的歷史長河中創造了燦爛輝煌的文明成果。楚國獨特的青銅鑄造工藝、巧奪天工的漆器工藝、絲織刺繡工藝、八音齊全的音樂、美妙絕倫的舞蹈、義理精深的哲學、汪洋恣肆的散文、驚采絕艷的辭賦，都是寶貴的文化遺產。其中最為世人推崇的是楚辭。

楚辭被譽為中國浪漫主義文學的源頭，運用楚地的方言聲韻，敘述描繪楚地的山川人物、歷史風情，具有濃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黃伯思在其《東觀余論》中所說，“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只要提楚辭必然要說屈原，楚辭是屈原創作的一種新詩體，感情奔放，想象奇特，對于其后產生的漢賦更有直接的影響，屈原忠貞不屈愛國愛民的品格，使他成為后世中國知識分子的楷模和典范。

《楚辭》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浪漫主義詩歌總集，對整個中國文化系統具有不同尋常的意義。《楚辭》在詩壇開創了一種文學傳統，詩歌、小說、散文、戲劇皆從中汲取精神與藝術的滋養。對楚辭及其歷史所做的研究，被稱為“楚辭學”，其上迄漢代，興起于宋代，近現代更成為中國古典文化研究重要內容。《楚辭》早在盛唐時便流入日本，16世紀之后，傳入歐洲，至19世紀，楚辭引起歐美各國廣泛關注，各種語言的譯文、研究著作大量出現。

在中華文明的歷史長河中，荊楚文化以其特有的風貌，澤被后世。荊楚文化的氣質與中原文化形成互補。文化學者于丹曾這樣對比二者：中原文化是尚禮的、現實的，強調對規則的服從，講究以節制為美，敬鬼神而遠之；而楚文化是樂生的、浪漫的，靈魂可以上天入地，汪洋恣肆。楚文化有著開放融合的氣質，荊楚部族在與北方商王朝的交流中也吸收了先進的商文化，為自身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融匯了中原文化和南方文化，不僅豐富了楚文化自身，也為楚文化滋養后世奠定了基礎。

荊楚文化，既是彌足珍貴的歷史文化資源，也有著非常重要的時代價值和堅韌的生命力。武漢是英雄的城市，湖北人民、武漢人民是英雄的人民。當下，身處全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主戰場，湖北人民、武漢人民為奮發進取的荊楚文化增加了新的時代注解。

對荊楚文化，我們飽含深情。

(作者單位：北京市社會科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