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荊永鳴認識是在1994年5月。當時我在阿魯科爾沁旗政協工作，到赤峰市參加赤峰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住在昭烏達路上的民族旅社(現在的民族賓館)，會議結束那天，晚飯前我到市文聯接待室看望我在內蒙古師范大學文學研究班的同學、時任市文聯副主席的高曉力，那一屆文研班赤峰市只有我們兩個人。屋子里坐著幾個基層來參加會議的作者，他們正在熱烈地說著什么。我以為是在開會，想退出去，高曉力熱情地讓我進屋，并向幾個人介紹我是他的同學,叫什么名字，在哪里工作，是來參加會議的；同時介紹了幾個作者，也是來參加會議的，正在閑聊，其中就有荊永鳴。

我是個內向的人，在人多的場合，喜歡安靜地坐在一邊，聽別人說話。屋子里人多，我就拘謹地坐在一邊，聽他們說話；荊永鳴看出了我的心態，說咱們雖然沒見過面，相互了解，我看過《小說月報》轉載過你的小說《轆轤鄉》，寫得不錯。他這么一說，我感覺和他的關系拉近了，心情放松了。我說看過你發表的小說，都是寫礦山生活，風格坦誠，表達濃郁的親情，就此我知道你是平莊礦務局的作者。我說話的時候，心里暗自驚奇，他可真英俊，特別是兩只眼睛，特殊地明亮，念書時學過炯炯有神這個詞，不知道怎么解釋，見了荊永鳴，才知道這個詞是什么意思。他愛說，幾個人都聽他說，他說創作得有生活，隨時隨地進行觀察，比如他乘坐班車都在觀察。他講了一個在班車上和一個農村婦女對話過程，大家聽得興趣兒盎然。

他給我的印象，性格比較樂觀，對人比較真誠。

第二次見面是1994年的秋天，《草原》雜志社的副主編白雪林到赤峰市采寫報告文學和組稿。我當時正從阿魯科爾沁旗往赤峰日報社調動，因為手續沒辦理完，在《作文報》借調當編輯，白雪林到《作文報》找到我，說是想到赤峰的幾個大型企業采訪，和分管的副市長李雙臨聯系，總是聯系不上，不是開會就是下鄉，他知道我和李雙臨是阿魯科爾沁旗的老鄉，都是《草原》雜志的作者，關系密切，讓我幫助聯系。我給李雙臨打了電話，領著白雪林到市政府李雙臨的辦公室，白雪林說了來赤峰的目的，李雙臨讓市政府辦公室給五家企業開了采訪的介紹信，其中有位于平莊的“草原興發”。

我陪著白雪林到了平莊，在礦務局接待室打電話時，旁邊一個作者聽說是《草原》雜志副主編來了，就給荊永鳴打電話，工夫不大，來了一幫作者，荊永鳴熱情地握著白雪林和我的手，那種坦誠勁溢于言表。

在平莊采訪的那幾天，荊永鳴，徐占夫，劉欣生，趙文凱，張玉國(麥沙)等作者工作都很忙，白天我們到企業采訪，他們去上班，晚上吃飯的時候他們就過來。陪我們吃飯的過程中，他們特別熱情，介紹當地的風土人情，文學創作隊伍狀況，創作上取得的成績，還說起和北京煤礦行業作家的關系，荊永鳴特別提到“北京二劉”(劉恒，劉慶邦)中的劉慶邦，表露著對劉慶邦的尊重；他們詢問白雪林采訪的情況，積極地幫助聯系企業，協助白雪林完成采訪任務。晚上他們組織舞會，唱歌，跳舞。我感受到，平莊礦務局的作者和其他地方的作者有很大的不同，他們對人特別坦誠，說話辦事毫無保留，真心實意對待客人，這種坦誠不摻雜一點客套、禮節和虛假，是發自內心的。

我對此好奇，也是因為寫作的需要，想探明究竟，私下向荊永鳴請教。

荊永鳴問我，別處的人不這樣坦誠嗎？

我說別處的人對人也坦誠，但是常常感覺有客氣的成分，或者出于禮節，你們沒有這種成份，向客人敞開心胸，真誠地坦誠。

荊永鳴說，這是一種文化，和這里的地域及人們從事的職業有關。這里是出產煤地方，下井挖煤的人，下到地下深處，等于把腦袋別在了褲腰上，下去了，是不是能上來，不好說；雖然多少年不會遇到一起事故，遇到一起就危及生命，今天活著，明天也許就不在了。這種職業和這種心態就造成了人們有一種無私的心態，真誠地對待世界，坦誠地對待人生。雖然管理人員不下井，可是，他們和下井的人息息相關，命運相連，心態也就和下井的人一個樣。

聽了他這番話，我心靈受到了震動，我看到了一個全新的世界，心靈得到了凈化。

荊永鳴編輯著礦務局的文學刊物《黑海潮》，他請我為他的雜志寫點兒文章，支持一下他。我當時就答應了。回到赤峰后，我寫了短篇小說《轆轤縣》，那時候稿件都是寫在格紙上，寄給了荊永鳴，他發表在《黑海潮》1995年1期的頭條。過了一段時間，我給荊永鳴打電話。問這篇小說在別的雜志上還可以發表嗎？他說，《黑海潮》是內部刊物，不算是正式發表，可以在別的雜志上發表。我把《轆轤縣》寄給了黑龍江省的《北方文學》，《北方文學》發表在1997年10期。

第三次和荊永鳴見面是1999年5月份。我們共同到呼和浩特參加內蒙古自治區第二次青年文學創作會議。會議的間隙，我們赤峰去的幾個作者喜歡湊到一起，坐在屋子里閑聊，或者到街道上散步。談論的內容大多是文學創作，討論全自治區的文學創作情況，交流創作體會。在大街上散步，邊走邊說，荊永鳴是主講，內容大多是他見過的趣事，或者學某個作者的說話方式，引得我們哈哈哈大笑。有他在場，氣氛特別的活躍。

后來聽說他到北京辦事處工作，開了飯館，經營賓館，但是，并沒有扔掉文學創作。我在《北京文學》和《小說選刊》等刊物上讀過他的《外地人》《北京時間》《北京候鳥》等系列小說。他發表在人民文學上的小說《大聲呼吸》我認真地讀了幾遍，感受到了他在文學創作上的巨大進步，特別是對文字的把控、文學的感覺和藝術省悟上，都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聽到永鳴去世的消息，我感到很突然，心情非常悲痛，祝永鳴一路走好！