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近年來,對中國古典詩作、詩學的關注成為了作家張煒的一大特色,他已先后出版了《也說李白與杜甫》《陶淵明的遺產》《楚辭筆記》《讀<詩經>》等專著。近日,張煒新著《唐代五詩人》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作者擇取王維、韓愈、白居易、杜牧和李商隱這五位重要詩人,從歷史、哲學、詩學、美學、文學史和寫作學的角度,深入詩人不同的精神與藝術世界,打通古今,完成了現代時空下的一次深入綜合的觀照。經出版方授權,中國作家網特遴選杜牧部分三節發布,以饗讀者。

《唐代五詩人》,張煒 著,人民文學出版社2022年1月出版

雄文詩為魂

杜牧的文章比起詩作,更為氣壯雄拔,是另一種格局和氣息。人們多提到他青年時代的賦、論兵之策和治國方略,那些縱橫捭闔之章,那些豐贍的辭采。有人會以為這些文字大多是因為使用性較強,是對外而不是對內,是求用之途,所以才讓作者更能夠打起精神。這只是一個方面,其實它們具有如此質地,更多的還是由作者的生命內質所決定,是他的一顆詩心的作用,是激揚和意氣風發之情的散文化表達。這些文字許多時候不過是無韻之章,本質上還是以詩為魂。

杜牧在表述李賀詩文之奇詭幽奧以至于難以言傳的情狀時,曾經做了如下傳神的描摹:“云煙綿聯,不足為其態也;水之迢迢,不足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為其和也;秋之明潔,不足為其格也;風檣陣馬,不足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為其古也;時花美女,不足為其色也;荒國陊殿,梗莽丘壟,不足為其恨怨悲愁也;鯨呿鰲擲,牛鬼蛇神,不足為其虛荒誕幻也。”(《李賀集序》)這里,他將文辭之功能發揮到了極致,不僅是為了馳騁文采,主要還是刻意地求其實質,極盡所能言說其細微與奇妙,結果就有了我們看到的這段絕妙深邃的文字。這何嘗不是在說自己,其詩文與李賀之深邃詭異有所接近。他的文章棱角激情及內在的闊大與豪氣,哪一點不是來自一顆詩心?

“激情”是一個綜合之物,而不僅是一般人誤認為的“性格”之類,主要因由當然不僅如此。生命力的強度,使用和發動的路徑與速度,是這些因素從根本上決定“激情”的大小和有無。而這其中又一定包含了理性精神,即思想力、思想的通透性和徹底性。杜牧那些用兵之策和治國方略,關于時代一些至大命題的解局之方,都有一種大處著眼的高度,貫穿了嚴格的理性精神。他的行動力體現在思想力中,而這些結合起來,就屬于詩的極致化的表達與把握,是周到無疏,是慷慨而又細密的推動力和落實力,更是具體步驟。事實上這里的相當一部分,都是可以推演和實踐的。比如宰相李德裕對付藩鎮,在處理澤潞軍事上就采用了杜牧的謀劃,結果證明是完全可行的。杜牧在《上李太尉論北邊事啟》中,對回鶻殘部的情況做了一番細致分析,然后提出具體方策:“以某所見,今若以幽、并突陣之騎,酒泉教射之兵,整飭誡誓,仲夏潛發。”“五月節氣,在中夏則熱,到陰山尚寒,中國之兵,足以施展。行軍于枕席之上,玩寇于掌股之中,軏轠懸瓶,湯沃晛雪,一舉無頻,必然之策。今冰合防秋,冰銷解戍,行之已久,虜為長然,出其意外,實為上策。”其言說可謂洞幽入微,這非真正的智者、勇者加文心細膩者而不能為。所以說自古大勇,勇在文事。人生不過是一篇大文章,戰事大致是一篇小文章。

那些疏治怠政的庸俗官吏,常常胸無文墨,根本沒有構思文章的器局,沒有謀篇的能力,所以才把施政搞得一塌糊涂。這些人無理想,無底線,渾濁愚昧,卑微渺小,傲慢而殘忍。他們缺少的恰恰是一個文章大家、一個文人良吏的品質與訓練。

有人常把詩當成華而不實的文辭彩頭,實際上是不懂詩為何物。詩是對一切事物的最細微最極致的理解和把握,是遠超周密的全息性概括,是一場大表達和大實踐。一切將詩與現實操作對立起來的思維,都是極為粗糙的。我們從歷史上看那些大詩人,如戰國時代有屈原,漢代有賈誼、司馬相如、蘇武、李陵、張衡、班固,三國時期有曹操、曹丕、曹植父子和“建安七子”,晉代陸機、陸云,南朝謝靈運、謝朓,唐朝有張說、張九齡、高適、韋應物、韓愈、白居易、劉禹錫、柳宗元、元稹、韓偓,宋代有晏殊、范仲淹、歐陽修、王安石、蘇東坡、蘇轍,南宋陸游、范成大、楊萬里、朱熹、辛棄疾、張孝祥、岳飛、文天祥,元代有張養浩,明代有李攀龍、王世貞,清代有王士禛、袁枚、曾國藩等等,無論主政朝堂還是奔馳疆場,無論出使他國還是治理地方,可以說個個都是治國安邦的能吏,這些人從不缺少行動力。有一句話叫“自古文人多良吏”,說的就是詩人為良吏。沒有真正深入的高聳的詩才,文韜武略是不可能有的,治世之才也不可能有。當然這里不包括那些花拳繡腿,那大致不是什么真正的詩性,而只是廉價輕浮的表演。

“錮黨豈能留漢鼎,清談空解識胡兒。”(《故洛陽城有感》)杜牧對缺乏行動力的空談是極反感的。他的氣魄來自詩性的生命本身,而不是其他。我們對詩人應該給予極大的信任和倚重,并抱有最大的寄望。說到底,社稷不過是一篇大文章,而文章之核心之魂魄,不過是詩而已。在生活中我們經常把現實操作與文章建構分離,而在對待文字的時候,又把那些實用的、具體的構劃文字與詩章分離開來。我們不懂得它們之間有不可分解的關系,不知道一種只是另一種的外延和衍生,不知道居于核心的,就是生命的極致的飛揚力,即所謂的詩。

人們對于詩的誤解,不是對文學藝術的誤解,而是對一切的誤解。這樣的生命隔膜實際上就是悲劇的源頭。我們在漫長的歷史中看不到悲劇的完結,它們首尾相接,連綿不絕,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詩性被掩隱、遮蔽,以至于被埋沒。沒有詩,則沒有清晰的理性和強大的力量,沒有創造和發現,沒有摧毀無數艱難險阻的無可抵擋的生命之力。這一切最終形成巨大的黑暗的屏障,將人類囚禁和包裹,不得施展,不得突圍,最終成為悲劇的主角。

再說七絕

自古至今,說到杜牧,人們談論最多、肯定最多的,還是他的七絕。其七絕乃真絕。這不僅是因為深刻優美之類的審美初步,不是一般詩文品相給人的印象,不是讀來朗朗上口和韻致之妙、免除艱澀卻未俚俗的折中性,不是那種賞閱的舒服。七絕之絕,還有說不盡的元素在其中,所謂審美之復雜性就在這里。比如杜牧那些最有代表性的七絕,明亮干凈卻不表相化,脆生果決卻有余韻,具象清晰而能概括,純美唯美則又厚重,脫口而出但無淺直。由這一切元素綜合決定,才擁有了一種無可替代的獨具之美。“詩文皆別成一家,可云特立獨行之士矣。”(清·洪亮吉《北江詩話》)由清代蘅塘退士選編的《唐詩三百首》,流傳甚廣,七言絕句條目下共收入李白、杜甫、王昌齡、王維、白居易、劉禹錫、李商隱等二十八位詩人的五十一首七絕,入選篇目最多的就是晚唐“小李杜”:李商隱七首,杜牧多達九首。這也聊可參考。

七絕被許多人視為杜牧特有的風格指代,常用的幾個詞就有“挺拔英爽”“清新亮澤”“雄姿英發”“輕倩秀艷”等。這方面真的好像無人超越。這其中有一部分存在道德上的爭議,而并無藝術上的討論,如“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幸名”,如“春風十里揚州路,卷上珠簾總不如”。今天看,仍舊是一種苛求和過責。因為我們從詩中并不能看出什么輕薄氣和俗艷氣。他的關于“青樓”“薄幸”之說,難道不是透著深刻的追究和痛惜?一個人能有這樣的愧意和罪感,不也難得?再者,能有這樣的追憶者,往往都是可以信賴的人,無欺的人,而不會是偽君子。

“牧之非徒以‘綺羅鉛粉’擅長者,史稱其剛直有大節,余觀其詩,亦伉爽有逸氣,實出李義山、溫飛卿、許丁卯諸公上。”(清·潘德輿《養一齋詩話》)“晚唐唯小杜詩縱橫排宕,得大家體勢。其詩大抵取材漢賦,而極于騷,遣詞用字,絕不沿襲六朝人語,所謂‘高摘屈宋艷,濃熏班馬香’者,可以知其祈向矣。”(清·沈其光《瓶粟齋詩話》)這些評說未有過譽,適得其中,應該是當代詩評者重要的參考文字。

杜牧那些精美剔透干練利落錚然有聲的句子實在太多了,實難歷數。“遠上寒山石徑斜,白云生處有人家。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于二月花。”(《山行》)“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階夜色涼如水,坐看牽牛織女星。”(《秋夕》)“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赤壁》)“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題烏江亭》)“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后庭花。”(《泊秦淮》)“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江南春絕句》)“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寄揚州韓綽判官》)“公道世間唯白發,貴人頭上不曾饒。”(《送隱者一絕》)諸如此類,舉不勝舉。

“某苦心為詩,本求高絕,不務奇麗,不涉習俗,不今不古,處于中間。”(《獻詩啟》)這里的“高絕”為高超絕妙,是“高摘屈宋艷,濃薰班馬香”。(《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詩》)他對元稹和白居易不喜歡,就可知他對俗字是最忌的,但并非一味追奇。所謂“處于中間”,就是追求一種“氣俊思活”。(清·洪亮吉《北江詩話》)

我們衡量杜牧的詩文,不可抽離七絕。沒有七絕,杜牧將是另一副面目。我們掩卷而思,有時候甚至會覺得只有這些文字,才活化出一個俊逸的無可比擬的杜牧。他的瀟灑俊朗和英挺飄逸,基本上都在這些文字中表露無遺了。他的雄拔氣概似乎只有在文章中才凸顯,但那些文章的核心韻致仍然能夠從詩章中找到,這是一種更為靠近生命核心與本來的質地,其文字流傳最廣、最深入人心的,也是這一部分。他生前極其鄙視俗流功名,不屑于在俗眾中尋找簇擁者,不認為那是知音,也不認為那是詩人的光榮。但是千余年之后,可能讓他本人始料不及的是,正是這些風格“高絕”的絕妙之音,找到了無以計數的詠唱者。人們陶醉其中,心向往之,珍愛嘆賞之情無以言表。這是空谷絕唱,將人們心靈中沉睡的那一部分喚醒,形成一場合奏與共鳴。這是淬煉而出的生命精華,靠近它們,就是向絕高和絕妙看齊。

定格于青俊

我們縱觀杜牧,遙思其人,總覺得他是一個青年才俊,好像從來不曾蒼老過。

真實的杜牧像所有人一樣,也有自己的晚年,有暮年吟唱,但奇怪的是他始終不給人以衰老之感。他的詩文所繪就的形象,總有一種挺括峻拔之態,是腰背不曾弓彎的永駐青春,是藝術“凍齡”。這雖然與他去世較早有關,但似乎也不盡然。因為我們知道,任何時代從來不缺年輕的小老頭。

“獵敲白玉鐙,怒袖紫金錘。”“豪持出塞節,笑別遠山眉。”(《少年行》)“細算人生事,彭殤共一籌。與愁爭底事?要爾作戈矛。”(《不飲贈酒》)這些音節韻律最易陪伴青春。杜牧的情形多少有點像法國詩人蘭波,定格在人們心中的蘭波,也一直是一個英俊可愛的青年甚至是少年形象。這類才俊仿佛不曾老邁,總是風度翩翩,風流倜儻。他們的多愛多情,也使其放緩了衰老的速度。

“登高遠望四山齊,何處風流杜牧之。”“文章小杜人何在?風雨重陽菊自開。”(元·薩都剌《夢登高山得詩二首》)的確如此。我們閉目遙思:一位羽扇綸巾的錦衣公子,一個縱馬于大野的英俊男兒,原野之上,廣袤之地,打馬馳騁,絕塵而去。“星宿羅胸氣吐虹,屈蟠兵策畫山東。”(清·王士禛《冬日讀唐宋金元諸家詩偶有所感各題一絕于卷后》)他的辭鋒利落,從來不吭哧,給人極為爽亮的感受。他只活了四十九歲,這樣的年紀在現代已經是很年輕了,在古代則未必。可是他一直不像一個自詡的“樊上翁”,而永遠是一個青年,甚至是一個少年。

我們真想跟從他的腳步再去洪州、宣州、揚州、黃州、池州、睦州和湖州,最后再到他的樊川別墅中逗留,飲一杯詩人新釀的春酒,與那些文朋詩友簇擁一起,待一些時辰。我們知道,他為了能夠返回這個少年時代的宰相別墅,苦苦奮斗了一生,畫了一個大大的橢圓形,最后再次回到這個人生的起點。如果他能夠在這里多駐留一些時日該有多好,可惜時近黃昏,黑夜將臨。這個時候,盡管華燭燦然,新月侵階,在光色閃爍中我們依然會模糊了那個英俊的面容。曲終人散,在陣陣寒風中,他不得不離開此地。

他的《樊川文集》有沉郁低沉,有傷感幽怨,但這一切都未能折殺英豪之氣。他那向上攀升和茂長的青春,幾乎覆蓋了我們的視野。飽經滄桑的沉穩與曠達,智謀兼備的老辣,踽踽獨行的衰邁,白發和拐杖,蹣跚的步履,臉上的清淚,哀嘆的回眸,這些圖像都在隱去和淡遠。我們看到一匹迎面馳來的白馬,耳畔響起急促的嗒嗒蹄音,策馬馳騁者是一位雄姿勃發的青年,陽光下錦袍閃爍,玉佩叮當,在綠色原野上一展颯爽英姿。“連環羈玉聲光碎,綠錦蔽泥虬卷高。春風細雨走馬去,珠落璀璀白罽袍。”(《少年行》)

他定格在我們的視野中,不再改變,不再消失。他就是詩,他就是青春。他是這二者的代名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