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先生提倡以“地下之新材料”與“紙上之材料”相印證的“二重證據法”,即以出土的古文字資料和傳世文獻互證,是研究中國古代歷史的不二法門。新中國成立以后,學者們利用商周青銅器銘文研究先秦史,新知疊見,收獲頗豐。今擇其要者,結合拙見,以作介紹。

 一

  1976年12月,位于陜西省周原遺址內的扶風縣白家村南,發現一處窖藏青銅器,共103件,其中有銘文者多達74件。據銘文內容,是西周微氏家族幾代人的藏品,史墻盤即是其中最為著名的一件國寶級青銅器。器主“史墻”是西周中期周王朝的史官,祖先于武王滅商時投奔周王并供職朝廷,其后人遂世襲為史官。

 史墻盤銘文共284字,內容分上下兩篇。上篇所述自周文王始,至時王(周恭王)止,稱頌七代周王的功績。下篇所述自微氏高祖始,記載五代祖先事跡,最后至史墻本人,以自贊模范表率和求福之辭結束。內容翔實,評述得體,詞匯豐富,不亞于《尚書》一篇。

 史墻盤出土和銘文資料公布后,學術界討論熱烈,前輩、時賢發表的許多優秀文章,對其宏旨大義,抉發殆盡,尤其是對西周前期的歷史,使我們更增添新的認識。

 文王為西伯,僻處西陲,在與強大的中原商王朝的博弈中,能與周邊諸小國家和平共處,逐漸形成政治合力圈,史墻盤銘文稱文王“盩和于政”,因此受到“上帝降懿德”和“大甹(屏)”,能夠“匍(撫)有上下,受萬邦”。突出其在政治上的“和”,在今天仍有啟迪作用。

 武王滅商,是商周革命的重大歷史事件,《書·顧命》稱“用克達殷,集大命。”《正義》謂“用能通殷為周,成其大命,代殷為主。”近人解釋《尚書》“達”字,多讀為“鞭撻”之“撻”。史墻盤銘文稱武王“遹征四方,達殷(悛)民”,是說武王征服四方,鞭撻商國,使其民改正向善,可見“達”確當讀為“撻”,知舊訓“達”為“通”非是。史墻家族本為殷商遺民,故而用隱晦筆法記錄此段歷史。

 昭王十六年、十九年兩次親征楚國,目的是保障中原王朝獲取長江中下游青銅礦產資源的南方道路(即曾伯(圖1)簠銘文所說的“金道錫行”)暢通。結果“喪六師于漢”(《初學記》卷七引《古本竹書紀年》),昭王“沒于水中而崩”(《史記·周本紀》正義)。史墻盤銘文稱昭王“廣能(懲)楚荊,唯奐南行”,是說昭王懲伐楚荊,使“南行”即南方通道擴大暢通。此既頌揚了昭王的功績,也為尊者諱“喪六師于漢”及“沒于水中而崩”之恥,隱惡揚善,不愧為史家手筆。

 二

 大禹治水傳說,記錄的是中國上古史中的一件偉大事件,《尚書·禹貢》載:“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書序》也說:“禹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禹是受天(上帝)的命令去平抑洪水、整理大地的,見《尚書·洪范》箕子之言:“我聞在昔鯀陻(堙)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范九疇,彝倫攸敘。”禹的事跡,從《詩》《書》《山海經》及《史記》等都有記載,但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古史辨”討論中,禹究竟是天神還是人王,大禹治水傳說是否可信,甚至中國歷史上的夏朝是否存在,都成學者懷疑和辨析的事。

 青銅器銘文中有關禹的記載,舊見于兩件春秋時期青銅器,秦公簋記“鼏宅禹責(跡)”,齊侯镈記“處禹之堵”,僅此而已。2002年春,保利博物館從香港征集回歸一件西周青銅器—(圖2)公盨,銘文長達98字,開篇就說:“天令禹尃(敷)土、隓(墮)山、叡(浚)川。”銘文大意是說上天命令禹用敷土、削平一些山崗的方法來堙填堵塞洪水,同時結合疏導河流的手段,治理水患。根據器形特征,(圖2)公盨的年代大致在西周中期后段,其銘文所記,可以和傳世文獻對讀,證明《尚書·禹貢》《洪范》篇及《史記·夏本紀》中記載大禹治水事跡之可信,其絕非出于戰國時期人的臆造。同時對有關傳世文獻的成書年代,也提供了新的認識。

 值得指出的是,(圖2)公盨銘文在敘述大禹治水事跡后,又謂:“廼(乃)奏(疇)方、埶(設)征(正),降民,監德;廼(乃)自作配,鄉(向)民;成父母,生我王,作臣。厥沬(貴)唯德,民好明德,(圖3)(羞)在天下。”最后以“(圖2)公曰:‘民唯克用茲德,亡(無)誨(悔)。’”結束。銘文大意是天為民立法立王,導民以德,禹是君王的典范;治民者應該有德于民,為民父母;因為天以德為貴,所以民喜好明德,則天下和順。其與《大戴禮記·五帝德》謂禹:“巡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為神主,為民父母。”《尚書·洪范》謂:“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郭店楚簡《尊德義》謂:“故率民向方者,唯德可。”《尚書·呂刑》謂:“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以及《左傳·莊公三十二年》謂:“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皆可對讀和互證。(圖2)公盨銘文全篇突出強調的是以“德”為中心的觀念,這是西周倫理思想的骨干,也是歷來被人們視作修身養性、完善自我乃至治國安邦的根基,在今天仍不失為積極意義。

 三

 唐代大文學家韓愈,曾為浙江省衢州龍游縣的徐偃王廟撰寫碑文,指出衢州的居民多姓徐氏,為徐偃王之后。文中提到:“衢州,故會稽太末也,民多姓徐氏,支縣龍邱有偃王遺廟。或曰偃王之逃戰,不之彭城,之越城之隅,棄玉幾研于會稽之水。”(《衢州徐偃王廟碑》,載《韓昌黎全集》,世界書局,1935年)指出徐偃王被滅國后或是逃到浙江的“越城”即紹興。按韓愈所說徐偃王本人逃到浙江,其可能性不大,但謂徐被滅國后部分族人進入浙江之說或可成立。由于韓愈的“或曰”未注明出處,史籍也從無記載,因此這一有關徐國的佚史長期以來未受到史學界的關注。

  1982年3月,浙江考古工作者在越國古都紹興市的坡塘獅子山,發掘了一座春秋時期的墓葬,出土了一批青銅器。三件銅器上鑄有銘文,其中一件鼎的器主為徐國殽尹“(圖4)”,另一件爐蓋記為“徐王之賓(?)”之器。通過對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的分析,這是一座徐國貴族的墓,部分隨葬青銅器是徐人流亡到浙江以后所鑄。2003年春,紹興市區塔山旁某基建工地又出土了一件青銅甬鐘,上有鳥蟲書銘文,器主為“徐王旨后”之孫“自”。新近獲見的六件徐國鳥蟲書銘文青銅句鑃拓本資料,銘文記徐人首領“足俟”:“曰:余毋于曰王,毋化亡(圖5)(徐)之族(圖6)(圖7),四旨(稽)童(踵)戉(越)。”銘文大意是說:我不打算稱王,為了不致亡徐之族斷絕,四處稽考后決定追隨越國。這為徐人滅國后進入浙江的歷史提供了直接的可信證據。

 徐國本是淮水流域的一個大國,史書及銅器銘文稱之為“徐戎”“徐夷”“淮夷”“南淮夷”,其故地在今江蘇省泗水一帶。西周穆王時,徐國強盛,徐君誕稱王,典籍稱“徐偃王”。《后漢書·東夷傳》謂:“徐夷僭號,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由于徐人勢力擴張危及周王朝利益,引起周穆王恐懼,“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后來又進一步采取嚴厲打擊措施,討伐圍剿徐國,“穆王后得驥騄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于是楚文王大舉兵而滅之。”徐偃王為了徐國百姓的安危,遂主動放棄北上而率眾撤退,以至國亡,故后世說他“偃王用仁義而喪其國”。周穆王死后,徐偃王之子徐宗又被周共王復封于彭城(今江蘇徐州),但國力已大不如前,由盛轉衰,直至春秋后期周敬王八年(公元前512年)被吳王闔閭滅國。

 徐國的兩次亡國,迫使徐人南下,流亡他鄉,或開辟新地,或投靠友邦。浙江各地有許多與徐偃王有關的遺跡,就和這段史實有關。如嘉興有徐偃王廟、徐偃王墓(《至元嘉禾志》),鄞縣有徐偃王宅(《成化四明郡志》),舟山有徐城(《史記·秦本紀·正義》引《括地志》),黃巖有徐偃王古城(《輿地紀勝》),龍游有徐偃王祠(《明一統志》)等。又據《元和姓纂》載,浙江于潛縣(現并入杭州市臨安區)大姓徐氏,乃“(徐)偃王之后,為杭州望族”。上述這些記載雖有傳訛之嫌,而且所載的地方志又是較晚出的文獻,早期的史籍又沒有明確著錄,但這些傳說還是從一個側面反映徐人勢力進入浙江的歷史事實。

 我在考證紹興坡塘出土的徐國青銅器銘文時曾指出,聯系地方志記載的徐偃王傳說,郭沫若先生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在其名著《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中提出的“春秋初年之江浙,殆猶徐土”的看法,雖然不無猜測之辭,但確有先見之明。蒙文通先生對黃巖、舟山有徐偃王遺跡的材料也曾注意到,指出:“越州為古之越國,臺州為古之東甌,知徐當時亦兼有甌越之地。”(《越史叢考·〈史記·越世家〉補正》,人民出版社,1983年)兩位先生的看法無疑有一定的道理,需要修正的是,徐人入浙是投靠越國,并非兼有越地。新發現的鳥蟲書徐器句鑃銘文,繼浙江兩次出土徐國銅器后,再次證明徐人入浙的歷史事實。是“地下之新材料”與“紙上之材料”相印證的極佳例子。

 (本文主要參考了以下文獻:1.李學勤《論史墻盤及其意義》,《考古學報》1978年2期;2.裘錫圭《史墻盤銘解釋》,《文物》1978年3期;3.李學勤《論(圖2)公盨及其重要意義》,載《(圖2)公盨—大禹治水與為政以德》,保利藝術博物館編,線裝書局,2002年10月;4.裘錫圭《(圖2)公盨銘文考釋》,載同上;5.曹錦炎《紹興坡塘出土徐器銘文及相關問題》,《文物》1984年1期;6.曹錦炎《新見鳥蟲書句鑃銘文考釋—徐人入浙的新證據》,《中國文字》,2020年夏季號。)

  (作者:曹錦炎,系中國美術學院漢字文化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