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報記者 李韻 王笑妃） 近日,第四屆中國邊疆考古論壇在線上舉行,考古學者圍繞新疆、內蒙古、甘肅、西藏、四川,以及東北、華南地區的考古新發現作了四十多場精彩的報告。邊疆地區因特殊的地理位置,與周邊國家地區有著密切的互動,往往還是絲綢之路上的璀璨明珠,是西方文化傳入中國的第一站。許多絲綢之路上東西方文化交流碰撞的故事,塵封千百年后,陸續在邊疆考古中重見天日,過去的傳奇得以揭開神秘面紗。

合浦望牛嶺漢墓出土的部分珠飾 資料圖片

漂洋過海的玻璃珠

 一顆顆色彩斑斕的珠子,可能只不過是墓主人生前手腕、頸間的點綴,而在考古學家眼中,它們并非只是精美的飾品,借助科技手段分析其成分、制作工藝、來源產地等,可以解讀出復雜的貿易和技術傳播故事。

 位于廣西合浦縣城南部的望牛嶺漢墓,就出土了總量超過4000件的各類珠飾品。它們由水晶、瑪瑙、琥珀、玻璃材質制成,有的晶瑩剔透如同露水一般純凈,也有的火紅如珊瑚一般熱烈,還有的是清爽的薄荷藍色。以今日的審美看,它們也屬實玲瓏精致。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博士后張瀟表示,這些珠子為典型的“舶來品”。望牛嶺漢墓出土如此多的舶來珠飾,與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有關。合浦是兩漢時合浦郡郡治所在,也是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港之一。《漢書·地理志》載,漢武帝時“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璃、奇石異物,赍黃金雜繒而往”。漢代在宮廷官員的率領下,攜帶絲綢和黃金,從離南海最近的合浦等地乘船出發,前往南亞、東南亞各國進行貿易。有學者認為,“璧流璃”就是“琉璃”的別稱,是古代對玻璃的稱呼之一。這段史料說明,望牛嶺漢墓出土的玻璃珠,可能正是如此漂洋過海“進口”來的。

 合浦縣附近的浦北縣古時也屬于合浦郡,縣內的越州故城遺址出土了5000多顆玻璃珠。“經上海光機所檢測,這些珠子是來源于南亞、東南亞地區的印度-太平洋貿易珠。”中山大學人類學與社會學學院副研究員韋偉燕介紹道。印度-太平洋貿易珠指采用拉制法制作的單彩玻璃珠,即把熔融的玻璃液用特別的工具拉成空心的細管,再將細管截成一粒粒小珠子,這類珠子廣泛地生產和傳播于印度洋和太平洋區域。越州故城遺址出土的大量玻璃珠進一步證明,在南朝時期,合浦仍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之一。

 透過一顆顆璀璨奪目的進口玻璃珠,我們仿佛可以窺見合浦“云帆高張,晝夜星馳”的繁榮景象,腦補出海上絲路始發港之一的千年傳奇。

唐朝的基督教寺院

 漢代張騫鑿空西域后,沿著溝通中亞、西亞的陸地絲綢之路,隨著大漠駝鈴傳入中國的,不僅僅是珠寶、玉石、香料等異域奇珍,還有包括景教在內的異域宗教文化。

 唐朝時,景教(基督教聶斯托利派)沿著絲綢之路傳入中國。盛唐對異域宗教采取海納百川、兼容并包的態度,因此景教得以在都城長安等地傳播。根據刻于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中記載,鼎盛時景教曾“法流十道,寺滿百城”。

 位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昌吉州奇臺縣的唐朝墩古城遺址中,就揭露出一處始建于公元8世紀上半葉的唐代景教寺院遺址,可以作為這段歷史的注釋。寺院中出土了一件造型獨特的釉陶器,表面是青藍色的釉,上面還有藍色的文字,“現在初步判斷可能是敘利亞文,同時釋讀出‘我們’‘生命’‘神’等單詞,它可能是當時進行某種特殊宗教活動所用的一種器具。”唐朝墩古城遺址考古發掘執行領隊任冠介紹說。景教起源于今日敘利亞,因此使用敘利亞文,《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也并存漢字與敘利亞文。

 唐朝墩古城遺址位于天山東段博格達山與古爾班通古特沙漠之間東西交通要道上,也是絲綢之路一處咽喉重鎮和交通樞紐。此次發掘的景教寺院遺址中有景教元素,也有漢文化元素,還有絲綢之路帶來的多元文化因素。“寺院內出土了瑪瑙、綠松石、玉石、琥珀等不同質地的珠飾,反映了絲綢之路上東西方不同文化的審美在景教寺院內的碰撞和交融。”任冠說。景教寺院遺址壁畫中造型豐腴的帶背光的圣像圖,更是唐代人物形象豐腴的繪畫風格與景教特色的結合。同時寺院中還出土了鈞瓷的瓷片、絞胎瓷盤等。絞胎工藝是唐代陶瓷的新工藝。西方的珠飾、中原的瓷器同時出現在景教寺院中,也是東西方文化交融的印證。

 口含金幣的埋葬習俗

 絲綢之路上,有一群高鼻深目,牽著駱駝販運絲綢、珠寶、牲畜的人,他們就是以善于經商而著名的粟特人。粟特人的故鄉在中亞兩河流域,以撒馬爾罕(在今烏茲別克斯坦境內)為中心。粟特人不僅是促進絲綢之路商貿往來的使者,而且是東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能歌善舞的他們也促進了極具異域風情的粟特音樂和舞蹈東傳,為中原藝術加入“胡風”元素。

 在內蒙古呼和浩特沙梁子古城的殉馬墓中,發現了一枚含在墓主人嘴右側的金幣。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副教授劉揚介紹金幣的發掘過程說:“我們把(墓主人的)頭抱起來的時候,掉下去了一小塊泥,剛好露出了一點金光,當時還以為是墓主人的一個金牙,后來才發現是一個金幣。”這枚金幣圖案為一面部清秀、無胡須的戴寶冠王者,只見他身穿鎧甲,右手持槍從左肩斜出,左手則持盾擋于身側。金幣上有兩個穿孔,說明金幣應為墓主人生前的掛飾。金幣為單面模壓,極薄,應是東羅馬帝國查士丁一世金幣的仿制品。

 劉揚介紹,這是中國發現的口含金幣的第6個案例,之前還在新疆吐魯番阿斯塔納墓發現4例,在寧夏固原唐史道德墓發現1例,這5例均可能與粟特人有關,因此內蒙古呼和浩特發現的這一例也有可能是受到粟特人習俗的影響。呼和浩特位于古代草原絲綢之路上,因此很有可能有粟特人在此活動。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齊東方認為,中國北部存在著一條從河西經包頭、呼和浩特、大同、通過河北北部進入內蒙古赤峰,到達遼寧朝陽的東西交通路線,是歷史上中國北部通往西方的國際線路。而北方草原絲綢之路的興盛,自然會使善于經商的粟特人進入今遼寧、內蒙古一帶。

 不過目前考古學家依據葬式判斷,沙梁子古城發現的殉馬墓最有可能是唐代突厥墓葬。那么究竟這一墓葬是受到粟特人習俗影響的突厥墓,還是有可能成為國內首例發現的粟特人墓,尚有待進一步考證研究。

 從南疆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港口,到西域陸地絲綢之路的景教寺院,再到塞北草原絲路上的殉馬墓,均可見到東西方文化的交流碰撞。考古證實邊疆地區自古以來就在“一帶一路”發展進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千年來,大漠駝鈴聲聲,海港云帆高張,繁榮暢達的絲路上,中外交流的傳奇故事接連上演;如今,新時代“一帶一路”上,更多文明互鑒、民心相通的故事也正在發生。

 《光明日報》( 2023年01月08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