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為配合全民抗疫阻擊戰，介紹有關歷史知識，中國煤礦文聯與煤炭工業文獻委共同組織防疫史話專題，從吳曉煜《瘟疫縱橫談》(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04年9月出版)選取部分文章，陸續在中國煤礦文化網和煤炭史志網上推出。

毛澤東的《送瘟神》

綠水青山枉自多,華佗無奈小蟲何。

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萬里,巡天遙看一千河。

牛郎欲問瘟神事,一樣悲歡逐逝波。

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

紅雨隨心翻作浪,青山著意化為橋。

天連五嶺銀鋤落,地動三河鐵臂搖。

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

上面一首詩為毛澤東主席1958年7月1日所寫《送瘟神》,詩前還有一序:“讀六月三十日人民日報,余江縣消滅了血吸蟲。浮想聯翩,夜不能寐。微風拂煦,旭日臨窗。遙南天,欣然命筆。”

此詩氣勢磅礴,感情充沛,態度鮮明,文字優美,體現了一個國家領袖和革命家對廣大人民群眾的深厚情感,說明了新社會的人民是完全可以戰勝和消滅血吸蟲病的。詩用擬人和對比的手法,把江西余江縣人民以至中國人民戰天斗地,改變舊貌的英雄氣概充分表達出來了。

江西是我國血吸蟲病比較普遍的疫區。血吸蟲病主要流行于省內五大水系——贛江、信江、饒河、修水、撫河流域,特別是都陽湖平原和長江沿岸。《德化縣志》上就記有清初治療“水蠱病”的醫案,1909年九江首次證實有血吸蟲病例,此后接連不斷地有病例報告,甚至外國人也有染上此病者。至1958年全省有35個縣市、372個鄉鎮為疫區。

血吸蟲病給江西人民帶來了無窮的災害。據《江西省衛生志》(黃山書社1997年版)所列的資料,僅余江、豐城、新建、萬安等30個縣的統計,就死亡32.6萬人,被毀滅村莊1315個,有5469個家庭消失(絕戶)。其中萬安縣絕戶數3372個,死亡12200人;豐城縣毀滅村莊129個,絕戶數13949個,死亡60940人;余江縣毀滅村莊42個,死亡29267人。這是一個多么嚴重的后果!據報刊資料和調查,德安縣林泉鄉大徐屋村,清末曾有上千人,到1949年僅剩兩家寡婦三根苗,其中兩個還是血吸蟲病人;豐城縣埂頭村,同治九年(1870年)有1400余戶,4000余人,到1949年僅剩一個寡婦和一個小女孩。余江縣婦女多不生育,“多年難聞嬰兒聲,十家九戶絕后代”。這正是毛澤東在詩中所講的“綠水青山枉自多,華佗無奈小蟲何。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歌”的凄慘悲涼景象。

作為人民的政府,組織人民消滅血吸蟲病,保護廣大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使老百姓免于血吸蟲之苦,這是當時一項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務,也是各級政府首先要解決的問題。1954年冬毛澤東主席發出“一定要消滅血吸蟲病”的偉大動員令。江西省積極響應,認真組織。1954年12月7日,省政府發出《關于防治血吸蟲病工作的指示》。1955年12月江西省委成立防治血吸蟲病五人小組,此后省、地、縣相繼成立了血吸蟲病防治委員會,建立了辦事機構先后建立了血吸蟲病研究委員會和寄生蟲病研究所、省血吸蟲病防治輔導組、機械滅螺隊等。各地也紛紛成立機構,組建專業血吸蟲病防治隊伍。

此外,大搞宣傳教育活動,普及血吸蟲病防治知識,提高群眾的防范意識。據1956年統計,全省共放血吸蟲病防治電影212場,辦展覽978次,張貼標識漫畫41.7萬張,出黑板報2029期,印發各種血吸蟲病防治資料74萬份。

余江縣更是行動迅速積極的地區。1955年,他們制定了兩年消滅血吸蟲的規劃,全縣進行了大面積的滅螺運動。有的進行光式的鏟草堆肥滅螺,有的開新溝,填舊溝,填水塘,土埋釘螺,取得了顯著成效。1955-1957年連續三個冬天,打了三次滅螺大會戰,2.6萬人投入戰斗,共填老溝191千米,開新溝117千米,填舊塘503個,搬動土石418萬方。同時實行了包復查、包復滅、包三光鏟草的三包責任制。這正是一番“天連五嶺銀鋤落,地動三河鐵臂搖”的壯闊景象。這樣,血吸蟲病防治效果越來越明顯,血吸蟲病防治工作不斷向前扎實推進。1958年6月省血吸蟲病防治辦公室組織專業人員復查,認為余江縣血吸蟲病防治工作超過了中央制定的基本消滅血吸蟲病的標準,“取得了根治血吸蟲病的偉大勝利”。同時江西省委又邀請全國血吸蟲病研究委員會和省血吸蟲病研究委員會專家進行評議,由主管部門頒發了《根除血吸蟲病鑒定書》。至此,在余江縣肆害多年的血吸蟲“瘟君”被“紙船明燭”燒到天上去了!《人民日報》當年6月30日對此進行了報道。

對此,與老百姓息息相通并對血吸蟲病有深切了解的毛澤東當時所表現出的激動、喜悅和振奮真是難以言表,他想了很多很多,夜不成寐,于是欣然命筆,揮毫寫下了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有機結合的著名詩篇《送瘟神》。

1958年10月3日,毛澤東的《送瘟神》一詩發表后,整個余江縣及江西省沸騰了。余江縣委、縣政府組織了宜講團,省和縣創作了一大批劇本、詩歌、散文、繪畫等作品。過了10年之后,即1968年,余江縣建了血吸蟲病防治陳列館,疫區縣縣建起了“送瘟神”詩碑。1978年在余江縣又興建了送瘟神紀念館和送瘟神詩碑,又請人創作了《鐵臂銀鋤》群雕。華國鋒同志為紀念館題詞:“加強領導,依靠群眾,為實現毛主席一定要消滅血吸蟲病的遺愿而奮斗!”

然而,物換星移,戰斗正未有窮期,四十多年前余江縣等地消滅了血吸蟲,并不等于歷史在今天和今后不會重演,更不能斷言瘟君不會卷土重來!1987年12月23日《光明日報》“情況反映”刊出“鄱陽湖區血吸蟲病患者猛增”的消息;據《江西省衛生志》的資料,1981-1992年,江西省就查出血吸蟲病人6.8萬人,其中新病人為12萬例。這足以說明我們任何時候都不可松懈斗志,不可忘記為老百姓解除憂患,多辦實事。

(2004年3月5日)

馬克思關于瘟疫的論述

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導師、馬克思主義的創造者馬克思,是世界人民永遠敬仰與尊崇的偉人。他所創立的學說永遠閃耀著無盡的光芒。至今,連他所要打倒的敵人,對于馬克思的道德、文章,以及許多觀點與預見都是不得不佩服的。這正是馬克思之所以偉大的原因。

在這篇談瘟疫的小文章中,由于大家對于馬克思的生平與評價多有了解,故不多作介紹。但是,不少人所忽略的是,由于馬克思所處的年代,在歐洲發生過幾次瘟疫的流行,而且也見到了許多關于瘟疫的報道、調查報告和有關資料,因此他對于這一威脅人類生命安全的瘟疫也是多有談及和論述的。今天我們從這些論述中,可以看出他對于瘟疫的看法、認識和預防瘟疫的重要思路,這對我們來說,不僅有很大的啟迪,而且是寶貴的財富。還是讓我們看一下馬克思的一些具體論述吧。

在1859年,馬克思發表了《相對剩余價值的產生》(見《馬恩全集》第23卷)。這部著作是《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序篇。馬克思在這部著作中寫道:

一種最丟臉、最骯臟、報酬最低,主要是雇傭婦女來千的活是清理破布。…清理破布的女工是傳播天花及其他傳染病的媒介,而她們自己就是這些疾病的最先犧牲者。

與這種描述較近似的,就是馬克思對于印度發生瘟疫的一些揭露。他在《不列顛的交易》(見《馬恩全集》第15卷)中是這樣講的

在整個北印度,1859年秋收無論數量還是質量都大大低于中等年景,……與農產品缺乏和價格昂貴的同時,瘟疫也猖獗起來。

在整個西北部,霍亂流行病如此嚴重地威脅著人口稠密的城市,以至日常生活在許多情況下都停止了,居民像躲避入侵的敵人一樣四處逃生。

對于發生在1865年前后的傷寒病的情況,馬克思在《資本的積累過程》(見《馬恩全集》第23卷)這部不朽的大作中是這樣描寫的:“1865年,城市比過去任何時侯都更加擁擠不堪,簡直難得有一間招租的小單間。”此外,他還引用一位名叫恩布爾頓的醫生所講的話,來描述這種情況:

毫無疑問,傷寒病持續和蔓延的原因,是人們住得過于擁擠和住房骯臟不堪。工人常住的房子都在偏街陋巷和大院里。從光線、空氣、空間、清潔各方面來說,簡直是不完善和不衛生的典型,是任何一個國家的恥辱。男人、婦女、ル童夜晚混睡在一起。男人們上日班和上夜班的你來我往,川流不息,以至床鋪有難得變冷的時候。這些住房供水不良,廁所更壞,骯臟、不通風,成了傳染病的發生地。

在這部著作的另外一個地方,馬克思非常激動地寫道：

現在我們談談一個來自農村而大部分在工業中就業的居民階層。他們是資本的輕騎兵。資本按自己的需要,把他們時而調到這里,時而調到那里。當不行軍的時候,他們就“露營”。這種流動的勞動被用在各種建筑工程和排水工程、制磚燒石灰、修鐵路等方面。這是一種流動的傳染病縱隊,他們把天花、傷寒霍亂、猩紅熱等疾病帶到他們扎營的附近地區。

不僅如此,馬克思還指出,工人們住在處于傳染病影響下,是極不情愿的事情,他們根本無力改變這種可怕的現實。請看馬克思在《資本的積累過程》一書中的一段話：

斯蒂文醫生說:在我看來,再沒有別的實物工資比這人ロ稠密地區所實行的實物工資更壞的了。工人不得不接受處于傳染病影響下的住房,作為他們工資的一部分。他們自己一點無能為力。

此外,在《布倫坦諾 contra馬克思》(見《馬恩全集》第22卷)一文中,馬克思這樣寫道:

正是因為在到1863年為止的最近二十年中工人階級狀況的“沒有先例”的改善,就表現在傷寒、霍亂以及其他種種美妙的傳染病的流行上。這些疾病最后終于從工人住宅區蔓延到城市的貴族住宅區。在這些報告書中,調查了英國工人在居住和飲食方面的“生活資料”的沒有先例的“增長”,發現在無數情況下,他們的住宅都是傳染病的真正發生地,飲食則是勉勉強強達到的,或者甚至低于不至于因挨俄而死的水平。

那么,政府對傳染病的防治又是怎樣進行組織的呢?馬克思在《資本的積累過程》中指出:

隨著工業的發展、資本的積累、城市的擴展和美化,災禍越來越嚴重,以至到1846年到1847年間,僅僅由于害怕那些對“上流人士”也決不留情的傳染病,議會就制定了不下十項的衛生警察法令,在某些城市,如利物浦、格拉斯哥等地,嚇破了膽的資產階級還通過他們的市政當局來進行干涉。

與上述所介紹的馬克思關于瘟疫的幾段論述與引言相類似的,還有一些。而且一些言論是與恩格斯共同創作的,我們將在另篇文章中加以介紹。

今天我們重溫一下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有關瘟疫的論述,不僅感到非常的親切,而且深受教育和啟發。他那敏銳的洞察力、犀利如鋒的語言,都給我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

第一,馬克思這些論述中,引用的第一手資料十分豐富,涉及印度、英國、波蘭和歐洲大陸,所提到的瘟疫包括天花、霍亂、斑疹傷寒、猩紅熱等。為了增強自己文章的說服力和可信性,馬克思甚至直接引用了醫生的話和衛生調查報告中的資料。這些資料為我們研究當時的瘟疫流行史,提供了寶貴的線索和依據。

第二,馬克思十分明確地指出,在任何瘟疫流行的地區,受害最大,苦難最深的就是那些一貧如洗的窮人、工人和無產者。他們從事著最骯臟最丟臉報酬最低的工作,是各種傳染病所吞噬的主要對象,瘟疫給他們帶了極為慘痛的惡果。他們“像躲避入侵者一樣四處逃生”;那些清理破布的可憐的女工們“就是這些傳染病的最先犧性者”。馬克思對于工人階級寄予了深刻的同情。

第三,馬克思特別指出了瘟疫的可怕和傳染性。由于人口的流動,這些人就成了瘟疫的“流動縱隊”,一些患者成為“傳播天花及其他傳染病的媒介”。不僅如此,瘟疫還從工人居住區流動到了貴族居住區,傳染病對“上流人士也毫不留情”。瘟疫的傳染、蔓延速度快,并且不分對象,這正是瘟疫的一個顯著特點。馬克思在這一點上,觀察得十分準確。

第四,馬克思用自己獨特的洞察力,用辯證唯物主義的眼光,向人們揭示了發生瘟疫蔓延的深層次社會原因和階級淵源。正如他在《資本的積累過程》中明確指出的那樣“隨著工業的發展、資本的積累、城市的擴展和美化,災禍越來越嚴重”。事實正是如此,歐洲瘟疫的大面積傳播是與工業化進程有著直接關系的,在資本的積累和流動過程中,大批的農民進入城市,人口隨著資本的聚斂和流動而流動,這就使瘟疫有了傳播的可能和載體,這一點已經為無數事實所證明。另一方面,無產者惡劣的生活居住條件和簡陋的衛生設施,加速了瘟疫的蔓延,這些偏街陋巷,不通風、骯臟不堪的貧民區成了瘟疫的發源地。馬克思說“他們的住宅,都是傳染病的真正發源地”,此話可謂一語中的,擊中要害。從馬克思對于資本的解剖以及階級對立的描述中,我們看到了資本主義的進程與瘟疫之間的天然的、內存的聯系。

第五,馬克思以極其憤慨的語言,揭露了政府和市政當局對工人階級生活條件改善和瘟疫之苦的毫不關心,只有到了瘟疫傳播到上流社會和貴族居住區時,他們才嚇破了膽,趕忙采取措施。馬克思講這“是任何一個文明國家的恥辱”。

(2003年11月11日)

紅軍《暫定傳染病預防條例》

在我查找紅軍時期抗疫有關史料時,江西煤炭行業辦公室的汪少舟主任給我捎來一本《江西省衛生志》(黃山書社1997年出版)。在該志的附錄中收錄了1933年頒布的紅軍《暫定傳染病預防條例》。這是我見到的革命軍隊較早的衛生防疫法規。

當時處于艱苦的戰爭年代,紅軍連年征戰,生活衛生條件很差,藥品又不足,因而當地群眾和紅軍戰士中往往流行時疫。為此,中央軍委于1932年發布了關于開展衛生防疫運動的訓令。要求全軍“各級指揮員、政治工作人員與衛生人員要切實地鼓勵起在前線擢毀敵人的精神和勇氣,從衛生上來消滅現行的瘧疾、痢疾、下腿潰爛等時癥,要運用各種方法……進行衛生運動”。

為了使衛生防疫運動得以規范化、制度化,中央軍委于1933年10月27日公布了《暫定傳染病預防條例》。這一條例由紅軍總衛生部所擬,由代主席王稼祥、副主席彭德懷簽署,以中央軍委命令形式發布。命令講:“總衛生部所擬,呈紅軍暫定傳染病預防條例,尚屬合用,特公布之。”

《條例》適用于軍隊范圍,共分為十條,現將其內容簡述如下

第一條,規定了傳染病為九種:霍亂、痢疾、天花、腸傷寒、流行性腦脊髓膜炎、猩紅熱、鼠疫發疹傷寒、白喉。但是九種以外的傳染病“應按本條例施行預防法之必要時,得由(紅軍)總衛生部臨時指出”。

第二條,講部隊衛生機關認為必要時,“可指定某些紅色戰士施用清潔及消毒方法(照總衛生部公布的消毒法)”。這說明紅軍的消毒是比較規范的。

第三條,明確了在發現傳染病疫情時,除進行報告外,還應該做的工作。主要有七項,即進行健康診斷及檢驗尸體;禁止或限制集會游行;隔離部隊與外部交通;可能傳染的一切物品及食品要禁止使用或廢棄之;井泉、河邊溝渠等所有污物堆集場要新設、廢棄或停止使用;疫區內禁止游泳捕魚;實行捕鼠、滅蠅。這些措施都是可以辦到的,且有針對性,簡便易行。

第四條,規定醫生在診斷傳染病人或檢查尸體時,要將消毒方法告訴衛生員或部隊負責人照辦,并由衛生機關向鄰近部隊通報。

第五條,發現傳染病或疑似病例,一定要及時報告衛生機關。

第六條,對傳染病人住的房屋及接觸者,必須服從醫生或檢疫防疫人員的指示,進行清潔消毒。

第七條,在疫情蔓延時,部隊之間要斷絕交通,以防傳染。

第八條,必須將患傳染病者運至衛生機關。

第九條,明確了處理疫尸的要求。尸體要嚴密消毒,在24小時內成殮,埋葬于人煙稠密處三里之外,要深埋七尺以下。

第十條,為罰則,凡不執行本條例,不按衛生機關要求去辦的由衛生機關呈請首長予以相應處罰。

這十條規定,現在看雖然簡略一些,但是在我們今天難以想像的殘酷的戰爭年代,能有這樣的衛生防疫法規,確實是難能可貴的

(2004年2月25日)

紅軍根據地大力防治瘟疫

20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共產黨在軍閥割據的空隙和邊緣地區開辟了若干根據地,建立了紅色政權。這些紅色根據地地處偏僻的農村和山區,交通不便,供給困乏,衛生條件惡劣,軍隊生活十分艱苦,因而戰士發生疾疫者多有。正如毛澤東在《井網山的斗爭》一文中所講的那樣,“除糧食外,每人每天只有五分大洋的油鹽柴菜錢,還是難乎為繼,冬衣有了棉花,還缺少布,冬天還是穿兩層單衣。由于營養不良,受凍和其他原因,官兵病的很多”。而當地農村衛生情況極差,傳染病時常發生和蔓延。川陜地區的達縣盤石鄉《鄉志》中寫道:“居民不重清潔,不重衛生,每每廚廁相連,人畜共處,牛洩豬便,狗糞雞屎,惡臭撲鼻,污穢盈庭。蛇蟲蟻螻,蚊蠅鼠蚤,蛛網密布,有礙健康,妨害生命。如此之家十之八九。”

正由于上述問題,加上國民黨的圍剿和封鎖,造成根據地時疫多有發生,有時還相當嚴重。1931年2月鄂豫皖特委在一份材料中指出:“衛生問題是個嚴重問題,…現在傷病又多,疾病亦易發生,以至農村中健全的人很少。”1932年10月湘贛省委在給中央局報告中也指出:“湘贛蘇區今年的疾病也特別嚴重,主要是打擺子、爛腳、秋痢。萍鄉死了2000人以上,蓮花、攸縣、寧、萍鄉各機關的人員大部分病了,無人主持工作,損失更大。”1932年12月湘贛軍區總指揮部報告:“八軍前方只有2100人,后方醫院傷兵與爛腳者2100多人,前后方數目幾乎相等,部隊減員驚人。”這種嚴重的疫情,大大削弱了紅軍的戰斗力,嚴重危及政權建設。防治疫病問題,已經成了保衛紅色政權,將革命進行下去的一個重要任務。當時向疾疫進行斗爭的主要措施有:

第一,提高認識,加強領導。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在內務人民委員會成立了衛生局,統管全蘇區衛生工作,軍委設總軍醫處統管全軍衛生工作。各級領導對于防病工作高度重視。1929年12月,紅四軍黨代會形成加強衛生工作的決議,“軍政機關對于衛生問題,再不能像從前一樣不注意”,“衛生機關的組織應特別使之健全,辦事人要找有能力的”。1932年1月12日,臨時中央人民政府討論防疫問題,決定舉行“全蘇維埃防疫衛生運動”,第二天即1月13日《紅色中華報》發表了由項英署名的社論《大家起來做防疫的衛生運動》。社論闡述了開展防疫運動的重大意義,提出了開展這一運動的基本方法,號召各級政府要加強領導,各級衛生機關要研究防疫的方法等,展開了衛生防疫工作的群眾性運動。

第二,制訂防疫法規,使之規范化,有所依據。進行防疫立法,這是紅軍時期防疫工作的一個特色。1932年3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人民委員會以第二號訓令發布了《蘇維埃區域暫行防疫條例》。《條例》共八條,明確規定了適用于九種傳染病:霍亂(虎列拉)、赤痢、腸窒扶斯(傷寒)天花、發疹窒扶斯(斑疹傷寒)、猩紅熱、白喉、鼠疫、流行性腦脊髓膜炎。在條例中確立了疫情報告、隔離、巡視、疫患處置、尸體掩埋、飲食衛生、個人及環境衛生等法律制度,此外還提出領導者的責任以及衛生宣傳、發動群眾等各項防疫工作要求。這是我國新政權的早期防疫法規,對于規范紅軍及蘇區的防疫工作起到了較大作用。1933年中央軍委頒布了《暫定傳染病預防條例》,也規定了對上述九種傳染病的疫情報告、隔離、檢疫、消毒等制度。各根據地和軍隊對這些法規的貫徹和落實都十分重視。1932年12月18日湘贛蘇區政府對此做出決議案,要求“必須號召廣大群眾舉行衛生防疫運動,執行防疫條例,預防各種時疫發生,保障群眾的健康,這是鞏固革命戰爭不可忽視的工作”。

第三,加強防疫宣傳工作。做好宣傳工作,這是搞好防疫的一個關健,也是我黨我軍的一個好傳統和工作優勢。1933年5月頒布的《衛生運動綱領》指出,“在現時,群眾的大多數缺乏衛生常識和衛生習慣的時候,若沒有對衛生常識和過去迷信、邋遏等習慣的廣大的猛烈的宣傳鼓動與批評,定不能動員群眾做衛生工作”。要求把衛生宣傳作為“頭一件要做的事,也不是只做一次兩次就可以完了的,要靠著經常不斷的宣傳鼓動與批評”。使大家都能“明白疾病的來源,要明白衛生的方法”。當時防疫宣傳形式上也是豐富多彩的,不放過任何一個宣傳機會,如上衛生課,每五天次,納入連隊作息日程;對兒童開衛生教育課,編印衛生識字課本;每月開一次衛生晚會,用文娛節目形式推介防疫知識;在節日時組織化裝宣傳隊:搞衛生游藝會,將衛生知識溶入游藝節目;出版衛生墻報、張貼防疫標語;大量印發衛生宣傳材料。1933年8月四方面軍徐向前總指揮親自撰寫了《簡略衛生常識》,以干部必讀書刊印發,提出八項衛生注意事項,明確了對爛腳病、傷寒、痢疾、瘧疾等八種疫病的防治方法。此外還通過報刊大量刊登這方面的文字。紅軍時期的防疫宣傳工作真是搞得有聲有色。

第四,大搞群眾衛生活動,進行個人和環境大掃除。主要內容有七項:①要通光,被褥要常曬;②保持房間空氣新鮮,多開窗戶;③保持水的清潔,疏通溝渠,室內要干燥,煮飯要用活水;④煮熟飲食,禁食腐敗食物,水果要去皮洗凈再吃;⑤勤洗澡、洗衣,去污垢,免生虱子,打掃公共場所,保持室內清潔;⑥剿滅蒼蠅,開展捉蠅競賽,捉了用火燒掉;⑦隔離病人,不要與病人共用碗筷,不要人多集中一處,避免傳染。此外對戰士的理發、刷牙、洗頭足、剪指甲、行軍宿營都有具體要求。這些對于防止疫病的發生都起到明顯的作用。

第五,培訓技術骨干,采購藥物。防疫治病工作需大量的專業醫務人員,這是很重要的問題,為此各紅軍及根據地都相繼開辦了各種類型的培訓班,采取短期速成的辦法,以戰士多發傳染病為重點進行教學。當時開辦了軍醫班、看護班、調劑班、衛生員班、研究班、衛生行政人員班等。1934年川陜根據地天花流行,就有針對性地開辦了牛痘訓練班,組建了種牛痘排。為解決當時藥品十分匱乏問題,一是大量到國統區采購,紅軍每到一地也從當地購買;二是注意從敵軍手中收繳醫藥物資;三是利用山地資源,廣泛采挖中草藥,并研制中成藥,這些都在抗疫中解決了大問題。

第六,開展衛生檢查、評比和競賽。這是我軍的一個創造。在當地開展家與家、組與組、村與村、區與區之間的衛生競賽,對于優勝者送旗、登報、上紅榜和發獎品,以調動大家的積極性。衛生管理部門還經常下部隊、進村戶進行衛生檢查,批評后進,表揚先進。當時規定的檢查項目共有十二條,都是針對實際列出的必須做到的基本內容。

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使紅軍及革命根據地的衛生面貌有所改觀,防疫治病工作取得了很大進展。1933年12月,毛澤東到長岡鄉調查時,還詳細調查了防疫衛生工作的開展情況。在其寫的《長網鄉調查》專有衛生運動一節,分述該鄉開展衛生運動的辦法、工作、成績和輿論。毛澤東同志講道:“疾病是蘇區的一大仇敵,因為他減弱我們的革命力量,如長網鄉一樣,發動廣大群眾的衛生運動,減少疾病以至消滅疾病,是每個鄉蘇維埃的責任。”這說明了紅軍根據地的衛生防疫運動收到了明顯的成效。

(2004年2月24日)

川陜根據地的衛生防疫

1932年10月紅四方面軍主力進入四川北部,12月25日解放通江,1933年2月中旬在通江成立川陜省工農民主政府(亦稱川陜省蘇維埃政府),到1933年這一根據地成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第十大區域”。

然而,通江等地地瘠民貧,歷來瘟疫不斷。據1916年的統計數字,該縣因霍亂、傷寒、赤痢、痘瘡、疹熱病等八種傳染病總死亡人數為23739人,而當時全縣人口才237620人(資料見《通江縣衛生志》1988年)。又據《蜀評》第9期所披露,1925年中國濟生會特派員報告:通、南、巴三縣“連續三年災荒,顆粒無收,逃亡失所,不計其數。餓而死者十數萬”。“刻下疫癘太甚,每縣日斃數百人,多停放棺木在家,無人無力扛抬者。甚至將死尸聚集,挖萬人坑葬之。辦賑人每入一家,見其尸穢,難以調查。”1932年宣漢縣柏樹鄉流行傷寒,三分之一的人生病,因有人無錢買棺,只好用篾席稻草裹尸掩埋,有的尸骨在外,慘不忍睹(參見1962年《川北革命根據地的醫藥衛生事業》)。

在這種情況下,新生的紅色政權必須高度重視衛生防疫事業這樣才能鞏固新政權,保障軍隊的戰斗力。一位部隊負責人指出:“戰地衛生極壞,病員劇增,是個嚴重問題。如果沒有戰勝這種致病的辦法,將來死亡于槍彈者較小,病死于瘟疫者較多,這可以影響到革命戰爭的勝利。因此必須來一個大轉變。無論行軍駐軍,無論休息、作戰,無論戰士與官長,都要講衛生,實行獎勵,實行處罰。”為此紅四方面軍建立了總醫院,1933年8月召開入川后第次全軍衛生工作會議,發布衛生工作訓令,培訓招募醫護人員,大力宣傳衛生防疫知識,積極開展防治疾疫的各項工作。

主動為當地老百姓治療疫病,不僅是紅軍宗旨所要求,也是防止疫情延及軍隊的重要措施。為了解決種牛痘問題,總醫院專門成立了種痘排,除去給部隊戰士種痘、打預防針外,也為當地群眾進行預防接種。據徐立清《紅四方面軍總醫院工作的片斷回憶》一文講,1934年通、南、巴一帶時疫流行,軍民患傷寒、痢疾的極多,許多群眾死于疫痢。于是,總醫院就組織抽調人力,到疫地宣傳防疫知識,為群眾醫治疾疫搶救危重疫者,收到很好的效果,把大批患者從死亡線上挽救過來。如桑坪鄉的蘇維埃主席何九德和他弟弟、父親相繼染上疫疾。紅軍得到此訊后,立即派醫生上門治療,不僅較快治好病,還送去糧食。這在當地居民群眾中反映極好,人們紛紛傳頌紅軍為民救疾的美德。

在地方上招募聘用有經驗的中醫,以補醫務人員不足,這是紅軍在衛生防疫工作中的一條重要措施。這一點紅軍首長特別注意,川陜蘇維埃政府制定了《優待專門人才條例》。比如在紅軍總醫院初遷王坪時,醫務人員缺乏,傷寒、痢疾、瘧疾等在軍中蔓延,紅軍戰士約有十分之一的人染上時疫。在這種情況下,軍隊大力尋找延聘中醫。有一位當過“團正”的老中醫,叫楊成元,當時是鎮壓對象,逃到了深山洞中躲避。紅軍派人告訴他“只要給紅軍看好病,不再干壞事,…擔保人身安全”。楊遂來醫院,他又聯系了一些中醫,經過日夜工作,不到半個月時間,一場嚴重的時疫被控制住了。為此部隊領導還把自己的馬送給他騎,任命他為中醫部主任,他們的伙食也比較優裕。

廣泛開展衛生宣傳工作,這不僅是我黨我軍的一大強項與優勢,而且也是紅軍整個衛生工作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這項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效果十分顯著,在某種程度上,彌補了醫藥的匱乏與緊缺。其中宣傳衛生防疫工作的重要性、普及衛生防病知識,是主要內容。有的部隊領導親自撰寫衛生宣傳材料。如參謀長曾中生在《干部必談》23期上發表了文式的衛生知識文章。文中講:“衣服要常洗,被巾要常曬,洗頭洗臉洗腳洗身,時時不要懈。”“飲水要干凈,食物要清鮮,還要想盡辦法對付蚊子和蒼蠅。”

此外各地還根據川陜省委宣傳部和省蘇維埃政府印發的《般衛生常識》(要點),編印許多衛生防疫宣傳資料。有些地方張貼了許多標語,當時廣元各場鎮普遍貼有“愛清潔,講衛生!”“實行衛生,強健身體!”的標語,甚至把“破除迷信,講究衛生!”“不喝生水,預防疾病”等標語口號鑿刻在山中巖石上,使人遠遠就看得到,收到很好的宣傳效果。

在《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文獻選編》中,收錄了當年的《一般衛生常識》(要點),今天看來也是很有特色的。這個簡要小冊子寫得很有針對和通俗實用性。共分為七項。(一)健康法。共列有18項健康之法,十分具體和可操作。(二)空氣的用處。“人幾分鐘不得空氣便要立刻送命”,“夏天睡覺要打開窗子”,“房子要寬敞一點、窗子要多一點,尤其是(要)流動的新鮮空氣”。(三)公共地方的衛生。提出垃圾、污水、糞便處理和食品及個人衛生習慣等7項要求。(四)曬太陽有什么好。陽光可以殺菌、健身,“要經常曬太陽才好”。(五)防備生病的妙法。介紹了7項“妙法”:勤洗、勤換、爬山、潔食、通便、起居有序、精神振作。(六)飲食。“宜新鮮、清潔、食適”,“勿多食”。(七)衛生的好習慣。如不要用手掏“耳、鼻、目、口”和用手抓膚癢等。試想,在當年那樣艱苦惡劣的條件下,還能要求做到上述事項,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啊。今天的衛生條件比之不知要優越多少倍,我們是沒有任何理由不搞好衛生防疫工作的,各級政府是沒有任何理由做不好此項工作的。

(2004年3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