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為配合全民抗疫阻擊戰，介紹有關歷史知識，中國煤礦文聯與煤炭工業文獻委共同組織防疫史話專題，從吳曉煜《瘟疫縱橫談》(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04年9月出版)選取部分文章，陸續在中國煤礦文化網和煤炭史志網上推出。

曹雪芹愛子夭于天花

曹雪芹是一個偉大的文學家,他的巨著《紅樓夢》是一部偉大的現實主義杰作,及于我國古典小說登峰的地步。直到今天,不僅中國人喜歡讀《紅樓夢》,連外國人也喜歡。在中國不知有多少人在讀它、研究它,有的埋頭紅學,終其一生。然而,對這部深奧的偉大作品,“誰解其中味”?

大家都知道,我們所看到的一百二十回《紅樓夢》,上面雖寫曹雪芹著,但又有高鶚續。即他只寫就了前八十回,而后四十回一般認為是高鶚所續。曹雪芹是一個才華橫溢,學識出眾的人,為什么不寫完而半途停輟呢?為什么會出現硯脂齋所評“書未成,芹為淚盡而逝”的局面呢?原來,這與他的愛子染患天花而天折有較大關系。

曹雪芹的八十回《紅樓夢》是在北京西山寫就的,此時他貧病煎熬,窮困到了極點。有人講他“作書時,家徒四壁,一幾一杌一禿筆外無他物”。有時無錢買米斷炊,有時連紙都不夠用,只好把皇歷拆開,寫在歷紙背面。他愁困著書,以淚洗面,淚透粗紙,可以說是“一把辛酸淚”,“字字句句皆是血”。

然而,最致命的一擊,則是他的愛子天折。他的妻子已于多年前逝去,后雖續一才女,終非原配。他有一子,為前妻所生獨子,十分可愛。由于孩子失去親母之愛,雪芹對這個親骨肉,格外疼愛憐惜,唯恐呵護不周。就是這樣一個掌上明珠,卻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因天花不幸結束了脆弱的生命。

這一年,京城天花盛行,痘疹延禍,成千上萬的小孩因天花而天折,造成一幕幕令人心悸的慘劇。據曹雪芹的好朋友敦誠所記“燕中痘疹流疫,小兒殄此者幾半城,棺盛帛裹,肩者負者,棄走道左無虛目”,“途次見負稚子小棺者,奔走如織”。他的朋友家中小孩子夭折之事多有。就是這個敦氏家中也是五口遭痘災而歿,“一門內如汝姑、汝叔、汝姊、汝兄,相繼而殤,吾心且痛且惡,竟無計以避”,“即以目睫未干之淚,續之以哭”。這一年的八月,曹雪芹愛子也不幸染上天花。他哪里有錢給孩子治病,結果孩子在父親無無力的眼底下,永遠離開了他。

天花奪去了愛子的生命,使曹雪芹受到致命的打擊。《紅樓夢)又如何能寫得下去。此后他病了,倒在床上,根本沒有醫藥,朋友時而些許小助,也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病情日甚一日,終于在當年的除夕,家家歡歡喜喜過大年的時候,凄慘悲愴的曹雪芹到地下看望他的愛子去了。

我想,曹雪芹如果不是在貧病、痛失愛子的一連申重擊之下,說不定還可以多活幾年。那樣的話,我們今天見到的《紅樓夢》可能就是曹雪芹寫的全本了。

(2003年6月28日)

六世班禪因天花病逝于北京

對于西藏的宗教領袖班禪額爾德尼,大家是不陌生的。他是四喇嘛教格魯派(黃教)的兩大活佛之一(另一為達賴喇嘛),其地位僅次于達賴。班,梵語意為精通五明的學者;禪,藏語的意思是大;額爾德尼的滿語意思為寶。據《清史稿》記載,在清順治二年(1645年),以特碩特蒙古固始汗尊格魯派領袖人物羅桑卻吉堅費為班禪,此人即班禪四世(前三世都是追任的)。到了康熙五十年(1713年),清政府“以班禪為人安靜,精通經典,勤修貢職”,正式冊封班禪五世羅桑意希為班禪額爾德尼,從此確定了班禪額爾德尼的地位。此后歷世班禪轉世,須經中央政府冊封,成為量制。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六世班禪額爾德尼(名為羅布藏巴物墊伊西)為了提前給清高宗(即乾隆皇帝,生于1711年)慶祝七大壽,故向清政府呈請,“請祝七旬萬壽”,經皇帝批準而東行祝壽。清廷對六世班禪的朝覲祝壽活動十分重視,接待規格宏大,比照順治九年(1652年)達賴朝覲的先例,“迎護筵宴諸禮概從優異”。

為了迎接班禪六世的到來,乾隆帝命令在承德避暑山莊為他修建了行官,即須彌福壽之廟。須彌福壽是藏語札什倫布的漢譯,此廟是皇家在承德建造的最后一座寺廟,位于避暑山莊之北,完全仿照班禪六世在日喀則所居住的札什倫布寺建造,故又稱為班禪行宮。這里的“妙高莊嚴”殿是班禪的講經之所,“吉祥法喜”殿是其下榻處,又稱住宿樓。此廟北端的山巔上建有7層的萬壽塔,寓七十大壽之意。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八月,班禪六世“在熱河祝嘏,至京居西黃寺”。班禪六世居于西黃寺(地處北京朝陽區黃寺大街)胡同,乾隆皇帝熱情接見了他,對其十分尊重,禮遇有加,聽他講經并向他“頒賜玉印玉冊”。

然而不幸的是,班禪六世在北京染上疾病,且病情嚴重。他得的是什么病呢?經御醫診斷,是為天花,稱為“痘”。由于當時對治療天花根本沒有什么好辦法,不久便逝世了。據《清史稿》第525卷“藩部傳”記載,六世班禪“以痘圓寂”。一代受人景仰的宗教領袖,本來是乘興而來,卻因染上天花而逝,這真是天大的不幸。如果班禪六世不是染上天花,亦或當時醫療條件可以治愈,我想西藏宗教歷史有可能與今天的情況有所不同。

班禪六世因天花去世后,清政府于兩年后,任命理藩院尚書博清額為英藏辦事大臣,護送其舍利及金龕回藏。并于西黃寺后樓前建衣冠石塔,用精美漢白玉石砌成,稱清凈化域塔(有“清靜化域塔記”)。這是清代佛塔建筑藝術上的杰作。

另外,比較巧合的是,在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清廷曾命御史鐘申保等帶著朝廷文書請班禪五世來京。當時對方以班禪未出痘無法來京為由未能成行。

(2004年1月24日)

明景泰年間大災大疫并行

明代宗朱祁鈺即景泰帝是一個命運多舛的皇帝,當政期間內優外患交織,使朝政動蕩,僅僅當了七年皇帝就一命鳴呼了。可以說他這個皇帝沒有一天是順心的、安寧的。

然而令國人心焦的是,這七年之內,各地災荒之報如雪片向朝廷飛來,不是水災就是旱荒,不少地方顆粒無收,百姓舉家外出討飯,流民遍地。如景泰元年(1450年)三月,直隸大名、順德、廣平三府饑民大增,不得不動用臨清的廣濟倉,發糧賑濟;是年五月,保定府饑民大有,只得從德州調糧;當年十二月,大同災情又告急,各城軍民乏食”;景泰二年(1451年)初,廣平、大名府再次告急;景泰三年(1452年),不僅江西有大饑,而且南直隸、河南、山東等地水災嚴重,無數災民“流移趁食,在在有之”;本年八月,徐州又發生大饑荒,“饑民數多”,連官儲預備糧都發光了,已無糧可調;景泰四年(1453年)山東、河南、風陽屢年荒饑,“民多流徙趨食”;景泰五年(1454年)江西建昌,湖北武昌、漢陽,湖南衡陽又生大災,居民病餓而死者無計其數;景泰六年(1455年),江西、江蘇相繼報告災情嚴重;景泰七年(1456年),陜西潼關、直隸、天津以及江西各府縣都發生各種災害,死者成千上萬。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饑民無食,國無寧日。

但是,禍不單行,有災必有疫,大災必大疫,災情與疫情并行而來,交相作用,惡性循環,這是一個規律。在景泰年間也是如此,大疫也跟著災害而來,肆虐平民,戕害百姓,其后果也是觸目驚心的。這里舉例加以說明。

據明《英宗實錄》卷213記載:景泰三年(1452年)二月,江西黃宜縣發生嚴重疫情,一縣之內死亡者多達4600余人;景泰五年1454年)二月,據巡撫江西右金都御使韓雍奏報,江西建昌府各縣大疫流行,共死亡8008人;又據巡按湖廣監察御史葉巒奏報,武昌、漢陽二府大疫蔓延不止,共死亡1萬多人;又當年五月,據湖廣衡州府奏報,該地“去冬今春雨雪連綿,兼以疫癘,本府所隸州縣人民死者一萬八千四十七口,凍死牛三萬六千七百八十五只”(事見《英宗實錄》242卷)。這正是,破屋又遇連天雨,災之害已甚,又連之疫害。

可是,上述所舉還不是最嚴重者。到景泰七年(1456年),災疫交加,肆相為虐。是年十月,巡撫江西右僉都御史韓雍報告;“江西各府縣地方積歲薄收,人民缺食艱難。已委官勘實,饑民六十五萬余口,共支官倉米谷三十九萬余石賑濟”。這六十五萬饑民,加之瘟疫橫行,那些嗷嗷待哺者、染疾待斃者,真是無望和悲慘到極點。這是一種多么可怕的景象!

還有更甚的疾疫慘狀。據湖廣黃梅縣當年十月奏報,“境內今春夏瘟疫大作,有一家死至三十九口,計三千四百余口;有全家滅絕者,計七百余戶;有父母俱亡而子女出逃,人懼所染,丐食則無,假息則無所”,“悲哭慟地,實可哀憐”!從這里我們不僅可以看出疫災禍害之巨大,而且還可以看出,中國的老百姓在無望無助的絕境之中,他們的命運是何等的凄慘!他們所遭受的苦難是何等的嚴重!面對這樣的慘狀苦景,有誰能不為之扼腕悲憤呢?

當然,明王朝宮廷以及有關地方官吏也采取了一些措施,諸如開倉放糧、減免賦稅、施以藥物、掩埋尸體等。但是這些措施又是那樣的無力,再加上個別污吏從中貪索,缺乏應急的必要財力與組織措施,必然使災情和疫情得不到有效的控制。不然,僅僅一個省份何以出現幾十萬的討飯流民,一個州之內何以有成千戶的全家滅絕情況發生?

(2003年6月1日)

明代北京的幾起大瘟疫

應該說在明代前期,首都京城的防疫措施還是可行和有一定效果的。由于朝廷的重視,加之京畿要地是皇帝及中央政權辦公的地方,醫療機構相對其他各省要健全一些,各方面官吏也比較注意疫情監控,因而從明初開始,至成化初年(1465年左右)這一百多年間京師很少有較大規模的疫情報告。

但是,到了明憲宗的成化年間,以至整個明代后期,就發生了若干起疫情爆發的事例。筆者根據《明實錄》的記載,簡要介紹發生于京城的較大疫情。

成化七年(1471年)三月,順天府尹李裕等奏報,“順天八府比歲民饑,流民頗多”。在饑荒之后,京城緊跟著發生了瘟疫大作的事件。到了五月,這位府尹向朝廷奏報了京師瘟疫的情況。他說:“今日京城饑民疫死者多。”看來這次是災荒與瘟疫并行而虐,災疫交加。京城饑民又染上瘟疫,真是無路可走,只有等死而已。那么是怎樣救災防疫的呢?據他講,一是向戶部“借糧賑濟”;二是“責令本坊火甲迷其死者”;三是,也是荒唐可笑的,則是他“擇日齋戒,諸城隍廟祈禱災癘”。看來這位府尹是一個救治瘟疫不太得力的京城官員,就憑他到城隍廟“祈褲災癘”這一點,可以想見其結果如何。更可笑的是,比他更糊涂的明憲宗朱見深竟然同意了他的做法。

明世宗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京城又發生規模很大的疫情。據明《世宗實錄》409卷記載,是年三月“都城內外大疫”,“時疫大甚”,染疫而病死者無計其數,史書上講是“死者塞道”從“大疫”、“大甚”、“死者塞道”等寥寥數語,我們可以想見當時疫情是多嚴重。然而,明廷的救治措施卻不能說是很到位。而明世宗朱厚熜接到奏報后,“諭禮部曰:……朕為之側然”,僅僅是表示悲傷同情而已。

萬歷十五年(1587年)五月,北京城又發生較嚴重疫病情況。大學士申時行等奏報:“茲者天時亢陽,雨澤鮮少,診氣所感,疫病盛行。”因此,他們請求皇帝“敕禮部札行太醫院多發藥材,精選醫官,分別于京城內外給藥病人,以廣好生之德”。明神宗對這次京城疫情比較重視,第二天便向禮部發出諭示:“朕聞京城內外災疫盛行,小民無錢可備醫藥。爾部便行太醫院,精選醫官人等,多發藥材,分投診視施給,以稱朕救民疾苦之意。”他還令禮部“每多家給予銀錢一次”。至于每戶疫病人家發給多少錢,則未作明示。看來明代的防疫工作由禮部負總責。

萬歷四十年(1612年),京城不僅比年發生大旱,又復遭水災,接著又發生瘟疫。據《神宗實錄》493卷記載:“給事中韓光枯比歲畿輔旱荒,去年復遇大水。今流離載道,行路酸辛,又多苦疫癘,竟委溝瘠。”這次災疫接踵而至,對京城老百姓的打擊實在是太大了。居民流離失所,貧病交織,許多人就好端端的倒在了荒溝坡旁,永遠也站不起來了。根據這種形勢,這位給事中請求朝廷,對“被災之地或發幣金,或發廩米,布令所司招撫流移,計口賑貸”。此外他還向皇帝報告了救濟京城災民、病人的糧米和治療費用入不敷出的窘況,對此只有多發錢米一法,這樣才可以“全生靈之命,回天地之心,收既散之民,消意外之釁”,以防各種亂子發生。應該說他的奏報以及建議是完全可行的。而且他把救災治疫與維護社會穩定聯系起來,也是有見地的。

崇禎五年(1632年),京城又發生疫情,而且波及到獄中人犯。據《崇禎長編》59卷記載,本年五月,刑科左給事中陳贊化奏報:“時值炎熱,瘟疫流行,穢惡之氣,傳染易遍,即都城獄內幾至千人,病至無日不報。”就連監獄內的傳染病犯人就多達千人,而且染病之例“無日不報”,說明了京城的瘟疫流行已到了十分危急的地步。

(2003年6月1日)

道光元年北京的一次大疫

清道光年間(1821-1850年)國運日漸衰微,雖有大清王朝的外在威風,但內里缺乏改革與開放意識,逐步落后于外人。與此同時,一些洋人打起到中國掠奪的算盤。以侵奪中國人民利益為目的的鴉片戰爭就發生在道光二十年(1840年)。

在這種經濟、政治背景下,瘟疫也似乎喜歡在道光皇帝(清宣宗)執政時期充分進行表演。據《清史稿》一書記載,從道光元年(1821年)至鴉片戰爭(1840年)爆發的20年間出現的瘟疫蔓延就有14次之多,平均一年多一點就發生一次。這些瘟疫分別發生于道光元年、二年、三年、四年、六年、七年、十ー年、十二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十六年、十九年和二十年(1821年、1822年、1823年1824年、1826年、1827年1831年、1832年、1833年、1834年、1835年、1836年、1839年、1840年)。而北京城在道光元年(1821年)就發生了大瘟疫。

據《北京市衛生大事記》一書轉引的一條資料介紹:“道光辛已(1821年)春夏間,瘟疫流行。始自閩、粵、江、廣,日遲于北。七月望后,京中大疫,日死者以千數。其疾始覺脛痛,繼而遍體麻木,不逾時即死。治者以針刺舌腭逮紫血出,再服藿香正氣丸,始得無恙。然死者多為里巷小民,士大夫罕有染者。”

從這段記載來看,這次瘟疫是始于外省,然后傳入北京的。這種分析可能是有道理的。因為,據《清史稿》記載,這一年北京的周邊地區,如任邱、新樂、通縣、濟南、滕縣、唐山、灤州、內邱、望都、曲陽、武強、青縣定州、清苑、巨野等地或“瘟疫流行”,或發生大疫,或“時疫大作”,可以說北京是處在周邊地區所發生瘟疫的包圍之中,北京這個交通、經濟中心,必不可能免于瘟魔之襲擾,而發生大疫則是十分必然的事情。

北京這次瘟疫實屬大疫。值得注意的有三點:一是,死者甚多,后果十分嚴重,“日死者以千百數”。二是,因染疫而死者“卒多里巷小民”,這是很符合事實的。因為平民貧戶,衛生條件差,生活異常艱辛,有病無錢請醫買藥,得不到及時的救治,這樣時疫必然會在貧民區中首先蔓延,造成大量貧民死亡。三是,從癥狀來看,死亡速度極快。“其疾始覺脛痛,繼而全身麻木,不逾時即死”。還有一個當時流傳很廣的例子頗能說明這一情況。有個叫羅承光的刑部侍郎,“年逾六十,身體素健”。他早晨來署衙上班,當聽說關于瘟疫的事情,根本不相信,并“力斥其妄”。然而不幸的是,過了一會兒,他本人也染上瘟疫,“逾時覺不爽”。于是回家休息,剛進家門就倒地死掉了(乘興而歸,及抵家已卒矣)

那么,這種瘟疫具體是什么病呢?清人王土雄《重訂霍亂論》中講:“直省此證大作,一覺摶筋即死,京師棺木賣盡,以席纏身而葬,卒未識為何證者。”《醫林改錯》一書也講:“京師瘟毒流行,死者無以為殮。”有人在瘟毒后注為霍亂。我不是醫務工作者,但從上述說法來看,霍亂的可能性很大。

應該說,道光皇帝對于這次時疫是比較重視的,采取的措施比較及時。他在當年的七月二十七日就向內閣下達了明確的諭示

昨因京城內外時疫傳染,降旨著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分設藥局、棺局。著都察院堂官于五城地方,揀派滿漢御史各一員,不時自行查訪,奉行不力者,即行據實參奏。

看來這位皇帝對老百姓還是關心的。設藥局以分發藥佴,為民療疾;設棺局以殮尸,防止病尸傳染,以安定民心;令都察院派員進行督促落實,對執行不力者進行懲處,這些都不失為有效的舉措。但是,這些措施是否在各級官吏、各個環節都能得到落實,那就很難說了。不然,這次瘟疫不會造成那樣的嚴重后果。

(2003年1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