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孔圣風采 千古如見 存世最古的嘉靖沈藩刻本《圣跡圖》

在中國古代，孔子是被當作“圣人”崇奉的。《圣跡圖》即是根據《論語》《史記·孔子世家》及宋儒朱熹纂輯的孔子事跡，繪圖、敘事、題贊的連環畫讀本，亦即孔子的畫傳，圖文并茂、雅俗共賞的孔教宣教書。

在中國古代，《圣跡圖》大致通過三種方式制作、傳播，即：石刻、繪畫、版畫，其中尤以版畫為大宗。蓋版印可以化一紙為千百，行眾及遠，自然成為通過《圣跡圖》來傳播孔子思想、事跡最有效、最便捷的手段。版印《圣跡圖》所起甚早，有人說在印刷術的初起階段唐代就有了，阿英先生在《中國連環畫史話》中說：“孔子傳記連環圖畫《圣跡圖》，據說宋朝已經有了，只是我還沒有見到。”不過，對這些語焉不詳，既無實物遺存佐證，也不見文獻記載的“據說”，姑妄聽之也無不可，實在認不得真。清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卷三載，元大德年間（1297—1307），孔子第五十三代孫孔津編刊了一部《孔圣圖譜》，共三卷，首卷為圖，這應該是有明確記載的最早的刻本《圣跡圖》，但書已不傳，難明究竟。

這套《圣跡圖》（書為中貿圣佳任國輝先生攜來共賞，以下即簡稱“中貿本”），框縱34.8厘米、橫67厘米。經折裝。卷首冠《史記世家》一文，書題下刊“漢司馬太史遷撰，宋朱文公熹纂”。第四頁起為圖，首“先圣小像”一幅 ，繼為繪寫孔子“圣跡”的圖畫，始于“孔子母徵在禱于尼山而生孔子”，迄于“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祀焉……太牢之祀百代伊始”。總三十七圖，圖后有沈藩《刻孔子圣跡圖跋》、鄧文質《圣跡圖跋》和張楷《右孔子世家一通》各一篇。書被當初的持有者重新裝裱過，《右孔子世家一通》似本應接續在卷首《史記世家》一文之后，圖畫之前的，卻被誤裝到了書末。沈藩《跋》云：“惟皇御歷垂統，適嘉靖戊申春孟吉旦，潞癢姚生正貢之期，西還得《圣跡圖》一冊，謁余以獻。……斯圖也，梓之，豈載擅美而傳遠，亦將報本于萬一也。”末署“皇明親王沈藩南山子熏沐并書”。知刊于嘉靖戊申（嘉靖二十七年，1548）。各圖皆無圖題，圖右刻文略述本圖所繪事跡，文后有贊。查《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存世的《圣跡圖》本子中，與此本有關聯或出自同版的本子有三：

一是1958年，鄭振鐸先生輯錄《中國版畫史叢刊》時，將其舊藏（現歸于中國國家圖書館）《圣跡圖》影印出版，在為這部《圣跡圖》撰寫的跋語中，先生說：這部《圣跡圖》“是明正統九年（1444）刊本。今所見的諸本刻本《圣跡圖》，無早于這個本子的了”。先生的依據，大概是圖前《右孔子世家一通》署“正統甲子秋七月望日四明張楷盥手謹書于西臺公署”。張楷（1398—1460），字式之，永樂二十二年（1424）進士，官至南京僉都御史，彩繪《圣跡圖》長卷，圖二十九幅（存藏孔子基金會），并以之為刻石、鐫木之粉本。石刻曾置于上海青浦大盈孔廟啟圣祠中，今已不存（有拓本存中國國家博物館），木刻本已佚，今人已經看不到了。明萬歷前所刻《圣跡圖》，幾皆以正統本為母本，《右孔子世家一通》也照刻不誤，故署款時間和其間某一版本的梓行時間并不見得一致。1963年文物出版社印行的《西諦書話》發現了這個問題，并為之正誤，言“鄭藏本”實為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沈藩朱胤栘據正統九年（1444）本的翻刻本，亦即應與本文所述嘉靖本同版。但取兩本詳加勘對，卻發現有很大不同：

兩本有部分圖版如《先圣小像》《退而刪定詩書》全同，但也有部分圖版存在較大差異，如“先圣未生時有麒麟吐玉書”一圖，“中貿本”左半部分畫面繁復，“國圖本”將回廊、花木，地面的草叢全部略去；“先圣誕生之夕，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一圖，畫面上彌漫的云氣，殿閣旁蔥郁的林木全然不見；“孔子學琴于師襄”一圖，人物形象、服飾、站位、動態、表情基本相同，但布景幾乎全被省略，松樹的畫法也大不相同，類似的情況還有很多，茲不一一列舉。大致是“國圖本”僅保留了“中貿本”（沈藩本）的主要故事情節，作為場景烘托的細密、繁復的背景描繪則多被略去。至于線刻的運用，“中貿本”柔韌、細密、生動，“國圖本”粗糙稚拙，更有云泥之別。

還有一點是，題贊皆為楷書，“中貿本”行距整齊，字體清秀，雕鐫工整，“國圖本”行距歪斜，字劃潦草。另前冠《史記世家》，雖然都占六個折面，行款格式也大不同。

其三，“國圖本”無鄧文質《圣跡圖跋》和沈藩《刻孔子圣跡圖跋》二篇跋文，而此兩文恰恰是鑒定版本的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依據。

綜上所述，可以肯定“國圖本”與“中貿本”不是同版，而是出自不同刻家、不同畫家、不同鐫手的別本。細審“國圖本”全書，并無片紙只字可以證明其為嘉靖本的文字材料，不知定為嘉靖二十七年（1548）沈藩刻本，所據為何？或曰鄭先生之所以判斷有誤，是“國圖本”沈藩跋和鄧文質跋皆佚失所致。但兩書既非同版，又何來“佚失”之說？沈藩名朱胤栘，封憲王，封地在山西潞州，薨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即書刻成之后一年，不可能在死前一年刻成不同版本的兩種《圣跡圖》，也沒有蛛絲馬跡表明其和“國圖本”有任何關系，亦即“國圖本”應本無此跋。進而言之，以“中貿本”之跋，毫無來由地去佐證一個并非同版書本的梓行時間，豈非南轅北轍？當然，“國圖本”畫風古樸，應也是《圣跡圖》的早期刊本。

二是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嘉靖二十七年（1548）沈藩刻本。2017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影印出版了該本子。與“中貿本”兩相比較，圖畫、行款、字體絕無二致，出自同版無疑。然亦有兩點不同：一是“北大本”缺第十二圖，非為全帙；“中貿本”為完璧；殊屬難得。二是“北大本”為在墨線圖上的手工敷彩本，“中貿本”原汁原味，未做任何人工涂飾。我浸潤古版畫有年，經眼之敷色本多矣，坦而言之，我是不大喜歡此類畫片的，原因無他，唯在即使色彩絢麗，設色妥帖，也是徒增眼目之娛，卻在很大程度上遮蓋了木刻畫的原始韻味。

沈津撰《〈圣跡圖〉版本初探》，（沈津：《〈圣跡圖〉版本初探》，載《孔子研究》2003年第1期）言北大圖書館藏有明正德本《圣跡圖》，也是一個人工敷彩本，為現存最早之本。不知其言是否系據“中貿本”鄧文質《跋》署“正德元年”而言。實際上此跋原為明正德元年（1506）孔公才揚州江都刻本的跋。跋中有“吉府賢王復加增益至三十有九”“江都尹公才實宣圣云裔，偶有得其善本，謂然嘆曰：‘先祖圣跡，反有賴藩王都憲’” 等語，亦即吉藩得張楷本，增繪至三十九圖（1995年嘉德拍賣會現吉藩繪本，今不知藏于何處），孔公才“詎敢惜俸資不為先德侈焉”，因刻印行世。沈藩本當源于孔公才本，故附刻其原序于后，沈文以之作為嘉靖本刊梓年代的依據，是張冠李戴了。正德本亦佚，筆者以之請教北京大學圖書館善本部主任李云先生，先生亦言北大不藏正德本，“正德本”云云，是對沈藩本的誤記。

由上述可知，就現今存世之《圣跡圖》而言，嘉靖二十七年（1548）沈藩刻本已是存世之本中最古者。

鄭振鐸先生曾言：“所有這些《圣跡圖》，在考古學、歷史學上的價值并不高”，誠哉斯言。蓋古人作《圣跡圖》，并不在于對春秋時期社會生活的考察，而是“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藝術創作。明清兩代，《圣跡圖》刊版甚伙，版本之多，如過江之鯽，我經眼就不下二十種。眾所周知，明嘉靖時期是古代版畫“光芒萬丈的萬歷時期”（鄭振鐸語），達于極盛的前夜。此本構景造意法度謹嚴，背景描繪細膩，界畫嚴整，人物刻畫生動傳神，孔圣溫、良、恭、儉、讓，睿智含蓄的形態特征盡現于畫圖，至圣先師，千古如見。用線細勁流暢，細密精微，圖紋高雅，即使較之于晚明徽版名工所鐫，亦無少遜，且更多了幾分大氣、恢宏的氣韻。藩府擁有雄厚的財力、物力，“時稱沈藩多才焉”，亦即也有深厚的文化底蘊，王府亦不乏高手畫工、鐫手，遂成此佳刻。與之相比，“國圖本”雖也是早期刊本，但構圖因繁就簡，用線也略顯稚拙，更多的是民間藝匠的特色。后世之私坊所刊，亦無可與之并美者，稱之為明清版刻《圣跡圖》之第一神品佳構，絕非溢美。

北京大學圖書館李云先生在《孔子“圣跡圖”繪刻與收藏初探——記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圣跡圖”》（載：《長沙大學學報》第19卷第1期）一文中，曾贊譽北大藏本為“現今大陸所存最早最好的《圣跡圖》”。就“中貿本”而言，我想在最早、最好的考語上，還應加上繪鐫最精、保存最為完整、最能反映木刻畫原貌的珍稀善本。魯迅先生在《“連環圖畫”辯護》一文中說：“中國的《孔子圣跡圖》，只要是明版的，也早為收藏家所寶重。”先生此論，距今已逾近九十年，何遑今日？世之博雅君子，當知寶而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