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進寶(浙江大學歷史學院教授、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副會長)

 敦煌學的研究對象是敦煌文獻、敦煌石窟藝術、敦煌史地和敦煌學理論。敦煌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在敦煌這個特殊的地域,吸收了東傳的佛教等外來文化后而產生的地域文化。因此,敦煌文化的特點,就在于其地理條件的特殊。研究敦煌文化,不僅要聚焦敦煌在絲綢之路上的“咽喉”地位,還要關注敦煌文化的基礎與背景——河西史地、五涼文化。

敦煌文書 資料圖片

敦煌文書 資料圖片

 一

 古代敦煌被稱為“華戎所交一都會”,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咽喉”之地。作為古代中外文化交流、融合、匯聚窗口的敦煌,其本身就是中外文明交流的產物。

??研究敦煌學,就要將其放在河西乃至西北史地的大視野中,如我們在討論敦煌名稱的含義時,一直在爭論敦煌是漢族名稱,還是少數民族語。敦煌的名稱最早出現在《史記》《漢書》中,是漢武帝設置的河西四郡之一,如果將敦煌名稱的出現與武威、張掖、酒泉合并考慮,可能會有新的啟發。

??敦煌文化是各種文明長期交流融匯的結晶。由于敦煌處于絲綢之路要沖,長期持續的多元文化的交融薈萃,吸納了不同地區、不同國家的文明精華,催生了敦煌莫高窟和豐富多彩的敦煌文化,從而也豐富了中華文化的內涵。

??從敦煌的歷史可知,敦煌文化并不是西來的,而是在河西文化的基礎上,吸收了東西不同文化而形成的一種新的文化。據敦煌遺書P.3720《莫高窟記》載:莫高窟“右在州東南廿五里三危山上。秦建元中,有沙門樂僔,杖錫西游至此,遙禮其山,見金光如千佛之狀,遂架空鐫巖,大造龕像。次有法良禪師東來,多諸神異,復于僔師龕側又造一龕。伽藍之建,肇于二僧……”末署“時咸通六年(865年)正月十五日記”。從這段關于莫高窟創建的材料可知,莫高窟的第一個開鑿者樂僔是“西游至此(敦煌)”。所謂“西游”,就是從東到西。樂僔是“西游”到敦煌的,即從敦煌的東面來的。敦煌之東是酒泉、張掖、武威、蘭州、天水、長安……也就是說,樂僔是從東(中原)“西游”到達敦煌的。到了敦煌后未再繼續“西游”的原因,是看到了三危山的佛光,即“見金光如千佛之狀”,所以就留下來開鑿了莫高窟的第一個石窟。

??從科學的角度看,樂僔當時所見的金光千佛,自然是一種幻覺,但這種奇景,我們今天在莫高窟仍可看到。因為莫高窟對面的三危山,是剝蝕殘山,山上無草木,巖石為暗紅色,其中含有石英、云母等礦物質。夕照反射,常燦爛若金光。電影《海市蜃樓》的開頭,就采用了這種原理。當然,樂僔對這奇妙的自然景象無法理解,就完全歸之于“佛”了。

??樂僔以后,《莫高窟記》說“次有法良禪師東來”,《李克讓修莫高窟佛龕碑》更明確記載:“次有法良禪師,從東屆此”,即法良也是從東面來到敦煌的。法良到敦煌后,“又于僔師龕側,更即營建”,繼續了莫高窟的開窟造像活動。

??由此可知,莫高窟最早的開鑿者樂僔和法良,都是從敦煌的東面來的。這也說明,敦煌文化并非西來的,而是中華傳統文化吸收了包括印度的佛教文化在內的其他文化后,在敦煌這個特殊的地域生根開花而產生的地域文化。從緣起來看,敦煌文化的根和魂無疑是中華傳統文化,在歷史的長河中,敦煌始終以中華傳統文化為根基,并不斷吸納、接受其他地域和民族的文明成果。

??不僅莫高窟的創建者是從東面來的,就是涼州番禾縣(今甘肅金昌市永昌縣)的“瑞相寺”,其最早的“瑞像”故事,也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太延元年(435年)丹陽僧劉薩訶“將往天竺觀佛遺跡,行至于此(番禾縣北御山)”后,預言在“東北御谷山”崖“挺出石像”。敦煌文書P.2680《劉薩訶因緣記》對劉薩訶預言涼州瑞像的描述,與P.3720《莫高窟記》樂僔創建莫高窟的記載非常相似,即“魏時劉薩訶杖錫西游至番禾,望御谷山遙禮”后,便預言“此山當有像現”。從這些材料我們可以看出,如果說莫高窟的創建者樂僔是從敦煌的東面來的,關于他的其他信息暫不清楚,而預言涼州瑞像的劉薩訶則明確是中原人,并且還曾在建康(南京)活動,無疑更增添了敦煌文化與中華傳統文化之間密切聯系的證據。

??談到敦煌的歷史文化,無法繞開早期生活在河西地區的各個民族。河西地區早期的先民有月氏、烏孫和匈奴。匈奴強大以后,趕走了月氏和烏孫,成了河西走廊的霸主。漢武帝時,漢匈之間展開了多次戰爭,尤其公元前121年霍去病領導的河西之戰,給匈奴以沉重的打擊。漢朝獲勝后,匈奴民眾部分西遷,大部分逐漸融入我國統一的多民族大家庭之中。張騫兩次出使西域,其目的就是聯絡被匈奴趕走的大月氏和烏孫共同攻打匈奴。

??匈奴原為中國的一個民族,自殷周以來就見于漢文史料,其最初居住在今天山西的北部。公元前五世紀至公元前四世紀,遷到今內蒙古草原,在那里組成了一個強大的部落聯盟。關于匈奴的種族,現今體質人類學通過多處匈奴墓葬人骨測量,明確指出匈奴為東亞蒙古人種,是地道的中國北方草原游牧民族。

??另如月氏,在我國先秦典籍《穆天子傳》《逸周書》《管子》等之中就有零星記載,作禺知、禺氏、牛氏等。月氏人的居地在今山西平魯、井坪一帶,屬內蒙古草原的南緣地帶。后來月氏人遷徙到河西走廊的“敦煌、祁連間”,并經營由西域輸往中原的玉石生意。匈奴崛起后,與月氏爭奪河西。約公元前176年,月氏被匈奴冒頓單于擊破后,從甘肅河西走廊西遷到中亞伊犁河流域。其余“小眾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為小月氏”。遷徙到伊犁河流域的大月氏,后來在烏孫的打擊追趕下,再次往西南遷,到達阿姆河上游的大夏。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就是為了邀請大月氏重回河西故地,共同夾擊匈奴。大月氏占據大夏后,采取分部統治的方式,即在原大夏設置了五個翕侯。公元前后,五翕侯之一的貴霜翕侯強大起來。一世紀上半葉,貴霜翕侯丘就卻開始兼并其他翕侯,統一了大月氏國,建立了貴霜王朝。到丘就卻之子閻膏珍時,貴霜王國積極向南擴張,至公元二世紀上半葉征服印度北方。閻膏珍之后,貴霜王國的統治權轉到迦膩色迦家族。可見,月氏人原是生活于我國北方草原的一個游牧部族。

??再如“吐火羅”,本是民族名,中世紀轉為地名,玄奘在《大唐西域記》中作“覩貨邏”,并記述了其經歷的吐火羅故國領域:東起帕米爾,西接波斯,北據鐵門關(今烏茲別克斯坦南部布茲嘎拉山口),南至大雪山(今阿富汗興都庫什山),南北千余里,東西三千里,相當于今阿富汗北部地區。玄奘所記述的“覩貨邏國故地”正是現在所說的“吐火羅斯坦”,即吐火羅的地域范圍,與后世所說的“吐火羅語”的地理概念是不一致的。

??西方學者所謂的吐火羅語,是指在我國新疆庫車(漢代的龜茲)、焉耆、吐魯番等地流行的一種語言。因這種語言文字發現時不知其名,西方學者草率地將一件文獻中出現的Toxari比附為“吐火羅”,便將其命名為“吐火羅語”。由于發現的地點不同,又稱吐火羅語A方言、吐火羅語B方言,還有所謂吐火羅語C方言。

??玄奘所記述的“覩貨邏國故地”是今阿富汗北部地區,所謂“吐火羅語”則是在我國新疆南部、東部流行的民族語言。在東西方的各種文獻中并沒有明確指稱我國新疆的龜茲、焉耆地區的古代居民是吐火羅人。將這里發現的語言命名為“吐火羅語”,也沒有任何可靠的根據。這種情況實際上就是由于當時中國相對落后,一些文化現象由西方學者命名的一個反映。

??學術界部分學者目前傾向于將吐火羅人比定為大月氏人,但黃盛璋先生認為:“大月氏人來自東部,吐火羅人來自西部”。從文獻記載而言,根本無法肯定大月氏與吐火羅為同一民族。

??由此可知,關于大月氏人建立吐火羅,目前都是推論,并沒有直接史料予以證明。由于西方學者將公元6—8世紀流行于天山南麓龜茲、焉耆一帶的民族語言稱為吐火羅語(實際上是龜茲、焉耆語),而在天山以南孔雀河流域發現了距今4000年屬于青銅時代的小河墓地,其居民具有白種人特征。有些學者就將其類比等同起來,認為小河墓地居民講的就是原始吐火羅語,他們是原始吐火羅人。這些學者進一步推論,既然月氏人就是吐火羅人,那么秦漢之際生活在我國北方的月氏民族是從西方來的。有的學者在探討敦煌名稱的含義時,也提出敦煌是吐火羅的譯音,由此認為敦煌是外來的詞語,并將此作為敦煌文化西來說的證據,實際上是立不住的。

??正由于敦煌處于絲綢之路的要沖,長期持續的多元文化的交融薈萃,吸納了不同地區、不同國家的文明精華,從而催生了敦煌莫高窟和豐富多彩的敦煌文化,豐富了中華文化的內涵。在歷史的長河中,敦煌始終以中華傳統文化為根基,并不斷吸納、接受其他地域和民族的文明成果。也就是說,敦煌文化既傳承著中華傳統文化的精華,同時也吸收了古代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希臘文明的優秀成果,從而成為舉世矚目、特色鮮明的地域文化。

敦煌莫高窟九層樓 資料圖片

 二

 談到敦煌文化的根和魂,就離不開敦煌所處的河西走廊。據《后漢書·孔奮傳》載:東漢初期,“天下擾亂,惟河西獨安,而姑臧(今武威)稱為富邑”。《后漢書·竇融傳》也載,“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當魏晉時期中原戰亂時,河西地區則秩序安定,經濟不僅沒有受到破壞,而且還有所發展,從而成了中原人士的避難之地。“天下方亂,避難之國唯涼土耳”;“其眾散奔涼州者萬余人”;“中州避難來者日月相繼”。從史籍文獻的這些記載可知,當時的河西各地,尤其是涼州(今武威)政治穩定,經濟豐饒,文化比較發達。正如胡三省所說:“永嘉之亂,中州之人士避地河西,張氏禮而用之,子孫相承,故涼州號為多士。”從而形成了“漸具地域性質”的河西文化。

 敦煌文化正是在河西地域文化的基礎上形成和發展的,或者說就是河西地域文化的組成部分。敦煌學的主體是敦煌文獻,其中就有一些反映河西地域的社會經濟材料,如西涼建都于敦煌,敦煌文獻S.0113號《西涼敦煌郡敦煌縣西宕鄉高昌里建初十二年(416年)正月籍》,就是西涼政權在敦煌所實施經濟政策和制度的反映。如果將其保留的賦役記載與同時期中原的賦役政策進行比較,可知它基本上是西晉戶調式的延續,但在丁、次的年齡上又與《晉書·食貨志》所記載的標準略有不同,即成丁年齡略大一些。這既反映了敦煌的地域特色,即與當時敦煌社會穩定、人口較多有關,又與中原王朝的政策有一定的關聯,說明中華文化與政策有一定的普遍性。

??北魏孝明帝時將敦煌改為瓜州。北魏分裂后,河西屬西魏管轄。敦煌文獻S.0613號《西魏大統十三年(547年)瓜州效谷郡計帳》,就是西魏統治敦煌時期的計帳資料,它對當時敦煌所實施的受田標準、丁中年限、賦稅數額等都有比較詳細的記載,如田制就有應受田、已受田、未受田、足、未足、麻田、園、課田、不課田等;丁戶有老、丁、女、賤、婢等;納稅量詞有石、升、斗、斤、兩、匹、丈、尺、圍等,比較清晰地反映了當時敦煌的人口、土地、賦稅等情況,對了解敦煌乃至河西的地域經濟有很大的作用。同時,本件還是目前所知反映北朝均田賦役制度的唯一出土文書,而歷史文獻中對北朝實施均田制的記載比較簡略,許多具體的細節無法獲知,而通過對本件文書的研究,可以從一個側面了解北朝田制及賦稅制度的相關情況,解決一些長期懸而未解的問題。

??這些有明顯河西地域特色的敦煌文獻,既是研究河西地域經濟和文化的重要材料,又可以與史籍文獻的記載進行對比分析,探討全國政策的一致性。

??與敦煌文書相似的材料,有2010年在甘肅省張掖市臨澤縣城西南的黃家灣灘墓葬中發現的西晉木簡,其中有西晉建興元年(313年)臨澤縣廷對孫氏兄弟爭訟田塢案的審理記錄,被定名為《西晉建興元年(313年)臨澤縣廷決斷孫氏田塢案》。簡文中出現的“舊塢”“田塢”“舊田塢”“塢”“居城北”等,與敦煌文書《西涼敦煌郡敦煌縣西宕鄉高昌里建初十二年(416年)正月籍》中的“居趙羽塢”等有相似之處,可以結合起來共同研究。

??另外,在吐魯番洋海出土的《前秦建元二十年(384年)三月高昌郡高寧縣都鄉安邑里籍》中出現的“息男”“息女”,又與《西魏大統十三年(547年)瓜州效谷郡計帳》中記載一致。還有吐魯番出土的北涼貲簿,按照資產多寡劃分等第、征發賦役的文書。朱雷先生通過對北涼貲簿文書的整理研究,指出“可以看到當時實行著一套嚴密的計貲制度,它上承漢晉,而與南朝又有相異之處”。

??敦煌文獻除了反映河西地域的生活外,還保留有較多反映全國情況的材料。如對敦煌文獻中所保存的儒家典籍進行分析、探討,可知敦煌文獻中的儒家典籍,既反映了南朝的主流文化,又反映了隋唐的主流文化。自東晉南渡以后,北朝都是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南朝自認是華夏文化的正統。所謂南朝文化,就是代表當時中國的主流文化。王素先生指出,“敦煌文化遠與南朝主流文化銜接,近與隋唐主流文化接軌,既代表華夏文明,也反映了隋唐主流文化的‘南朝化’”。由此可知,敦煌文化并沒有因地處西北邊陲而與中華主流文化隔離。敦煌文獻中的世俗文獻,既有河西地域文獻,也有反映中國傳統文化的典制文獻和儒家經典,說明地處西北邊陲的敦煌,一直與中華主流文化有著密切的聯系。

 綜上所論,從莫高窟的創建、敦煌文獻反映的河西地域文化和隋唐的主流文化、敦煌的歷史發展演變,尤其是匈奴、月氏的人種、原始居地和西遷背景,所謂“吐火羅語”的來源等等,說明敦煌文化并不是西來的,而是中華傳統文化在敦煌這個中西交流的“咽喉”之地,吸收了印度的佛教文化和中亞、西亞的文化后所產生的地域文化,中華傳統文化是敦煌文化的根和魂。

 《光明日報》( 2023年01月16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