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毅(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講師,中國人民大學古典文明研究中心基礎教育部主任,“百家講壇”《詩說先秦》節目主講人)

 《左傳》記載,城濮之戰前夕,春秋五霸之一晉文公預感此戰意義重大,因此,在出征前他與群臣慎重討論三軍元帥人選。

 這時,老臣趙衰推薦了郤縠,他的理由是,此人“說禮樂而敦詩書”,即“喜愛禮樂,篤好詩書”。這是因為,禮樂是行為規范、道德準則,喜歡禮樂的人道德就好;詩書是政治經驗的寶庫,熟讀詩書就有學問、有智慧。則詩書禮樂賦予了郤縠作為軍事將領最重要的兩項素質:忠誠與謀略。

孔子圣績圖·退修琴書圖 仇英/繪 文徵明/書

 就這樣,郤縠成了晉國的首任三軍元帥。從此,漢語中有了“詩書元帥”這個成語,當我們提起周瑜、諸葛亮這樣的杰出儒將時,往往稱之為詩書元帥。

 人們常說中國是“詩的國度”,詩歌傳統源遠流長,那么,《詩經》就是這一傳統的總源頭。兩三千年來,它始終陶冶、教化著一代代中國人,塑造著我們的語言、思維和價值觀。

 人們把讀書多、有學問叫作“滿腹詩書”“飽讀詩書”,這里的“詩書”二字并不是泛指詩歌和書籍,而是特指《詩經》和《尚書》。人們稱品位高雅、富有情趣為“風雅”,將故作高雅稱為“附庸風雅”,“風雅”原指《詩經》中的國風和大、小雅,它們是《詩經》的主體內容,代表著端正的價值觀和純正的審美品位。可見,《詩經》的因子早已融入了我們的語言,潛移默化地塑造著我們的思維。

 通過《詩經》進行的教化,稱為“詩教”,它承載著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和價值觀念。“詩教”傳統的奠立伴隨著中華文明命運的起伏跌宕,是一段繼承與創新并重的艱辛歷程,回顧這段歷史,至今仍對我們富有啟發和教育意義。

 在“詩教”傳統的奠立過程中,起關鍵作用的人物便是孔子。孔子生活于春秋末期的魯國,在他以前,貴族還是主要的從政階層,“詩書”還是貴族階層的主要教養。

 城濮之戰發生在孔子出生前七八十年,它集中體現了當時的社會環境和文化氛圍,郤縠所喜愛的“詩書禮樂”就是當時貴族階層的普遍教養,從西周到東周前期的三四百年間,王家官辦教育就是用“詩書禮樂”來教育貴族子弟的。

 像郤縠這樣純熟掌握詩書禮樂的人便足以擔任三軍元帥,是因為這些內容就是當時高等教育的主要科目,郤縠就是當時的“學霸”。“詩書禮樂”全面、立體的教育體系,代表了中華民族三千年前極高的文明水平和政治智慧。

 情況到孔子時發生了重大改變,一個明顯的跡象就是,那些古老的貴族世家不再重視教育,貴族子弟日益不學無術,東周的文化和教育事業出現了停滯,原本西周以來比較完善的官辦教育體系迅速走向瓦解。

 孔子曾對弟子們講過一段話:“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漢,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論語·微子》)這七句話講出了八個人的去向,以太師摯為首的魯國宮廷音樂家四散飄零,流落到了齊、秦、楚、蔡等國,實際說明了魯國音樂人才的流失情況。

 需要注意的是,太師及其屬官不僅負責給天子、諸侯的政治活動和休閑生活提供背景音樂,而且他們還掌管著貴族子弟的禮儀、音樂教育,教少年貴族們歌唱、舞蹈、演練禮儀,以及培養官方音樂機構的后備人才,即下一代樂師。他們傳授音樂所用的歌詞,就是后來《詩經》的前身,當時僅是一首一首的“詩”,就叫“詩”,后來整理成獨立完整的著作,便是后人所說的《詩經》。

 因此,以太師為首的樂官們不僅是宮廷音樂家,也是當時國家教育機構的教師。比如孔子提到的跑到沿海地區的擊磬襄,就是孔子的老師,孔子跟他學會了彈琴和擊磬。后來,孔子年長以后到了衛國,日子過得不順心了,就擊磬消遣,來調節自己的情緒。

 可是,到孔子晚年,隨著世道的變亂,國家也不重視文教,這些優秀的樂師漸漸邊緣化而至于失業,紛紛外逃。

 從孔子出生之前精通“詩書禮樂”就足以擔任元帥,到傳授“詩書禮樂”的教師都自身難保,原本官方的禮樂教化隊伍風流云散,漂泊天涯海角,這種現象代表著西周以來的文教制度正在瓦解,用一句后來人們熟悉的話講,就是“禮崩樂壞”。而這,也就構成了孔子開創自己文教事業的時代背景和現實契機。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可以想見,當孔子掰著手指對弟子們細數這些當年自己接觸過、欣賞過、向他們學習過的樂師都流落到了哪里的時候,他的內心一定充滿了惋惜和感慨。

 因此,孔子開創了一項影響深遠的工作:他把“詩”的文本——也就是原本在國家教育、禮儀場合中使用的各種歌詞收集起來,加以校訂,訂正其中的錯誤,刪去其中重復和不重要的篇章,留下最精華的三百零五首,它就是我們今天還在閱讀、背誦、討論、研究的《詩經》,去零取整,又稱為“詩三百”。孔子不僅校訂了“詩三百”的文本,還繼承樂師們的工作,校訂了其配樂,使“詩三百”皆可被之管弦,和樂演唱。這也就是孔子自己所講的:“吾自衛反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論語·子罕》)

 與此同時,孔子也就接過了樂師們手中的接力棒,繼續用詩書禮樂來教育自己年輕的弟子們。所不同的是,過去樂師們任職于朝廷,屬于官辦教育,現在孔子在民間,搞的是民辦教育。與之相應的變化是,過去官辦教育只接受貴族子弟,現在孔子則敞開大門,凡是有學習意愿、讀書天賦的年輕人,不管出身、階層,都可以來學。

 孔子的事業具有繼往開來的色彩:它以詩書禮樂為主要內容,繼承了西周以來王家文化的精華;同時,又把它推向了更廣大的人群,打破了貴族世家對教育的壟斷,從而開啟了一個全新的時代。

 就這樣,通過孔子的努力,《詩經》從周代官方教育的科目之一,轉變為孔子的民間教育科目。通過《詩經》進行的教育,就稱為“詩教”。

 在孔子的教育生涯中,對詩教非常重視和推崇,他特別重視《詩》的作用,鼓勵弟子努力學《詩》。他曾講:“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

 孔子的意思是,學習《詩經》會對青年人產生多方面的幫助:詩“可以興”,誦讀、演唱《詩經》中的作品可以活躍氣氛,使人精神振奮,激發正能量;詩也“可以觀”,《詩經》中作品歌唱著不同時代、不同地方的各種人物事跡,以及政治的好壞、風俗的美丑、人的喜怒哀樂,有助于青年人了解時代、了解社會、理解人情、認識人性;詩還“可以群”,有助于人際交往,讓大家在歌唱中增進溝通、融洽氣氛、增進感情;詩又“可以怨”,幫助人委婉地表達不同意見,溫和地抒發負面情緒,起到安撫心靈,調和矛盾的作用。

 這四條,后來被歸納為成語“興觀群怨”,一直沿用至今,它不僅適用于《詩經》本身,也適用于它之后的詩歌乃至更廣泛意義上的文藝創作,道出了優秀作品積極的社會功能。

 學《詩》有如此多的好處,孔子說,年輕人“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在家庭中與父母相處和到社會上與上級溝通都會用得上。因為,學《詩》能調節性情,使人平和;能塑造價值觀,讓人忠厚;并能教人文雅地講話,有效地與人溝通。

 最后,孔子還補充講了《詩經》在知識積累方面的作用:“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詩經》可以讓人認識很多動物、植物。據今日學者統計,《詩經》中提到的動物有一百多種,植物有兩百多種,另外,還有很多農具、工具、車馬、建筑以及多方面的生產生活經驗,可以說是一部古代生活的百科全書。在知識匱乏、書籍有限的春秋時代,《詩經》的確可以說是一門融會多種知識的綜合學問。

 就這樣,在孔子的鼓勵、倡導下,春秋末期在貴族教育中已經備受冷落的“詩教”,又在民間興盛起來。孔門弟子成為傳播《詩經》的主力,我們今日所能看到的《詩經》版本,傳統認為就是出于孔子弟子子夏學派的傳承。孔子對《詩經》的保存和傳播、對中國詩教傳統的締造,可以說功不可沒。

 同時,借著《詩經》的傳播,從西周到東周這段豐富多彩的歷史大事和古代中國人民的生活方式、民風民俗也都得以完整、生動地保存下來,流傳后世,成為我們今天了解那個時代的珍貴史料。

 2020年至今,我有幸與中央廣播電視總臺“百家講壇”欄目合作,參與了《詩說中國史》系列節目的制作。我講授《詩說先秦》部分,即采擷《詩經》中的名篇佳句,輔以歷史資料和文物佐證,力圖使《詩經》的經典名篇獲得富有深度的解讀,使歷史上的人物事件得到生動傳神的呈現。

 從策劃到制作,其間三易寒暑,有苦有樂。為了盡可能通俗、平易地講述那段深邃、遙遠的歷史,我反復揣摩、研究了各種文獻、資料,這個過程也加深了我自身對《詩經》的理解和體會,使我久久陶醉于《詩經》的魅力。在合作過程中,各位編導和工作人員其樂融融,再次印證了《詩經》這一經典恒久的生命力。

 《光明日報》( 2022年11月11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