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為配合全民抗疫阻擊戰，介紹有關歷史知識，中國煤礦文聯與煤炭工業文獻委共同組織防疫史話專題，從吳曉煜《瘟疫縱橫談》(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04年9月出版)選取部分文章，陸續在中國煤礦文化網和煤炭史志網上推出。

古人重視疫病尸體掩埋

在防治和抗擊“非典”斗爭中,我國衛生行政主管部門制定了病人尸體處理規定,這的確是一條比較重要的措施,對于切斷這傳染源,保護易感人群的安全,至關重要。

在我國古代,人們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一些皇帝、地方官吏和有識有力之人都相應采取了一些疫尸處理措施。由于古代衛生和醫療條件甚差,因而每次瘟疫襲來之時,大批染疫者死亡。許多人家無力掩埋,更無資置辦棺槨,甚至無布席以裹尸,故拋尸于野,露尸街頭,尸相枕藉、尸僵門前、死者盈路、“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的記載不絕于史冊。

由于疫尸得不到及時妥善的處理,由尸體引發的感染就會越演越烈,使疫情迅速擴大,這也是一些地區疫情無法控制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老百姓面對尸橫遍地的凄慘景象,會產生強烈的恐懼心理和悲觀厭世的情緒,造成恐慌、混亂和流言蓬起的社會局面,這又與瘟疫的發展形成惡性循環。

對于這樣的社會問題,古代一些中央和地方官吏早有察覺和認識,也引起了醫家和官府的重視。如清代名醫王清任在《醫林改錯》一書中就指出:“至嘉慶二年丁已(1797年),余年三十。四月初旬,游于灤州之稻地鎮。其時彼處小兒正染瘟疹痢癥,十死八九。無力之家,多半用代席裹埋。代席者,代棺之席也。彼處鄉風,更不深埋,意在犬食,利于下胎不死。故各義家中,破腹露臟之兒,日有百余。”楊栗山的《寒溫條辨》一書中也指出:“以餓殍在野,嘴骼之掩埋不厚,甚有死尸連床,魄汗之淋漓自充,遂使一切不正之氣升降流行于上下之間”另一位醫家周揚俊也認為這種情況會使“積尸之氣,隨天地之升降者,漂泊遠近”。清代江蘇巡撫張伯行講得更為透徹;“昔文王澤及枯骨”,“拋棄骸骨,日色暴露,甚為可憐”。“蓋災祲之后,每當瘟疫,皆因餓死人多,癘氣薰蒸所致也。一經掩埋,不惟死者得安,而生者亦免災診之祲”。

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每當較大規模疫情發生之后,朝廷或地方官吏就組織人力或動員鄉鄰,把疫尸盡快掩埋處理。

為了解決平民窮戶無錢無棺掩埋尸體的問題,免費發放錢幣和棺木是一個通行的措施。西漢元始二年(公元2年),漢平帝就下令“民病疫者”,“賜死者一家六尸以上葬錢五千”。《后漢書孝安帝紀》中也有“會稽大疫,遣光祿大夫將大臣循行疾病,賜棺木”。北魏時期,宣武帝也曾“語令埋葬露尸”。

唐代是比較重視掩埋疫尸的時期。唐玄宗李隆基對此事特別關注。天寶元年(742年)三月下詔曰:“移風易俗,王化之大猷,掩幣埋背,時令之通典。如聞江左百姓之間,或遭疾疫因而致死,皆棄之中野,無復安葬,情理都闕。一至于斯,習以為常,乃成其弊。自令已后宜委郡縣長吏,嚴加誡約。俾其知禁,勿使更然。其先未葬者,即勒本家收葬。”唐代大和六年(832年),許多地方瘟疫流行,唐文宗李昂則詔令:“一門盡歿者,官給兇具,隨事瘞藏。”這也是免費供給棺具。

明清時期,官府更加注意掩埋病尸,幾乎每一次大瘟疫到來之時,都采取了這方面的措施。如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四月,“都城內外大疫”。明世宗朱厚熜在一份給禮部的上諭中要求時疫大甚,死亡塞道,朕為之惻然。其令太醫院發藥,…死者官給席藁,令所在居民收瘞之。”清代這方面的事例也不少見,此不贅述。

值得注意的是,在許多地方,盡管官府施錢施席施棺,以掩埋疫尸,但實際工作大多由鄰居或鄉賢組織的一些慈善機構來承擔。有關專家統計,明清時期江浙兩省所設的施棺局就有342所。比如清代順治年間浙江錢塘邑人就自發組成了悲智社,該社的項重要職能就是從事掩埋尸體。據民國《杭州府志》記載:“國朝順治年,邑人好義者創為悲智社,病濟以藥,死舍以棺。建置義家、骨塔,瘞無主柩骸,請于巡撫秦世禎行之。”又據同治《鄞縣志》卷2記載,當地也創設了名為體仁局的慈善機構。該志這樣寫道,體仁局“道光十四年(1834年)并立。每年春冬兩季確查城鄉無主棺木,檢視暴露骨殖,收貯小棺于清明冬至前后運至義山掩埋,并施窮民棺櫘,合和署藥以六月施送。置田二百十二畝七分有奇”。

今天,我們的社會救助治療條件和尸體處理措施已經十分先進科學,這與古代不可同日而語。但是對于古代防治瘟疫的一些措施是應該予以借鑒的。

(2003年6月29日)

古代重視控制疫病的水上傳播

在我國古代的防疫治瘟理論與實踐中,有一條措施是值得我們借鑒的,這就是比較重視傳染病的一條傳播途徑——水的傳播。

水是人們生活不可缺少的必需品,水為人們提供了飲料,是洗滌清潔的必備之品,又為人們提供了舟楫之便,便利了人們的出行交通。然而有一利也有一弊,水可以是細菌孳生繁殖的憑借,水的流動性又使細菌的傳播范圍擴大,使攜帶傳染病毒的患者,憑借水路把病毒傳播到四方。而人們的一些不良習慣又使這種情況進一步惡化,如在同一河中洗衣、淘米、刷便桶等等。因此,許多醫家和些官吏就注意到這一點。清代瘟病學家王孟英在《霍亂論》中就講了上海的情況:“人煙繁萃,…附郭之河,藏污納垢,水皆惡濁不堪。今夏余避地來游,適霍亂、臭毒、番痧諸證盛行。”王孟英的見解很有道理,他明確指出了瘟疫盛行與當地藏污納垢之河水的因果關系。

對于這一點,不少有識之士多所論及,《元史?楊景行傳》中就講:“會昌民素不知井飲,汲于河流,故多疾癘。”楊景行進一步指出飲用河水是造成疾癘患者多有的重要原因。如果在河水中洗滌或亂拋病人衣物、糞便,甚至病尸,就會使飲用此河的人受到病毒的感染。

為了防止這種水污染及解決水的傳播問題,我國古代較早就注意要飲用井水,并保持飲用水源的清潔。《霍亂論》指出:“人煙稠密之區,疫癘時行,……故為民上及有心力之人,平即宜留意,或疏浚河道,毋使積污,或廣鑿井泉,毋須飲濁,直可登民壽域,不僅默消疫癘也。”據清代著名瘟病醫家劉奎《松峰說疫》記載:“范文正公所居之宅,浚井必納青術數斤于中以避疫。”這種把飲水井源進行消毒的做法可以大大減少疫病的傳播。

如果把病人的尸體扔入河湖水中,疫癘就會擴大到水流所及的地區,這是疫癘迅速擴大的一條重要原因。這種現象并不少見,比如《湖州府志》記載:“紹定元年(1228年)春大疫,比屋相枕藉,安吉尤甚,戶減十五六。烹魚者從腹中得人指發。”《寶山縣志》上也講:“正德五年(1510年)庚午四月疫,橫尸鎮河,不可以舟。”這說明在大疫之年,某些地區往往有將疫死者尸體進行水葬的習慣,或者有胡亂拋尸河中的陋習。這種十分有害的做法,會使疫癘通過水的傳播更加流行,進一步釀成更大的悲劇。

故此,許多官吏甚至一些皇帝,在疫病流行之時,十分注意打撈水中病尸,以減少河水污染,避免疫情擴大。如有的皇帝在詔書中就要求把尸體“水陸悉收瘞之”。不僅把陸地上尸體收集掩埋,對水中尸體也是同樣處理。另外,一些民間慈善機構和行善人士,也有時注意打撈浮尸,妥善掩埋。民國《寶山縣續志》就講了這種情況:“搞橋浮葬之風最盛,塘內灘地常暴棺累累,每屆他災,甚至漂流四散。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里中善土曾澇埋九百七十八具,而其他就近代埋者尚不在內。乾隆十二年(1747年),……復各捐銀兩,澇埋流棺二千二百四十三具。”這種做法對減少疾病的傳播發揮了重大作用,是特別值得提倡的。

(2003年7月7日)

1993年前防止造謠惑眾以利抗疫的曉諭

宣統三年(1911年),正當吉林人民全力以赴抗擊鼠疫蔓延之時,忽然冒出一些謠言。這些謠言分散了居民防疫抗瘟的注意力,引起百姓驚恐。而且這謠言越傳越神,煞有介事,“以訛傳訛,流布甚廣”,已經影響到防疫工作的正常進行。為此吉林有關當局“為禁止各色人等因防疫造謠生事出示曉渝”。

這份曉諭是由民政司與交涉司聯合發出的,現藏吉林省檔案館。據曉諭講,謠言主要有兩條,一是,傳言這次鼠疫是“外國人出資雇人在水中撒放毒藥”而發生;二是,“外國調遣洋兵來吉,并招募華人為兵,每月給餉銀二十八個蘿卜”。曉諭正是針對這兩條謠言而做出的。

首先,曉諭指出,這兩條謠言實為子虛烏有,根本不存在這樣的情況。正如曉諭中所講的,“外國居留商民各有身家性命,但慮我防之不力,斷無因防疫與我齟齬之理”,“水中安放毒藥,全屬子虛,其為謠言,諒已群疑盡釋”,“若外國進兵,更屬捕風捉影”,這些全是“憑空想像,毫無根據之謠言”。

第二,曉諭指出,防疫的關鍵是要搞好公共衛生,“須知防疫,系公共衛生之事”,市民們應該在醫治疫病,搞好消毒,對病人隔離等方面下工夫,而不要聽信謠言,更不能以訛傳訛,造成恐慌。

第三,政府正在全力組織救治防疫工作。曉諭一開始就講,照得滿洲里發生鼠疫,蔓延于東清鐵路以南及長春,疫氣既盛，遂傳染及于省城,官家以保地方生命為重”,“凡關于防疫一切事項,不惜縻費金錢,次第舉辦。近項以來,省城疫氣有減無增,此非天意,實由克盡人事防備緊嚴之故”。同時曉諭還指出,生出這類謠言的原因是,一些人“狙于平日愚見,有疫不以為奇,獨防疫則以為怪見夫”。另外,一些市民見到“交通隔絕,市面冷落,病者家屬紛紛隔離,檢疫員并四處搜查,以為此非太平景象”。現在看來,這種分析是有些道理的。

最后,曉諭要求老百姓“須各安分守己,不可輕信謠言,自滋紛擾”。對于那些制造事端,“妖言惑眾者,定例嚴行重懲不貸”。

93年前,吉林防疫當局注意到在防疫中必須防謠止謠,這是可取的。

(2004年1月13日)

一首防疫五字歌

赤 痢

每屆夏秋季,赤痢最流行。疴紅又疴白,痛苦十萬分。

一日幾十次,晝夜都不停。體力大消耗,衰竭亦喪身。

赤痢因何起,生水與蒼蠅。不潔生和冷,一概莫下咽。

飲食須注意,食涼要小心。不幸患此病,趕快請醫生。

這首五字防疫歌,是民國時期在上海流傳的。其具體作者不詳,但可以肯定是衛生防疫部門的醫務工作者。當時在上海居民中流傳的防疫歌共8首,每一首都針對具體傳染病而編寫。彼時官方法定的傳染病共有9種:赤痢、霍亂、傷寒、天花、流行性腦脊髓膜炎、猩紅熱、白喉、斑疹傷寒、鼠疫。由于把霍亂和傷寒合為首,故有8首。

這首防止赤痢的五字歌,凡16句、80字。赤痢,在中醫學上又稱赤自痢。《中國醫學大辭典》解釋為:“痢之赤白并下者。”《辭海》的解釋是:“下痢膿血,赤白相雜,故名。……由于溫熱挾積滯阻于腸胃,在氣則病白痢,在血則病赤痢,氣血均受邪,則赤白相雜而下黏液血便。”其實,痢之發生,在于痢疾病毒之感染,這是一種在夏季很容易發生的傳染病。今天看來,這首赤痢歌訣雖然過于簡單,但其通俗易懂,讀去朗朗上口,便于群眾傳誦。

一是,歌訣講了赤痢的流行季節,主要是夏秋兩季,此時天氣炎熱,病毒活躍,“赤痢最流行”,一不小心就會染上痢疾,這是必須提防的。

二是,赤痢給患者造成極大傷害,不僅所便膿血有白又有紅(疴紅又疴白),而且一天要拉幾十次,“晝夜都不停”。結果使患者“體力大消耗”,嚴重者造成死亡(衰竭亦喪身)。

三是,介紹了赤痢的主要傳播渠道,“赤痢因何起,生水與蒼蠅”。許多是飲用未消毒的生水,食用蒼蠅爬過的食物才染上赤痢。

四是,告訴市民如何預防赤痢。不潔的生冷食物,“一概莫下四”,必須注意飲食,不要食用生冷食品,此事一定要倍加小心。

最后,告訴市民“不幸患此病,趕快請醫生”。一且染上痢疾,必須立即請醫生治療,不得拖延誤診誤洽。

(2003年11月18日)

舊北京的傳染病院

古代醫院多為皇室及王公大臣服務,主要是太醫院之制,一般老百姓醫病多由鄉間行醫者處之。專門收治瘟疫病人的傳染病醫院,卻不多見,雖有病舍、癘人坊、麻風院之制,但數量極少,規模亦不大,很難滿足傳染病人的收治、化驗、診療和救援的需要。

民國四年,北京因瘟疫多發,內務部呈準開辦京師傳染病醫院。正如一份材料上所講:“疫癘流行于繁庶之區尤甚,要在防遏得宜之計,以杜滋蔓。”這所傳染病醫院內設治療、預防、檢查、消毒四科,“延聘中西微菌專家”。另外醫院配備總辦、醫長、醫員、文牘、會計、庶務等職員,“專司各種傳染病預防,及醫疔行政事宜,并置診察、手術、候診、檢查、試驗、養病、消毒、細菌培養等室”。由于工作任務增加,來治療的病人較多,又擬“擇地開辦分院,專司制造血清疫苗及其他化學藥劑,以期普及而重衛生”。

但是,一些市民對這種傳染病院并不理解。當時一份報紙就介紹:“明白道理的人,都知道是福民政策。也還有少見多怪的,以為傳染病院,對于得病的人,放在隔離室,各種不得自由,仿佛不近人情似的。”這是可以理解的。

在民國七年九月,傳染病院成立了普通診療所。據1918年《京師警察法令匯纂》一書所記,當時還制訂了《京師傳染病醫院診療所暫行章程》。這個章程分為五章,分別為總則、組織、診察、勤務、附則,規定較詳,有一定參考價值。

應該說,這所傳染病院自開辦以來,對于控制疫情,收治病人,防止蔓延,制造血清疫苗,培養人才,宣傳醫療防疫知識等起到了推進作用。《醫療月刊》1923年第一期報道:“京師傳染病醫院自成立以來,救濟人民不少。據最近報告前往就診者,以猩紅熱為最多,白喉次之,天花又次之,其他如瘟熱、肺炎、赤痢、霍亂、假性霍亂等癥為數極少云。”

到了1937年,北京又成立了第二傳染病醫院。據1937年12月9日《世界報》消息,當時衛生局長宣布:“因查北京市內,每年因傳染病死亡者太多,故擬實行管理傳染病,凡有得猩紅熱、白喉者,均須人院治療,貧者概不收費,以免在京隨便傳染。查原有傳染病院,僅有五十病床,不敷應用。故在戒毒所舊址,成立第二傳染病院,全部能容納四五百人。委任衛生局第一科長李百楑兼任院長。”這篇報道評論道:“此舉誠為市民之幸福矣!”

(2003年1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